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8日，耶倫宴請數位中國女性經濟學傢，討論瞭生育、人口、房地產等話題。圖自：星島日報
編者按：
7月，美國財長耶倫訪華剛剛結束，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裡又即將到來。為何近期美國高官頻頻訪華？耶倫訪華有何具體成果？之後如何具體管控中美關系？《鳳凰大參考》對話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美國與太平洋地區研究所所長黃靖。
核心提要：
1. 關於耶倫訪華的背景，黃靖認為是美元霸權地位依賴全球化、美國通脹導致金融危機風險大增、華爾街資本力量不希望與中國“脫鉤”。而中國在制造業、貿易量、外匯、美債方面的地位，也是耶倫對華相對理性的原因。而她此訪也與中方各級領導進行瞭“實質的、深入的、建設性的”談話，總體比較成功，一個信號是本月中國購買美債方面超過前三個月總額。
2. 至於耶倫表態是否有效？會不會“說一套做一套”？黃靖表示，雖然耶倫在決策層內話語權並不高，但是耶倫應該會在其職責范圍內，盡可能落實其“對華承諾”，不會贊同對中國進行金融制裁，至少在中美金融和貿易關系層面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總體來講，美國社會的高度分裂和政治極化大大削弱瞭拜登政府政策的執行能力和意願。
3. 為什麼美國高官佈林肯、耶倫、克裡分別訪華？黃靖認為，這是各個政治利益集團博弈方式決定的。比如克裡代表的是環保利益集團的利益，這方面要和中國“合作”的需求更強烈。克裡要和中國“談好”後再回去和其他利益集團的代表討價還價，達成一個利益均衡作為決策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看，耶倫、克裡以及也要來的雷蒙多都是在“各司其職”。而佈林肯考慮問題，更多基於零和安全角度。
4. 密集訪華是否意味著中美關系將“短期解凍”？黃靖分析，中美戰略競爭的三個“基本條件”——中國持續崛起、中國堅定走自己的道路、美方不會放棄自己的“霸權”沒有改善，雙邊關系很難實質性改變。而且美方對華政策基本在用“心”而非用“腦”，被情緒左右。存在著維持霸權拒做老二的焦慮感，也有自以為幫助中國但受挫的所謂“背叛感”，還有摻雜“種族主義”和“宗教情緒”的憤怒感。
5. 未來如何管控“中美關系”？黃靖指出，當前中美兩國真正比拼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中美關系好轉必須滿足三大條件——雙方都不出現因戰略性錯誤而導致的“垮臺”；雙方都必須接受“對方的強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避免出現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對抗。如果雙方能夠在未來10到20年認識到這一點，雙方可能坐下來一起談，到時最先達成的一定是類似《佈雷頓森林協議2.0》的金融協議。
對話丨宋珂嘉
編輯丨侯逸超 李卓凡
耶倫並非“知華派”，對華理性是利益驅使
《鳳凰大參考》：美國國務卿佈林肯訪華後，耶倫緊隨其後來到中國。今年1月，耶倫曾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劉鶴在瑞士舉行長時間會談。耶倫為什麼如此急於訪華？相比其他內閣成員，耶倫對華態度為何相對理性？
2023年7月，正在訪華的美國財長耶倫行走在北京街頭。圖自：紐約時報
黃靖：耶倫並非知華派，其對華態度主要受到與她同時期中國金融和經濟界的官員和學者的影響。在耶倫進入美國決策層時，剛好碰上本世紀初第一個大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當時中美的合作讓她印象深刻，她認為可以，也應該與中國合作。
並且，耶倫所代表的是美國華爾街大資本、跨國公司、經貿團體等利益群體，他們目前關鍵的利益訴求是維護美國和全球的金融穩定，防范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在這一點上，美國現在必須尋求與中國的合作。其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美元是全球信貸貨幣，因此全球的投資、貿易儲備以至借貸，都以美元為主。而美債是世界債務中的源本性抵押品，也就是說，美債可以作為最原始和最基本的一種抵押品來進行交易。在這種情況下，美元霸權根本離不開全球化。試想一下，如果沒有經濟全球化，如果支撐全球化的全球貿易和供應鏈停頓，美元霸權又從何談起？
華爾街被稱為三分之一英裡的“金融帝國”
第二，美國國內通脹高企，再一次金融危機風險大增。 主要因為近年來持續的大規模量化寬松，去年三月開始的劇烈加息縮表，以及俄烏沖突中的美元武器化。事實上，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元信用一直未得到恢復，從某種意義上來看，2008年的金融風暴從本質上來說是美元的信用危機，耶倫當然充分認識到這一點瞭。
第三，耶倫代表的是美國大資本的利益。 美國是全世界為數不多的幾個沒有中央銀行的國傢，美聯儲並非中央銀行，而是美國各銀行的“協會”，由美國政府授權主管貨幣發行和制定利率等事務，因此其主席由總統提名國會批準。耶倫曾任美聯儲主席，現在又擔任財長。美國財政部最大的責任之一，就是對美聯儲提供指導性意見並發行債券。
