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全國各地的景區，似乎都逃不過“人從眾”模式。
新起之秀淄博憑借“燒烤”和“185帥哥”備受關註，而老牌景區們也不落下風。自《有風的地方》大火後，大理的熱度一直居高不下，五一更是“人上加人”，據大理文旅數據，五一前三天，大理遊客接待量超過200萬人次，同比增長363%。
社交平臺上，隨處可見“舍不得走”和“想留下來”的聲音，但已經在大理生活瞭一段時間的人，卻並沒有太多不舍。
阿琬說，離開大理，是一件可以“說走就走”的事兒。
2020年，“在傢憋壞瞭”的她隻考慮瞭一天，就決定和愛人帶著孩子到大理旅居。離開時，阿琬同樣果斷，“當時租的院子花瞭很多心思裝修，租期還有幾個月，但也無所謂瞭。和朋友們辦瞭告別party後，我們收拾好東西，叫瞭一輛貨車，就搬回瞭深圳。”
作為所謂的“避世天堂”，大理似乎意味著松弛、自在與陽光。隻是，短暫地休憩後，阿琬還是決定，重新撿起過去的生活。
“在大理接觸到很多傢長，有些人可能每天泡泡咖啡館、看看雲就會很開心，但我和愛人才30多歲，打算再拼一拼工作和夢想。”
大理從不缺阿琬這樣的旅居者，有人選擇離開，自然也會有人滿懷期待地前來。不過，那些在大城市需要面對的問題，在大理依舊逃不過。
“還不錯的選項”
對當下的生活不那麼滿意時，人們會將理想寄托到一個看似觸手可及的別處——大理，聽上去是還不錯的選項。
早在2010年，還在讀大二的小海和幾位同學一起去瞭大理、麗江和瀘沽湖，“感覺很不錯”。
畢業後，設計專業的他入職瞭一傢廣告公司，進入“加班重災區”。他的工作節奏非常快，最忙的時候，連續工作兩個月，一天也不得喘息。
所在城市的天氣也不好，經常霧蒙蒙的，夏季更是火上澆油，“炙熱，又沒有藍天，就是那種惶惶的熱，讓人感覺很壓抑。”
“工作的意義是什麼？我的理想能不能實現？”
疑問湧上小海的心頭，但他卻想不出答案。一年後，小海在生活的夾縫中等來年假，再次前往“難忘”的大理。
2015年，在蒼山桃溪谷遠眺大理壩子和洱海景觀|受訪者供圖
彼時，“逃離北上廣”是熱門話題，黃渤和徐崢主演的《心花路放》在大理取景，利好因素滋養著大理的旅遊業。
那年，“民宿”的概念尚未傳播開來，人們更常使用的是“客棧”。小海算瞭筆賬，“我們住的那傢，房費小300塊，10間房住瞭8間，每天收入兩千多，一個月就是6萬。老板說年租金隻要3萬。”
2014年，覺得“工作沒勁透瞭”的小海，產生瞭在大理開店賺錢的念頭。
建築設計師史倫第一次前往大理，比小海晚瞭八年。
他自稱“遊牧民族”，是一名獨立建築師，先後在北京和上海工作，也曾環球旅行過。
無論在哪裡，史倫都維持著大致相同的生活節奏，“比如在上海，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下樓到種滿梧桐樹的馬路上跑一大圈，結束運動後回工作室創作。”
從史倫的工作室往外看，是藍天紅瓦|受訪者供圖
彼時，他租的房子正在裝修外立面，從早到晚不間斷施工，噪音很大，而創作需要安靜的環境。“我當時想先找個地方待著，至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然後集中地寫東西，畫畫。”
曾在上海從事品牌營銷工作的星星，時間安排不能像史倫一樣自由。
她在上海生活瞭四年，工作節奏“蠻快的”，“一個項目緊跟一個項目，每天和同事合作處理很多事。工作雖然是早九晚六，下班後依然需要on call（隨時待命）”。星星隻能“擠時間”豐富生活。
下班後，她抓緊時間喝酒看展，聽爵士和脫口秀，訓練自由潛……短途出行更是宛如當下火熱的“特種兵式旅遊”，周五下班出發， 周日就匆匆趕回上海。
星星和大理打過三四次照面，覺得那裡“天氣好，綠植豐富，有海有山，還有熱鬧的集市和嬉皮士”。
2022年春天，獨居的她度過瞭“無人對話”的三個月，突然意識到，“現在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想通後，星星到一直向往的新疆旅居瞭兩個月，但又覺得“條件還是太苦”。某一天，她突然想到，大理可能會舒服些。
2022年，星星在新疆旅居|受訪者供圖
2022年9月，史倫和星星不約而同地決定，前往大理。
“過另一種生活”
一到大理，史倫就住進瞭朋友推薦的院子，“挺舒服的”。
