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本輪經濟周期過去，結構性通脹壓力仍在發酵，並勢將改變各國央行面臨的局面。在過去二十年間，各國央行努力將通脹推升至各自的目標水平，而自環球金融危機以來的“低通脹”時期，通縮憂慮一直主導著投資者對風險的考慮。展望未來，各國央行要避免通脹超越目標水平將更為困難。
在疫情前便有聲音質疑透過全球化提升生產力。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成熟經濟體系因供應鏈的重大轉變而享受到生產成本下降及通脹下跌的好處。現時，新興市場的貿易及科技已有進步，而可用性和基礎設施亦有所改善。這意味著制造商可以將更多復雜的生產轉移至勞動力更便宜的地區。雖然具競爭優勢的國傢之間開展環球貿易並非什麼新鮮事，但外判及（尤其是）離岸外判卻是一項重大轉變。
向低成本國傢轉移將有助不少新興市場提升環球出口份額。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在環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額日益增長，並趕上其他新興市場，做到真正融入具延展性的全球化供應鏈（或全球價值鏈）模式。
雖然已發展經濟體系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失去瞭不少工作崗位，但較低的產品價格有助提升可支配收入。受惠於全球化，環球勞動力供應大幅增加，對工資產生影響。各國政府因此進行就業市場改革，增加瞭額外靈活性。
全球化面臨挑戰
對各國央行而言，通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改善已在悄悄地影響他們。最初，政策制定者宣佈戰勝高通脹，但在不久後，他們很快便開始為通脹持續低於他們的目標而感到憂慮。他們最初透過將利率降至愈來愈低的水平應對，以致債券孳息率長期下降。
全球化的好處似乎已於新千禧年代初期達到頂峰，但近年來，新力量的出現阻礙瞭全球貿易的進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令進程逆轉，而隨之形成的新世界秩序更為全球化帶來挑戰。這促使跨國企業將海外生產回流或轉移至較近的海外地點，並將投資轉向其他風險較低的“友好”國傢，被稱為“友岸外判”。
地緣政治局勢升溫已持續一段時間。這些政治原因造成的限制迫使不少企業重新考慮甚至改變其營運計劃。此外，新冠疫情一方面凸顯出供應鏈的脆弱性，同時亦反映出將過多生產集中在某些國傢或地區的危險性。企業在風險規劃中將“不可抗力”因素納入考慮的可能性增加，並致力實現供應鏈多元化。按照經風險調整的基準，這合乎經濟原則。然而，轉移原產地、建立新工廠，甚至投資於基礎建設都將令成本和通脹上升。
俄烏沖突是政治風險重塑經濟及貿易格局的一個典型例子。俄羅斯的石油及天然氣滿足瞭歐洲絕大部分的能源需求。自2022年初俄烏沖突爆發後不久，許多歐盟成員國開始自願停止進口俄羅斯能源。到2022年夏季末，他們已開始更明確地禁止來自俄羅斯的出口。雖然部分俄羅斯能源顯然仍能通過第三方國傢進入歐洲，但歐洲正在提前規劃，與其他合作夥伴簽署長期能源貿易協議。俄羅斯已為其能源資源另覓客戶。
歐洲能源成本增拖累各行業
最終，盡管在政治層面上更容易被接受，但新的能源來源（特別是以液化天然氣（LNG）形式進口的能源）要貴得多。未來幾年，企業和傢庭住戶的能源成本都將維持更高水平。
為應對能源危機，歐洲正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早在俄烏沖突爆發前，全球各國政府便已意識到需要在淨零排放方面取得更多進展，並已在商定各種氣候變化倡議方面取得明顯進程。其中包括推出措施，借以支持專門提供潔淨能源的企業增長及提高碳基能源成本，從而鼓勵轉型，這些趨勢隻會加快。與此同時，企業亦正致力投入大量資源，以改變企業行為及淨化供應鏈。
脫碳是有望在未來幾年加快的另一結構性轉變。盡管生產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大幅下跌，但替代碳基能源的成本將令能源通脹於未來上升，繼而令制造商品、運輸、住屋能源及更多領域的成本上漲，進一步加劇通脹壓力。這不僅會產生投資相關成本，亦會令為鼓勵轉型而實施的監管成本增加。
（作者為施羅德資深歐洲經濟師及策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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