從這個意義上看，美國財政部也是一個全球性的金融管理部門，這就與華爾街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華爾街的大資本力量是反對“去全球化”、反對“與中國脫鉤”的。因為在1991年冷戰結束、全世界的政治藩籬被清除之後，美國大資本迅速“全球化”，從全球各個市場獲得巨額收益。換言之，美國華爾街的資本力量是全球化過程中最大的獲利者，因此他們完全反對去全球化，更不希望“脫鉤”。
耶倫4月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我們使用與美元作用掛鉤的金融制裁時存在風險，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可能會破壞美元的霸權”
耶倫之所以強調與中國脫鉤“將是災難性的”，關鍵在於中國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經濟發展中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主要力量，是不可替代的。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制造業；第二，中國是包括能源在內的大宗產品的最大買傢、外匯儲備第一和目前美債的第二大持有者；第三，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目前全世界每天有60%的貿易與中國相關，而貿易的核心是（金融）支付和信貸。
根據WTO、世界銀行等相關數據計算可知，目前全世界每天有60%的貿易與中國相關
因此，從耶倫的角度來說，維護美元霸權、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維持“全球化”的發展，都與中國有天然聯系。簡言之，她的對華理性態度，並不是僅僅因為她瞭解中國，而是由其利益決定。
耶倫訪華有用嗎？她的表態可信嗎？
《鳳凰大參考》：您認為耶倫訪華是否達成瞭上述目的？耶倫此次到訪對我們有何重要積極意義？
黃靖： 耶倫此次訪華應該是比較成功的。一方面，耶倫此次訪華與我方的各級領導官員，包括國務院總理、國務院副總理、前任副總理、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以及即將卸任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都進行瞭“實質的、深入的、建設性的”談話。
7月7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一個利好的現象是，中國在耶倫訪華的這個月（7月），購入的美債總量已經超過瞭前三個月（4、5、6月）購買美國國債的總額，目前為止已增持205億美元的國債。
對於我們而言，耶倫訪華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證實瞭中美雙方願意、也應該為維護全球金融穩定而合作。實事求是地說，維護全球金融穩定，是當今中美關系中的最大共同利益。
中國當然不希望美國又一次出現2008年的金融危機， 首先，中國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而我們目前對外貿易中的收支絕大多數依舊是美元結算的。其次，如果出現金融風暴，對於中國經濟將造成巨大打擊。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相當大的下行壓力，這些壓力出現的重要原因就是投資不暢，消費低迷，我們的國內外投資、經貿交流以及我們的一帶一路建設等，都離不開金融秩序的穩定。
《鳳凰大參考》：如您所講，耶倫受利益驅動，不斷強調美方不應也不會對中“脫鉤”，但從各方評論看，中國網民普遍對於美方的說法並不相信，您如何看待耶倫言論的“可信性”？
黃靖：拜登政府的確比較弱勢。拜登在上臺之後，我們兩國領導人多次舉行會晤，在每一次會晤結束後的通告中，最後一段都是“雙方元首督促各自團隊落實元首會晤達成的協議”，然而拜登團隊每次都無法落實。在我看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拜登政府“說一套做一套”，而是美國社會的高度分裂和政治極化大大削弱瞭拜登政府政策的執行能力和意願。目前美國的國傢認同產生嚴重分裂，導致美國產生瞭兩個勢不兩立的政治勢力，簡單來說，即共和黨和民主黨兩派，而問題就是，這兩派一直在“互相反對”，拜登政府無力管控這樣的分裂，更談不上“愈合”。
