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土耳其要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需補齊自身的經濟產業結構短板，並平衡好內需和外需的關系。
土耳其自1960年代起，著手推進現代化進程，1980年代建立外向型經濟為主的模式，2013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成功跨入中高收入國傢行列。從土耳其的經濟轉型經驗來看，由外向型經濟模式轉向內生性增長型經濟，需要抓住有利時機，推動經濟改革和擴大開放，降低外債占比，創造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動能。
不過，土耳其的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國內經濟產業結構比較單一，因而在連續遭遇地緣政治等外部沖擊後，經濟逐漸演變為惡性通脹型經濟，外債占比過高，利率偏低，拖累經濟增長。雖然土耳其2021、2022年的GDP增長率分別達11%、5.6%，但通脹水平仍偏高。世界銀行近期上調土耳其於2023年和2024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分別為3.2%、4.3%。展望未來，土耳其經濟轉型壓力巨大，但仍有較大潛力和機會實現更高的發展目標。
經濟轉型路徑模式：一方面，轉向西方確立外向型經濟。土耳其橫跨亞歐大陸，兼具東西方文明特性。1960年代，土耳其推進經濟改革，1980年代確立出口導向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工業制造基礎擴大初級產品出口，另一方面開放國內市場，引進外資，轉型成效顯著。1960至2021年，土耳其GDP從約689.5億美元增至1.13萬億美元，其中1980至2021年GDP實際同比增速平均值保持在4.6%左右。盡管多次遭遇外部沖擊，其經濟增長並未中斷。但是，土耳其過去積累的經濟增長潛力卻存在下滑趨勢，主要表現為惡性通脹、高債務及貿易赤字過高等，長期困擾土耳其經濟轉型。依現階段土耳其的經濟增長水平，有望在2025年人均GDP超過1.5萬美元，邁入中高收入國傢行列，但能否躋身發達經濟體還存在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擴大開放融入全球化進程。1960年代土耳其逐步融入全球化進程，大力拓展與歐洲國傢的經貿關系。1961年土耳其成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創始會員國，1963年歐洲經濟共同體與土耳其簽署逐步建立關稅同盟的協議，1987年正式申請加入歐共體，1999年獲得歐盟候選國資格。1990年代，土耳其轉向貿易自由化，實施資本賬戶自由化，1996年土耳其與歐洲聯盟建立海關聯盟，此後約40%至50%的出口目的地為歐盟國傢，但近年出口至傳統歐洲國傢的貿易占比逐步下降。此外，土耳其積極拓展與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的經貿關系，轉向多元化貿易。2021年土耳其與俄羅斯的貿易額達300億美元，2004至2021年土耳其與中國的貿易額從34億美元增至342億美元。鑒於土耳其戰略區位特殊，預計未來在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事務扮演獨特角色。
科研投入不足 影響發展動能
轉型的經驗和教訓：其一，實現經濟轉型有賴於增強發展動能。從指標來看，土耳其的經濟轉型無疑是比較成功的，GDP總量規模躍居世界前20位，人均GDP邁入1萬美元關口，保持長期穩定增長。但是，對比其他成功跨入發達經濟體的國傢，土耳其的未來發展動能可能存在不足。從經濟結構、內生性增長以及國內需求發展來看，土耳其的制造業優勢持續增強，2021年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2%，但經濟產業結構的短板也比較突出，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支柱產業，科技研發投入嚴重不足。2022年9月，土耳其發佈2023至2025年經濟規劃，堅持低利率政策，優先考慮生產、增長和出口，爭取穩定匯率、降低通脹、實現經常賬戶盈餘。目前來看，土耳其的全面經濟改革方案並未取得完全成功，仍需加大力度，扭轉惡性通脹循環，將更多資源投入到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領域，加快發展機械制造、航空航天等傳統優勢產業，培育新的增長動能。
其二，維持貿易平衡亟需強化貿易競爭優勢。“二戰”後世界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期，土耳其抓住機會，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經濟過程中，獲得以德國為主的歐洲國傢的大量外資，推動建立現代經濟產業。另方面，土耳其積極開放國內市場，實施自由貿易政策，並在OECD、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機構援助下，搭建新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框架，支持經濟增長。但是，土耳其的開放型經濟存在結構性缺陷，出口仍以農產品、食品、紡織品、服裝等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競爭力不強，進口商品主要為能源化工、機械設備等，進出口商品價差過大，導致貿易長期處於逆差。由於經常賬戶赤字持續擴大，國際收支長期不平衡，外匯儲備積累較少。未來土耳其要推動貿易結構調整，加快扭轉貿赤，除擴大投資外，還應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加強貨幣政策改革，建立完善適應經濟可持續增長和金融穩定的經濟治理模式。
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一是對外依存度過高造成經濟內生增長動能不足。早期土耳其的經濟轉型主要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依賴外資、進出口貿易和服務業。1960至2021年土耳其的貿易額占GDP比重從5.73%增加至71.21%，第三產業占據主導地位，第三產業主要為貿易和服務業，且貿易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服務業主要依賴旅遊業。土耳其在經濟轉型中開放大量國內產業，因而外資的影響力較大。1980至2020年土耳其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存量從88億美元增至2290億美元，占GDP比重上升至22.5%。雖然外資對土耳其的經濟增長起到推動作用，但外債同時攀升，2020年達約4359億美元，2021年末土耳其的外儲占外債的比重僅為25.1%。外向型經濟的土耳其容易受到外部環境影響，短期很難擺脫外資對本國產業結構的約束，而且外債占比過高也制約經濟改革的財政資源。
通脹持續高企 貿易赤字嚴重
二是長期惡性通脹致使財政和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受限。長期以來，土耳其飽受高通脹之苦，通過各類經濟改革也未能減緩高通脹走勢，1983至2022年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平均值高達38.7%。土耳其外向型經濟模式的缺陷集中反映在高外債，雖然貿易額占GDP比重較高，但貿易競爭優勢並不突出，造成貿易赤字居高不下。長期的高通脹不僅削減瞭國民福利，增加生活成本，而且因貿易赤字擴大導致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成果被高通脹覆蓋。為應對高通脹，土耳其接連實施低利率的貨幣政策，致使土耳其貨幣大幅貶值，購買力下降，但高通脹並未得以緩解。
未來發展前景：土耳其的經濟轉型經驗表明，找到適合自身國情特色並根據不同發展階段調整經濟改革進程至關重要。1960至1980年代土耳其進行兩次比較大的經濟改革試驗，確立瞭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躋身世界前二十大經濟體之列。由於全球化競爭加劇，外向型經濟模式在早期利用經濟改革紅利能夠發揮最大化效用，但在後期卻逐漸顯示出發展劣勢。總體看，土耳其仍有增長潛力，2010至2021年間GDP增長平均值約6%左右，但能否完全實現2023至2025年經濟增長目標分別為5%、5.5%和5.5%，難度比較大。
補齊產業短板 把握科技革命
土耳其迫切要解決惡性通脹、高外債及高貿易赤字等問題，扭轉嚴重依賴低利率提供富餘流動性的傾向，防止出現金融主導經濟趨勢，而是聚焦增強制造競爭力。未來要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仍需補齊自身的經濟產業結構短板，平衡好內需和外需的關系，在強化貿易競爭力提升的同時，在新一輪科技革命、數字經濟和綠色低碳發展新潮流中抓住機會，加快推動產業升級，構建新型產業體系，擴大以制造業為基礎的貿易份額，促進外向型經濟轉型為內外兼顧的結構性改革，有效解決“高通脹、高利率、高赤字、高外債”的“四高”問題。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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