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高孜然 編輯｜周褶褶
2022年8月，從英國人類學碩士畢業一年後，我初到新加坡，盤算著安身立命。於是，在那個隻能塞下一張床的蝸居裡，我一周猛投瞭近50份簡歷。可那些簡歷要麼石沉大海，要麼在HR的簡單溝通後再無下文：“ah你不是本地人？抱歉lah。”
一天，我和國內朋友視頻，對方看到昏暗燈光裡唉聲嘆氣的我，提醒道：要不你關註下國際組織？那裡是傷心文科生的收容所。
我看瞭看紗窗上趴著的小壁虎，打開瞭腦海裡浮現出的第一個國際組織的官網：WWF，世界自然基金會，一個動物保護組織。沒錯，就是logo上有熊貓的那個。
真巧，它的Education and Outreach（教育與外聯）部門正在招實習生，工作內容主要是協助運營社交媒體，做簡單的數據分析，還有機會到戶外接觸不同的動物。我的心跳當時就漏瞭一拍——這不就是我的“夢中情工”嗎？
再看工作要求：
1. 有運營社交媒體的經驗，
2. 學過數據分析，
3. 會包括英文在內的兩門語言，
4. 最好是動物學專業。
那一刻，我覺得我就算是個蘿卜，這個崗位也是專門用來栽我的坑。為瞭保證專業匹配度，我一口氣寫瞭一封三頁長的cover letter，強詞奪理地解釋：雖然我學的是人類學不是動物學，但人類是動物的一種，所以人類學是動物學的一個分支，四舍五入就是動物學。
而後，我又在給HR的郵件裡激情闡述：我十分擅長和動物相處，中國河北老傢的流浪貓狗都被我喂得白白胖胖。
就這樣，我投出瞭簡歷。
好消息，我獲得瞭面試機會。壞消息，面試被安排到瞭10月。我憂心忡忡地玩耍瞭兩個月，終於熬到瞭面試這一天。
這是場在線面試，隔著屏幕，我第一次見到瞭未來的manager，他是個印度人，名字叫Kaustubh。我向他坦白，面試前的十分鐘，我一直在跟著油管學習他名字的正確讀音，但尚未學會。他表示理解，說，“叫我Kaus就行”。
平心而論，Kaus給我的第一印象十分不好：他的頭像是張照片，是他抱著大口徑獵槍，對著鏡頭邪魅一笑，槍口還在瞄準著什麼。
咋，動物保護組織的人還打獵啊？
但Kaus對我的簡歷和表現都十分滿意：“就你瞭，收拾收拾來上班吧！”他開始介紹辦公室環境很好，空調很足，高級咖啡機雖然經常壞掉但他能修好，還有兩位同事每天帶著小狗上班，我可以隨時去摸摸它們。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職位當初收到瞭近百份簡歷，而我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我提到個人小紅書賬號有幾千粉絲，幾萬點贊，和幾十萬瀏覽。同事們對著我驚呼不可思議，可能是因為在新加坡這個常住人口隻有五百萬的地方，幾十萬瀏覽量聽起來相當瞭不起。
他們不知道，在中國，別說頭部瞭，我連個後腳跟博主都不算。
不過anyway，我拿到offer，準備好大幹一場啦。
從傢到公司需要40分鐘，謹慎起見，第一天上班我提前一個半小時就出門瞭。穿過熙熙攘攘的街區，高樓逐漸變少，植物越來越多。跟著地圖，我拐入一條滿是參天大樹的小路，喘氣爬坡。辦公室就在坡頂上——一棟被小樹林環繞，隻有三層的白色小樓。
Kaus出來接我，現實裡的他比視頻裡更黑更壯，一看就是常年浪跡戶外。想起他的頭像照片，我參考泥人張的格式給他起瞭個綽號：獵人Kaus。
到瞭工位，同事們自我介紹一番，我驚訝地發現，在這個八人的部門裡，有兩位印度人，四位馬來人，一位新加坡華人……我是唯一一個中國人。
本就是社恐i人的我更緊張瞭。