院子主人租下這棟月租不到3500元的400平三層小樓，佛系經營，隻招待有緣的朋友。此後的兩個月，史倫就在這兒“駐紮”。
兩個月裡，史倫要完成一本為建築愛好者而寫的書。每天，他勤勉地工作，有時候因過於專註錯過飯點，幹脆就把午飯時間推遲到下午三點。
院子裡的鄰居們來自天南海北。潮汕人做海鮮鍋，貴州媽媽做貴州菜，北方人做炸醬面，史倫能吃到全國各地的口味。
鄰居們來來去去，新人搬進來，會帶來新的話題、新的事情和新的內容，“永遠層出不窮”。
史倫和鄰居們在大理旅居的院子中|受訪者供圖
不忙的時候，史倫會和鄰居們一起踢毽子，圍著篝火跳舞，看電影。如果忙起來，他就在樓上畫畫，偶爾起身為樓下跳舞的人鼓掌。“有一對鄰居也是設計師，我們經常一起辦公，互相買早餐和水果。”
在史倫看來，良好的社群氛圍非常難得，他因此感受到瞭強烈的歸屬感。鄰居們有時候會徹夜長談，在客廳裡聊嗨瞭，會站到凳子上去。
特定職業的鄰居也會為社群提供生活的養分，有心理學背景的室友，能為鄰居們提供心理咨詢，“有問題直接去問，他會開導我們，包括婚戀觀、價值觀什麼的，我們也會一起探討”。
人到大理，星星發現，上海一個月的房租，抵得上大理三個月。
前半個月，星星“像個小孩一樣，從頭學習如何放松”，“去感興趣的咖啡館打卡，看哪傢更適合辦公，和朋友去周邊爬山吹風，而不是像遊客一樣急匆匆地趕行程。和本地人去趕集，見到瞭許多奇奇怪怪的特產。”
星星在大理和本地人一起趕集|受訪者供圖
休息夠瞭，星星繼續忙起來。在上海工作時，她和朋友運營著一傢旅行公司，如今辭去工作，她正好把運營公司變成主業。
當地理位置不再是工作的必要條件，工作時就需要具備很強的執行力和自律性。星星說，不論是在上海醒來，還是在大理醒來，她都很清楚地知道今天要做什麼。她也對本地的資源充滿探索欲，好讓自己的旅行團隊有更多與眾不同的路線和體驗。
在大理，星星的時間分配更加自如。從飽滿的睡眠中醒來，她會“非常有活力”地開始工作。星星形容自己有一個“工作開關”，開關打開，馬上進入到高密度的工作中，想休息時，就把工作交給交給團隊，“自己玩兒去瞭”。
她會去沒有信號的原始森林徒步拍攝，突然去山頂吹風，或者和專業探險隊攀爬地下上億年的溶洞等。
旅居的四個月，增加瞭她對大理的瞭解，豐富的天然物產，吸引瞭很多素食主義者。更多的是數字遊民，各種職業的旅居者滿足瞭她的社交需求；少數民族文化則提供瞭“水瓶座天然需要的、源源不斷的新鮮感”。
不同於“體驗生活”的史倫與星星，小海對大理有著更高的期待。
“當時洱海客棧的客群非常優質，願意花每晚600-1500元的價格來過周末，這基本上是城市裡五星級酒店的住宿費用。”2014年，小海辭掉瞭重慶的工作，準備到大理開民宿。
2015年3月，大理社區舉辦的《天問詩歌藝術節》現場|受訪者供圖
在大理安頓下來後，小海到朋友的客棧做義工，不忙的時候，他騎著電動車沿洱海物色適合做客棧的房子。
這是一個“註定無法輕松”的過程，為瞭找到合適的場地，小海和當地人一輪又一輪地切磋，考慮房租貴不貴、有沒有產權、地基穩不穩、裝修後汽車是否方便出入。等到敲定好瞭場地，他已經成瞭朋友客棧的店長。
彼時，小海被創業浪潮裹挾，想通過做生意來賺錢，“而且時間相對可控”，但故事的走向，和他的計劃背道而馳。
2015年，洱海整治已有苗頭，小海花瞭很長時間，準備合法合規開客棧的手續。兩年後的3月，客棧還沒裝修完，他等來瞭《關於開展洱海流域水生態保護區核心區餐飲客棧服務業專項整治的通告》，“洱海100米以內，2000多傢客棧全部關停。”
關停之前，旅遊業上揚的態勢，讓大理的物業租金以一個月三分之一的速度上漲。詩人、作傢、民謠歌手、明星紛紛來到瞭大理，在這裡舉行詩歌節，開畫廊，辦市集，“你想一想，那個時候市集是一個多麼新鮮、多麼前衛的業態。”
“非常多元，它們就像一個泡泡一樣，吹吹吹，到2017年的時候就破掉瞭。”小海感慨。
彼時的他，看得到洱海，卻看不到自己作為客棧老板的未來。
“沒有烏托邦”
盡管迎來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大理，並不是可以永久居住的理想國。
2017年5月，小海決定離開，他不知道洱海的整治要持續多久，“如果客棧永久關停，以後可能就沒有緣分回來瞭”。
2017年，拆除中的海邊民宿|受訪者供圖
他沒有退掉在大理租的房間，床上還鋪著被子，窗外是一片稻田，仿佛下周就要回來一樣。
