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從中國經濟基本面和金融市場體系來看,利率的調整宜避免“單邊”思維。

  中國與歐美國傢貨幣政策的“錯位”,對市場的影響日益加深。中國未來利率調整既要綜合考慮經濟潛在增速、通脹水平和產業結構,也要避免陷入長期低利率的陷阱,維持積極的投資回報,防范匯率超調風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美日發達國傢普遍處於低利率環境,陷入“低利率、低通脹和高債務、高杠桿”的困境。長期低利率雖為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赤字增長提供低成本融資環境,但依賴低利率實現增長卻催生高債務、高杠桿的風險問題,助長高債務型經濟,催生投資泡沫。而中國正處於經濟轉型期,較低的利率環境符合實體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需要,但降息並非唯一的宏觀調控手段,而是運用包括利率在內的多種貨幣政策工具。

  一、中美周期的錯位表現

  貨幣政策取向存在巨大差異。中國和歐美國傢的貨幣政策周期“錯位”持續較長時間,主因在於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處於不同位置,具體表現在兩個維度:

  一是貨幣政策價值取向具有較大差異。歐美國傢的貨幣政策調控幅度通常較大,而且節奏快,往往大起大落。統計來看,2008-2023年美聯儲、歐洲央行的資產擴張幅度分別為7.8倍和4.3倍。中國的貨幣政策始終保持穩健性,強調“以我為主”,並未追隨歐美央行的貨幣政策節奏,新冠疫情期間創設推出專項再貸款以及結構性貨幣政策,主張精準直達和精準“滴灌”實體經濟,淡化信貸規模增長目標而更加註重質效。中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並未大幅擴張,2016 年至今保持穩定增長,同比增速約2.5%左右。

  二是利率工具的運用有很大不同。美聯儲以聯邦基金利率為導向,依托準備金餘額利息(IROB)和逆回購協議工具(RRP)的發行利率等利率工具,歐洲央行以再融資利率、邊際貸款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為主。歐美央行的利率調節存在較大波動,2008、2020年美聯儲均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到0厘至0.25厘之間。相反,中國的利率調整比較穩健。近年來中國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通過靈活運用利率政策工具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包括實施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借助常備借貸便利(SLF)利率和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增強對短端資金面的調控,以及流動性調節的靈活性。

  利率調整具有較強的周期性。歐美國傢經濟落入長期低增長周期,通脹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從貨幣政策的導向來看,穩定物價是其主要目標,高通脹通常需要推高利率來提高融資成本,從而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低通脹則伴隨的是較低的利率水平。但考慮到現實經濟的復雜性,通過貨幣政策的利率工具來調控通脹僅能起到間接性作用,而通脹的發生有較多不確定性因素影響,例如新冠疫情時的供給沖擊導致的供應鏈中斷,造成物價上漲,以及大規模刺激政策後消費需求增加造成的物價上漲。

  貨幣政策雖然致力於穩定物價水平,但調整過快和過激反而會誘發通脹風險。較低的通脹和較低的利率並非最優組合,單純通過實施低利率來提振內需存在政策缺陷。中國目前的低通脹等現象客觀上反映瞭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等問題,但並不能僅依靠降息,而是著眼於通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就業以及增強消費預期等措施加以改善。

  二、利率調整的動態均衡

  一方面,正視低利率的相對積極效應。利率是資金價格的信號,無論是對實體經濟還是金融市場都會產生直接影響,因而利率政策逐漸成為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比較國際經驗,雖然歐美央行通過激進的利率調整短期內提振市場信心,註入強勁的市場流動性,但這種激進模式也造成市場恐慌情緒和不穩定預期,長期來看有較大負面效應。

  從供給的視角來看,實施低利率政策不但有助於釋放穩增長的積極信號,釋放大量的流動性,創造寬松且便宜的融資成本,進一步激發企業和居民擴大信貸需求,而且也為財政債務融資提供低成本資金,降低利息支出負擔。歐美日發達國傢正是憑借低利率政策維持經濟正增長。