中午，大傢邀請我一起吃飯。他們邊吃邊聊，仿佛開瞭二倍速，獨特的新加坡口音夾帶著當地特有的英文詞匯，我聽得一頭霧水，隻能像個傻子一樣假笑，附和著說對對對。
為瞭尋求安慰，我開始滿辦公樓找小狗。小柯基雖然名叫Shy（羞羞），實際是個小社牛，看到我就瘋狂搖尾巴。但當我起身想去摸摸另外一隻小狗——它人高狗大，威風凜凜，一身黑色的毛發油光嶄亮——剛伸出手，它就嘆瞭口氣，轉頭望向窗外。
得，連狗都不讓我摸。
擼完小狗回到工位，Kaus和他做好的咖啡已經在等我瞭。他跟我遞瞭個神秘的眼色。幾分鐘後，我收到瞭來自他一封名為“light reading with coffee”（伴咖啡的輕松閱讀）的郵件。
猶豫瞭一下，打開郵件，是一條網盤鏈接。再打開：
裡面靜靜躺著厚達五六百頁的PPT，以及共計將近八小時的野生動物教學視頻。
原來當時，Kaus正悶頭做著一件大事：他想開發一款智能app來識別、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
說到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我的第一反應是可可西裡的動物保護者，他們孤獨地馳騁在廣闊浩瀚的無人區，守護著藏羚羊。在我心裡，這是個危險、高尚、但離我十分遙遠的工作。沒想到Kaus竟想把它做得這麼傢常？
我突然對他升起幾分敬意，我猜他也許並不是個獵人，而是個臥底在獵人中的動物保護者……
但這份敬意很快就被繁重的任務瓦解瞭——我需要日復一日對著電腦上形形色色的象牙商品打勾或畫叉，根據它的“史垂格線”，人肉判斷它到底是不是真象牙……每天勾勾叉叉大概幾百張。
這個項目的組織架構是這樣：
在我上遊，是近百名無私奉獻的愛心志願者，他們在互聯網的犄角旮旯裡尋找著象牙商品的痕跡，源源不斷地向我們提供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象牙圖片；
我的下遊，是數十號算法精英，他們摩拳擦掌地等待分好類的象牙圖片，準備用最尖端的技術和最強大的算力來開發最先進的象牙識別工具；
而夾在中遊的我，是人肉標記數據的高科技燃油渣，承擔瞭最崩潰的使命——在WWF第一個月的絕大多數時間，我保持每天至少7個小時以上的伏案工作，頸椎病都更嚴重瞭，我時不時想起新聞裡那些拿著12塊人民幣的時薪，為ChatGPT累死累活標記數據的肯尼亞民工。
工作的時光裡，要麼我一個人對著電腦亡命標記，要麼和Kaus搬著小板凳，對照著幾千行幾十列的巨型excel，用超大屏幕十倍放大商傢圖片，激烈討論網上象牙的真偽。
有一次，其他人早已下班回傢，我倆還在辦公室裡各自標著數據，氣氛安靜得可怕。我鼓起勇氣和他搭話：
“聽說之前愛丁堡動物園經費緊張，為瞭更好地照顧遠道而來的兩隻大熊貓，燒錢給它們買竹子，隻好割愛開除原住民長頸鹿一傢子，把它們發配去瞭各地不同的動物園。結果明年大熊貓要回中國瞭，動物園又扭頭把長頸鹿給返聘回來。沒想到這年頭，連長頸鹿的工作都這麼不穩定哇。”
原以為Kaus會像我一樣聽個樂，沒想到他說：
“可憐的長頸鹿，唉。”
那時我還不知道長頸鹿是群居動物，每隻都有自己的圈子，還很喜歡社交。把長頸鹿傢族送到不同的動物園，無異於活生生拆散相親相愛一傢人。
於是，在我一番社交突圍的無效嘗試之後，氣氛不僅安靜，還尷尬瞭。
我隻能繼續埋頭標記，畢竟除瞭圖片，還有文字信息需要標記；畢竟除瞭象牙產品，還有大象皮膚制品、大象尾毛制品、穿山甲制品、海龜殼制品、海龜皮膚制品、海龜蛋、活體海龜、大貓牙齒制品、大貓爪子制品等著我標記。
標不完，根本標不完。