回到這個問題，雖然耶倫在決策層內話語權並不高，但是耶倫應該會在其職責范圍內，盡可能落實其“對華承諾”。耶倫曾說，中美脫鉤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其實耶倫的這句話，代表的是華爾街的大資本力量以及美國的跨國公司的所思所想。如果中美真的“經濟脫鉤”，就等於斬斷瞭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他們是一定要反對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耶倫會在實際行動上有所表示，比如在美國國債問題處理上與中國進行積極溝通，而且耶倫也不會跟隨國會的反華勢力起舞，不會贊同對中國進行金融制裁。也就是說，耶倫會在自己“管轄范圍內”，至少在中美金融和貿易關系層面，起到一定積極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耶倫與佈林肯看待問題的視角並不相同，佈林肯主要是基於安全層面的考慮。其實，美國的政策制定中，有一個巨大的矛盾，即經濟與安全利益的錯位。從耶倫代表的經濟角度來看，貿易和金融是“正和遊戲”，即雙方可以通過貿易，共同獲得利益，實現“雙贏”。但是從佈林肯代表的安全角度來看，安全問題是“零和博弈”，即一方力量的增長會對於另一方帶來嚴重“威脅和挑戰”，因此佈林肯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最大挑戰者，威脅到瞭美國霸權。
中美貿易和金融是“正和遊戲”
因此，美國現在要極力避免經濟和安全利益的直接矛盾，因此拜登政府將重點慢慢轉移到瞭“高科技問題”上，把“經濟與安全掛鉤”悄悄地轉變為“高科技與安全掛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去風險化”這個概念。
美國的“小院”，卻連“雙腳都站不下”
《鳳凰大參考》：您剛才提到，美國的“經濟問題安全化”其實是體現在對華的高科技限制問題。耶倫表示，如果實施，應該以透明方式進行。您如何看待耶倫強調的“透明、小范圍、目標明確”原則？
黃靖：拜登政府將政策重心轉移到高科技封鎖上之後，推出瞭“小院高墻”政策，即把與高科技相關的企業劃到“小院”裡面，建立高高的“墻”，嚴格限制他們的對華技術出口。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政策有一個核心的爭議點，那就是“誰在小院裡面”。據我所知，目前美國此政策推行遇到的阻礙，主要源於這個問題。
“小院高墻”要封鎖的，是美國的高科技公司，而這些公司往往是“全球化”程度最深的，因為越是高科技，全球化的程度也越高，對於全球市場的需求也越高，這樣才能實現盈利。
舉例來說，我是一個大廚，非常會做宮保雞丁。但是如果隻是在傢裡吃，無法實現盈利，因此我必須要將這道菜盡可能推向更多的餐館，才會賺更多錢，這樣才能體現出“大廚”存在的意義，提高自身的價值。
圖為美國總統拜登於2022年12月6日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P1A參觀晶圓廠時與臺積電董事長劉德音交談。圖源：路透社
這些高科技公司的盈利方式也是一樣的。具體而言，將“科技”轉變成“利潤”主要經過以下四個步驟：研發、產品轉換、規模生產、市場銷售。在這四個環節中，前三個環節都要大量投資，是“燒錢”的。唯有進入第四個環節才能還本盈利。美國的主導優勢主要在於前兩個環節，也就是“研發”和“產品轉換”，這兩個環節是純粹的投入，而且往往需要大量資本投入。與之相比，中國的優勢恰恰在於“規模生產”和“市場銷售”，也就是兩個最終將科技產品轉化為“利潤”的最關鍵步驟。
因此，美國的高科技公司都懼怕被劃入“小院”內，因為一旦被劃入，就意味著他們將喪失廣闊的中國市場，也就是巨額利潤。事實上，在大資本和大公司的壓力下，連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自己都私下說，“現在的院子小得甚至連我的雙腳都站不下”。
耶倫當然看到瞭這一點，她是一個理性派，因此她提出瞭非常理想化的“透明、小范圍、目標明確”原則。但這隻是一個理想，可以說是一廂情願。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越是高科技的東西，越需要“保密”，同時也越可能被運用於安全方面，這就決定瞭高科技的“保密”本質，這與耶倫提出的“透明”原則是矛盾的。
第二，針對“小范圍”，有“量”和“質”兩個悖論。從“質”的方面來看，高科技發展的核心是創新，這需要充分發揮個體的能量和才智，同時需要很高的風險忍耐度（高風險），科技化程度越高，對創新的要求和承擔的風險也越高。這一點，美國的體制有明顯的優勢。另一方面，高科技對於全球化程度越高，對全球市場依賴性越大，就越需要大規模量產和銷售；從“量”的方面來看，創新之後需要大規模的投資將其生產和應用，而中國的體制優勢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給予“創新”成果以更多更集中的投資。
中美關系短期難以“解凍”，但是做好三點可以有效管控
《鳳凰大參考》：耶倫強調希望中美之間增強溝通，並且繼佈林肯和耶倫之後，美國氣候變化特使約翰·克裡也將於下周訪華。美方高級官員為什麼分別到訪？
黃靖：至於分別到訪，美國的政治體制（三權分立的自由民主制）決定瞭各利益集團的博弈方式和決策程序。各利益集團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的利益需求放到決策的“桌面”上，這個步驟通常通過自己在決策圈（圈子）中的代理人來完成。
克裡代表的是環保利益集團的利益，這方面要和中國“合作”的需求/要求更強烈。克裡要和中國“談好”後再回去（在決策過程中）和其他利益集團的代表（包括耶倫）討價還價，這樣達成一個利益均衡作為決策的基礎，這個基礎也可以成為“共識”。
港媒用“重新接觸”介紹美國高官密集訪華。圖源東網
從這個意義上看，耶倫、克裡以及也要來的雷蒙多都是在“各司其職”。
《鳳凰大參考》：您認為這樣的密集訪華是否意味著中美關系可以實現“短期解凍”？