小海去瞭北京工作。帶著大理留下的“傷疤”，他深深感到，“效率是很珍貴的東西。”他開始“盡可能接著地氣去做一些事情，而不像從前那般理想主義，對要做的事情投入太多感情”。
阿琬同樣對效率二字感受頗深。
她此前在深圳生活，更習慣快速確認工作需求，“工作做完瞭，我們再聊天交朋友”。而大理的人們，保持著緩慢且松弛的節奏。
她印象最深的是，籌備親子營活動時，去和農場主人談合作。阿琬剛落座，對方就熱情地邀請她來杯手沖咖啡，“從磨豆子開始，二十分鐘過去瞭，我們還沒切入正題”。
阿琬很理解這種生活方式，但手頭有事要忙的時候，難免覺得效率有點低。2021年春天，她和愛人到惠州籌備農場，重新找回瞭“工作”的效率感。
史倫離開大理，同樣是因為工作。
他接下香港的建築設計項目，帶著業主的設計需求借道倫敦，逛畫廊，看設計展，汲取創作靈感。
史倫在旅居的院子裡和小狗玩耍|受訪者供圖
盡管很喜歡大理的氛圍，但史倫覺得，沒有什麼是大理特供，“世界給我們的都是一樣的，關鍵在於自己的內心。”
在他看來，生活在別處要面對的問題，在大理依舊逃不過。一日三餐和日常開銷，依舊是必須考慮的問題，“而且很多朋友的工作強度，不比北上廣的上班族們低，熬夜也很常見，隻是相對更隨性一些。”
“這幾年，有些媒體報道和藝術作品，過度地理想化瞭大理，實際上，它就是一個普通的城市而已。”史倫補充，“所謂的烏托邦根本不存在。”
去年年底，星星結束瞭四個月的大理旅居，回傢過春節。今年，工作重心轉移到昆明，她順勢在昆明落腳。
“很多旅居認識的朋友說，旅居一段時間後，會沒有安全感，因為社交圈在流動，住所也不固定，很難有歸屬感和長期的情感關系。在大理，你不走，但朋友和戀人可能會離開，時間一長，很多人受不瞭，就會選擇回傢。”
星星在大理，讓人想起電影《勇敢的心》中的吶喊：“Freedom！”|受訪者供圖
如今，星星安全感的來源就是自己，自己在哪裡，哪裡就是傢。當她擁有瞭極其穩定的核心，什麼樣的“風”，都吹不倒她。
關於離開，小海有更仔細的觀察。
他分析，一部分年輕人遷居到大理，但到瞭孩子學齡階段，會發現當地的教育資源不夠優質，而上瞭年紀的旅居者，則有可能因為醫療問題，選擇回到大城市。
原計劃“住到孩子上小學”的阿琬坦言，兒子小小星的教育問題，是一傢人提前離開的原因之一。
彼時，小小星喜歡的幾位老師，半年內相繼離職。阿琬和愛人覺得，學校待遇不好，自然留不住人，提出給老師漲薪，但卻沒能得到社區夥伴們的支持，“大傢覺得老師有愛就好瞭，但我們認為，經濟基礎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原定兩周一次的戶外課，兩個月隻上瞭一次。學校活動準備得也很倉促，和我想象中有不小的差距”。
加之看瞭幾個月雲和海，阿琬對大理不再好奇，她想，或許是時候離開瞭。
阿琬的小紅書賬號，記錄瞭一傢人的足跡|截圖
在大理紮紮實實住瞭兩年後，小海同樣對風花雪月的生活祛魅。他的語氣冷靜，“大理看起來好玩，有很多人，其實圈子非常小，時間久瞭，也會覺得無趣。”
在他看來，三四十歲的人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虛無。
“一兩年還好，你真的能頂住三五年嗎？而且大理賺錢的機會不多，開店也不賺錢，最後發現，可能還是大城市好點。”
更重要的是，“人需要社會的認可，如果這裡提供不瞭成就感，也會產生問題。”
換言之，人們為瞭逃避在大城市需要面對的問題來到大理，但大理最終也會為他們提出新的問題。
他那“命運多舛”的民宿，在兩年多的停業整頓後，於2019年10月重新開業，卻又在12月陷入另一場集體的命運。
好在，進入2023年，“報復性出遊”熱疊加《去有風的地方》爆火，民宿終於迎來新一批遊客和旅居者。今年一月一直到五一假期，大理的客流都比較飽和。
2022年7月，大理居民在洱海邊的草地放松休閑|受訪者供圖
而小海習慣瞭人來人往：
“經歷瞭成百上千年的歷史，人類的訴求基本沒怎麼變過，大傢的成長和思考路徑也都很類似。吃飽穿暖之後想擁有生活，但經歷過去三年，發現生活受到瞭限制，可能又想踏踏實實過日子。來大理的年輕人，也會前往下一個目的地，可能是來處，也可能是下一個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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