那段時間，我時不時為自己的工具人身份感到憤慨，也曾不止一次想過尥蹶子不幹瞭。可再一想，在我來之前，這樣的工作一直是Kaus一個人做。況且，作為團隊裡唯一的中國人，我不能讓他覺得中國人靠不住啊！我不能丟下他不管。
說實話，比起當工具人標記動物制品，我還是對活著的小動物更感興趣。
每周三下午的會上，大傢會分享一些神奇動物的故事。記得一次，一位曬得像斑馬一樣的同事聊起她研究、保護珊瑚的故事。她回憶著自己在新加坡南部海域下潛的經歷，講起珊瑚是如何無性繁殖的。大傢邊聽邊點頭，時不時插話和她討論。
而我一臉懵逼：作為“海底西藍花”的珊瑚，居然是一種動物？！
這個辦公室裡，大傢閑聊的不是傢長裡短，而是新加坡中部森林的猴子和北部水庫的鱷魚，甚至脫口而出他們的拉丁語學名——在這裡，動物都不是it（它），而是he/she（他/她）。
這群同事究竟什麼來頭？我回到傢，在領英上用無痕模式悄咪咪地搜索著他們的名字，發現無一例外，大傢都有點動物學、生態學或者環境學的背景。於是我反向海淘，從國內買瞭兩本動物科普書寄到新加坡，想趁著午休間隙“彎道超車”，盼望有朝一日能加入討論。
Kaus看出並肯定瞭我的上進心，但他說，“大自然是比課本更好的老師”。於是那天下午，埋頭標記的我至少被Kaus打斷瞭五次。每次他都帶我來到辦公樓不同的角落，透過不同的窗戶，看不同的鳥兒。
在樓道，“左數第二棵樹下邊數右邊第三根杈兒，看到沒，那是白眉黃臀鵯（Yellow-vented Bulbul）。”
在廁所門口，“地上那個一蹦一蹦的你肯定見過瞭吧！爪哇八哥（Javan Myna），模仿聲音的能力一流。”
在辦公室窗前，“遠處兩棵樹中間黑乎乎的地方，是不是有隻突兀的紅色小眼睛？應該是一隻亞洲輝瓊鳥（Asian Glossy Starling）。”
我看著Kaus看鳥時慈祥的眼神，心想，這人談起鳥兒，比談起自己老婆都溫柔，這樣的人怎麼會是壞人呢！
“嘿Amethyst，你看這裡！”他打斷瞭我。
我以為他又找到瞭什麼新鮮的小鳥兒，便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媽耶，一隻在草地上緩慢爬行的綠色大蜥蜴！
他興致勃勃地講著蜥蜴，可我完全無心聆聽。那蜥蜴吐著舌頭，舌頭不僅細長，還像叉子一樣分叉兒，在陽光下呈現出詭異的藍紫色，加上那凹凸不平的暗綠皮膚和奇怪的爬行姿勢……我看著蜥蜴，就像被灌下一口老北京豆汁兒，縮著脖子，面露痛苦。
大概是Kaus察覺出瞭我表情的扭曲，匆匆以“蜥蜴也是需要我們愛護的小動物”作結。
雖然對蜥蜴還是愛不起來，那個下午，我記住瞭不少和鳥兒相關的新名詞，之前覺得雲裡霧裡的討論也漸漸清晰豐滿瞭。
有一次，我們正在辦公室和director開著視頻會議。突然，一名同事“哇”地一聲沖瞭出去，緊接著，其他人也一一奪門而出，齊刷刷趴在走廊的窗戶上，留下我和大屏幕上的director兩臉懵逼。她急壞瞭，問我發生瞭什麼。
在我即將脫口而出“也許是地震瞭”時，一名同事突然大喊一聲：“對面樹上有一隻奧利奧！”
“哇！Amethyst你快帶我去看！”屏幕裡的director頓時大叫。
我愣瞭幾秒：什麼奧利奧上樹，餅幹成精瞭？
這時大傢已經紛紛歸來，意猶未盡地說：“鳥兒飛走瞭。”
原來，這個奧利奧不是泡牛奶的餅幹，而是黑枕黃鸝（Black-naped Oriole）。英語裡，二者發音幾乎相同，不同的是吃瞭前者會快樂到雲端，而吃瞭後者會把牢底坐穿。
大傢意猶未盡地討論著那隻奧利奧，感嘆這通體明黃的小鳥兒實在是太可愛瞭。
“有點可惜，Amethyst你沒看到。”
我嘴上說著是啊是啊，心裡卻在想：難道不是為瞭看鳥，在嚴肅的會議時刻分分鐘傾巢而出的人類更可愛嗎？
我開始期待每周三的分享會。
聽同事講述她在馬來西亞北部用GIS技術追蹤野生老虎的故事；