黃靖：中美關系在短期內難以有實質性改善，因為中美戰略競爭的三個“基本條件”——中國持續崛起、中國堅定走自己的道路、美方不會放棄自己的“霸權”，依舊長期存在。
同時，美方現在的對華政策基本是用“心”而非用“腦”在做。也就是說，美國的政策制定，被“情緒”左右。美國國內目前對中國的焦慮、憤怒甚至是驚恐等種種心理，主要是因為：
第一，美國自一戰後進入世界舞臺以來，沒有“做老二”的經驗。從二戰結束之後，美國就確立瞭全球“霸權地位”，因此美國人從內心無法接受成為“老二”，這也就是為什麼從克林頓開始，都強調“維持美國領導地位”。
第二，美國認為中國的發展，得益於美國的“提攜幫助”，是尼克松總統與中國開始合作，是美國為中國打開瞭通往世界的大門，幫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從而讓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但是，中國在發展壯大之後，卻沒有按照美國的設計完成“和平演變”或至少成為美國的“利益攸關者”，而是堅持“走自己的路”，對美國造成“嚴重挑戰”，由此，美國人內心生出一種“強烈的被欺騙，甚至背叛感”。
1972年尼克松訪華，周恩來總理在機場同尼克松握手
第三種情緒比較復雜，摻雜瞭“種族主義”和“宗教情緒”。一方面，美國認為工業革命隻有在西方的“白人”國傢才可以成功並引領世界發展，中國快速發展和成功讓美國的一些政客和種族主義者心裡出現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另一方面，美國社會的主流是基督教，在一些政客和“美國至上”的群體的價值觀體系裡，是否信奉上帝是判斷一個人“道德與否”的標準。然而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因此這些美國人認定中國人做事“沒有底線、不道德”。進一步講，這些美國人自詡為“上帝選民”，是世界當然的主宰。當中國的發展開始有超越美國的勢頭，這些“上帝的選民”開始惶恐不安，因為“不信教”的中國人的成功嚴重沖擊甚至瓦解瞭他們的信仰和價值觀體系。
在這樣的情況下，維護中美關系的可控性更為關鍵，佈林肯和耶倫此次訪華的積極意義也在於此。
耶倫7月6日下午抵達，當時北京剛下過陣雨，天上掛著彩虹
《鳳凰大參考》：您認為中美雙方如何實現雙邊關系的“可控性”？
黃靖： 從最根本層面來看，中美競爭是一個假象，兩國真正比拼的，是哪一方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對於中美兩國來說，最嚴峻的挑戰，都來自於國內。因此，”打鐵還需自身硬“，誰先做到這一點，誰就贏得“競爭”的優先級和主動權。美國對華政策三分法中的第一條，“投資”，就說明美國已經完全意識到瞭這個問題。
這樣看來，中美關系要想出現好轉，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第一，中美雙方都不出現因戰略性錯誤而導致的“垮臺”；第二，雙方都必須接受“對方的強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第三，避免出現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對抗。
上述第三條，是管控當今中美關系的關鍵所在。中美“競爭”不是“新冷戰”。必須註意到目前美國極力將中美“競爭”引入“冷戰”的戰略框架，這是美國正在極力打造的“場景”。
美國今天的霸權，從根本上說是兩個“成功”造就的，一個是徹底打垮瞭德日法西斯，為此不惜動用原子彈；一個是用“冷戰”打垮瞭蘇聯。而美國打垮蘇聯的核心，就是經濟力量。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在意識形態（政治）上涇渭分明，軍事上形成兩個公開對抗的聯盟（華沙條約和北約），經濟上不相往來，形成瞭兩個完全獨立的、在對立的意識形態指導下的經濟體系。這樣的“場景”，使得美國及其盟友能夠將其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擰成一股繩，最終是依靠經濟力量壓垮瞭蘇聯。
柏林墻是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對立的象征
如今，我們絕不能被美國帶節奏，被美國拖入這樣的“新冷戰”的泥沼，這也就是我們反對“脫鉤”、堅持開放、不搞對抗、也不接受美國用“競爭”定義中美關系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們能將上述三條落到實處，雙方可能會在10年2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充分認識到，原來我們可以也必須“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那時候，中美雙方就會坐在一起談。在我看來，最先，也是最可能達成共識的，一定是類似《佈雷頓森林協議2.0》的金融協議。因為在一個中美“各美其美”的世界裡，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必定是中美最重要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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