  考慮到歐美日發達國傢普遍存在的高債務現象,低利率為持續不斷財政赤字增長創造瞭便利,成為財政擴張的重要誘因。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12月,日本和美國政府部門的杠桿率分別為218.3%、106.4%,比2008年同期分別上升47.2%和49%。前期受益於低利率政策,日本和美國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得以維系,但鑒於美聯儲仍維持較長時間的高利率,而且日本的利率逐步上行,2024年7月日本央行將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目標從0厘至0.1厘左右上調至0.25厘左右,為解除負利率政策以來首次加息。

  隨著利率走高,財政債務融資成本抬升,財政赤字貨幣化能否持續還有待觀察。辯證來看,降低利率對促進房地產市場穩健運行具有正面效應,反映在居民端即有助於降低房貸利率水平,滿足居民基本住房以及改善住房等需求。截至2024年6月,全國平均新發放房貸利率為3.45厘,同比下降66個基點,環比下降17個基點,處於歷史最低水平。總的來看,通過房貸利率的下調將產生積極效果,有助於提振購房需求,減輕購房者負擔,起到穩市場預期和消化庫存的作用。

  另一方面,需要警惕低利率的負面效應。從中國經濟基本面和金融市場體系來看,利率的調整應避免“單邊”思維,而應秉持結構化和均衡模式。低利率副作用顯著,主要表現在受益於低利率,政府的債務規模同步上升,而利息支出壓力減輕,卻容易引發潛在的道德風險,不但加重財政負擔,破壞財經紀律,而且造成商業銀行淨息差收窄,損害金融穩定性。

  從需求的角度來看,雖然低利率釋放瞭較多“便宜”的資金,但是否就此扭轉需求轉弱的趨勢尚且值得討論。實質上,有效解決需求不足受多重因素影響,就業和預期收入增長是主因。日本雖長期實施低利率政策,但並未改變通脹緊縮問題,反而引發“資產負債表衰退”風險,低利率環境下企業和居民的借貸主要用於償還債務,而不是追加投資或擴大消費。低利率的預期增強,也會扭曲資產負債配置。美國矽谷銀行(SVB)破產倒閉即是低利率的“惡果”。

  投資角度來看,長期低利率可能會降低儲蓄存款的利息收益。目前中國居民的儲蓄率維持在35%左右的水平,而且存款定期化趨勢顯著。由於中國居民的資產配置主要偏向於儲蓄存款和房產,其他資產配置的比例偏低,利率不斷走低,對儲蓄帶來負激勵效應。同時,較低利率導致銀行淨息差面臨收窄壓力,對可持續穩健經營和資本補充構成較大壓力。截至2024年3月,中國商業銀行資產利潤率和淨息差分別為0.74%、1.54%,均為相對低點。低利率對保險資金配置也帶來深遠影響,主因表現在低利率下保險資金收益率下降,資產負債成本收益不匹配問題凸顯。

  三、結論與展望

  參照歐美日發達國傢的過往經驗,低利率政策僅為“權宜之計”和“無奈之舉”。高度依賴財政赤字而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將很難擺脫低利率的依賴性,日本遭遇的“資產泡沫”和美國的“債務泡沫”即是深刻教訓。較低的利率水平雖對經濟增長和降低融資成本、提振投資和消費信心有積極效應,但不能忽視其巨大的負面效應,包括低利率對資產負債表期限結構、資產配置帶來的深刻影響。

  當前貨幣政策周期“錯位”反映瞭中國和歐美日發達國傢資產負債表結構、實體經濟基本面的不同周期特征。低利率有助於提供較強的流動性,但不能就此依賴低利率政策或不切實際地推動大規模降息,否則將可能引發利率風險。經過實踐探索,中國現代貨幣政策框架持續完善,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積極進展,運用政策利率工具更加嫻熟,維持合理的正的實際利率有利於形成更加有效的正向激勵,創造有利於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貨幣金融環境。

  (本文謹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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