聽剛從巴拿馬開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第十九次締約方大會的同事分享八卦：有個鯊魚保護組織的人為瞭讓鯊魚得到大會重視，帶著一比一仿真魚翅飛來巴拿馬，結果由於魚翅過於逼真，被海關連人帶魚一同扣下，折騰一圈兒才放出來……
我不再害怕和大傢一起吃午飯。我和同事吐槽，怎麼能給社牛小柯基起名叫羞羞，然後才知道，人傢不叫Shy，而是Shai，是希伯來語“禮物”的意思。而之前一見我就搖頭的大黑狗，現在也開始朝我搖尾巴。
盡管和大傢越來越熟悉親密，我仍然對Kaus心存芥蒂。因為象牙還沒標完，我的工具人生涯尚在持續。
直到一天，一群對WWF充滿好奇的中學生來辦公樓參觀，寬敞的會議室坐得滿滿當當。Kaus作為公司代表，專門準備瞭PPT，向學生們展示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logo是隻熊貓，所以可能在你的印象裡，WWF是個動物保護組織。但實際上我們關註的問題還有可持續金融，可循環經濟等等，比如我們會指導棕櫚油制造商如何減少森林砍伐。”
奇怪的新知識又增加瞭。
“不過，保護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樣性的確是我們的核心任務之一。我們的團隊現在就在開發一款能夠識別野生動物商品的app。”
這可能是我第十次聽Kaus安利這款app。同樣的內容，同樣的配方，同樣的Kaus：此刻的他像個傢長，在酒席上介紹自己期末滿分的孩子，一臉驕傲。
“你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為什麼要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呢？”
嗯？這一段我還真沒聽過。
“‘要保護野生動物’這樣的說辭你們應該從小就聽瞭很多遍，但那些野生動物和我們到底有什麼關系？比如說生活在非洲的大象，我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有機會去看他們。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費這麼大勁反對象牙制品？”
說到這兒，Kaus突然加快瞭語速，抬起語調：
“隻要是成年的非洲象，不論性別，幾乎都會長出象牙。象牙產品價格高，利潤大，為瞭獲取象牙，有人用槍支獵殺，有人佈下陷阱等待大象上鉤，甚至還有人會在他們的食物裡藏下爆炸裝置。
“象牙根部位於大象口腔深處，活體取牙難度極大，即便能取下，大象也會因為失血過多或者傷口感染而死。所以，幾乎所有的偷獵者都會先殺死大象，然後再取牙。”
會議廳裡鴉雀無聲。可能學生們也都像我一樣，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殘酷的現實。
Kaus深吸瞭一口氣，他的眼睛紅瞭。他吸著鼻涕說：
如果我們的app能幫助電商和網民識別象牙商品，一旦發現就立刻下架追責，讓象牙沒辦法在市場上流通，這樣就能減少受害的大象數量。想想你們小時候的動畫片，裡面有沒有大象角色？說不定，我們能幫助他們。”
我在角落裡靜靜地看著Kaus。我看過的大象角色並不多，但有一個格外可愛：米奇老鼠的寵物象波波。米奇先後從拍賣會和壞人手裡解救瞭波波，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母親，早日回歸自然。
那時的波波還是隻小象寶寶，還沒長出象牙。可等他長大的那一天，也會因為象牙被送上刑場，面臨滅頂之災嗎？
那一刻，我好像和Kaus、和我的工作合解瞭。我不再覺得我是個無情的人肉象牙識別器，因為我的生命突然和遠方的大象建立起瞭聯結：
我是在保護波波的象牙。
我的工作越來越得心應手。除瞭象牙標得越來越快，我開始接觸更多種類的工作：翻譯文件，制作海報，宣傳演講……雖然按朋友的話說，還是沒完全“脫離工具人范疇”，但起碼我不再單單是個錘子，還是個扳手。
我逐漸從被動的聽眾成為動物冷知識的傳播者。比如一次，我國內閨蜜換瞭個水獺頭像，她說她最近迷上瞭水獺這種“又軟又萌”的小動物，我一聽就急瞭，趕緊科普：
別被他軟萌的外表欺騙，這可是一種喜歡拉幫結派，偶爾還會使用暴力的動物，像新加坡最著名的水獺傢族是來自北方的“碧山派”和南方“濱海灣派”，他們之間還發生瞭像《教父》一樣驚心動魄的故事。
微信那頭的朋友沉默無言，沒一會兒就換掉瞭她的水獺頭像。
還有一次，兒時的好友們一起從國內飛來新加坡找我玩。出發前，她們得知在新加坡投喂猴子會面臨最高約五萬三千元人民幣的罰款，甚至可能有牢獄之災，對此深表震驚：這是不是太不猴性化瞭？
我學著Kaus曾經給我解釋時的樣子說，森林裡有充足的食物，猴子們有能力自己捕食，他們比我們更清楚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如果依賴人類的投喂，他們不僅會漸漸喪失獨立生存的能力，還可能為瞭獲取食物攻擊人類，變成“無惡不赦”的海盜……
朋友連連點頭，大概是被峨眉山上的猴子嚇過。
然而就在一切漸入佳境時，我逐漸走上正軌的實習生活在今年二月底戛然而止：因為簽證出瞭點問題，我不得不提前結束實習，離開WWF。
離職前，我發現手機裡多瞭不少辦公室附近拍攝的蜥蜴照片。我好像不怕他們瞭。
我的心態也在轉變：
入職前，我對這份工作無比向往，因為它聽起來輕松有趣，小動物軟萌可愛；
但現在，我熱愛這份工作，是因為我體會到作為人類的責任：無論外表可愛與否，動物都不應該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在正式離開前，我向Kaus提出離職後要回來做志願者，貢獻免費的勞動力。
直到那天，我才想起拿自己的ins賬號和Kaus加瞭好友。當我順手點開他的頭像大圖——原來他端著的壓根兒就不是獵槍，而是一個加加加長版的照相機。
嗨，結果我一直誤會他瞭，他不是臥底，更不是個獵人，他就是個平平無奇的攝影屆老法師。
得知我想做志願者，Kaus在開心之餘，把一份志願者協議書發到瞭我的郵箱。
足足十九頁，比我的租房合同和工作合同加起來還長，他真是個文檔控。
“這……有必要嗎？”
“嗯。保護野生動物是有一定風險的，我們需要把風險全部告知志願者。”
“之前和我打過交道的志願者都簽瞭這19頁合同？”
“是的。”
“有風險又辛苦，為啥還有那麼多志願者加入我們啊？”
“你得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好多人是真心想為建設世界做點貢獻的。”
我想到瞭為瞭研究珊瑚曬得像斑馬的同事，為瞭保護鯊魚而被關進小黑屋的同行，還有這些為瞭讓遠在非洲、八成一輩子都見不到的小象可以快樂成長而熬夜在網上收集數據的志願者們。看來世界上真的有這樣的人啊。
看我悶頭發呆，Kaus問我：“離職之後你什麼打算？”
“去動物園，看看能不能做個好飼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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