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從消費表現看，今年上半年一線城市和東部二線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走弱，中部和東北部二線城市表現較好。
今年第二季度以來，內地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加重且結構分化明顯，具體表現為高能級城市消費弱於低能級城市消費，商品消費弱於服務消費，社會集團消費弱於居民消費。7月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以提振消費為重點擴大國內需求”，顯示出提振消費的緊迫性。
本文主要聚焦於區域間消費分化的現狀，選取瞭28個一二線城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社零）、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地方財政收入、工業企業利潤等指標，分析當前高能級城市消費走弱的原因。
從消費表現來看，今年上半年一線城市和東部二線城市社零同比增速走弱，中部和東北部二線城市社零表現相對較好。一線城市中，今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社零同比增速分別為-0.3%、-2.3%、0%、+1.0%，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3.7%。
選取的24個二線城市中，僅有7個城市社零同比增速高於或持平於全國平均水平，增速從高到低依次為福州（+5.9%）、武漢（+5.6%）、青島（+5.6%）、沈陽（+4.9%）、鄭州（+4.1%）、石傢莊（+3.9%）、合肥（+3.7%），多集中在中部、東北部地區。而東部發達地區，如杭州（0%）、廈門（+2.2%）、寧波（+2.9%）、南京（+3.4%）等地，社零同比增速弱於全國平均水平。
一線城市收入走弱
消費走弱的背後，是經濟加速去地產化後，全社會收入和財富效應下降，高能級城市作為領頭羊，受影響程度也會更大。
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明顯走弱，拖累居民消費。今年二季度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速降至5.0%，低於一季度的8.3%。其中，二季度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降至4.5%，低於一季度的6.2%；二季度居民消費傾向為68.5%，略高於上年同期的68.2%，低於2019年同期70.5%。可見，收入效應下降是主要因素，消費傾向偏低是次要因素。
居民收入結構中，二季度工資性收入、財產淨收入、經營淨收入同比增速均出現下滑，分別降至4.4%、0.9%、5.7%，低於一季度的6.8%、3.1%、6.8%。而轉移淨收入同比增速則升至5.3%，高於一季度的4.8%，呈現逆周期調節的特征。
另一方面，今年社會集團消費明顯走弱，顯示出企業和政府收入效應下降。由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涵蓋城鄉居民和社會集團的消費品總額，對比社零增速和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可以大致判斷社會集團消費增速的變化。社會集團消費指的是政府機關、部隊、企事業單位等機構的消費，間接反映出政府和企業的收入情況。
今年上半年，全國社零累計同比增速降至3.7%，同期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累計同比增速降至6.8%，二者差值為3.1個百分點，相較去年年末，差值擴大1.1個百分點，顯示出社會集團消費走弱。
進一步而言，全社會收入和財富效應下降，源於企業經營效益承壓、財富效應下降、土地財政退坡等多重影響。由於影響消費變量較多，我們選取居民收入增速、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土地財政依賴度等代表性指標進行觀察，發現上述指標的變動與社零同比增速的變動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
而各地經濟結構和財政狀況的差異，導致消費出現區域分化的特征。一線城市中，筆者觀察到消費走弱與工業企業利潤承壓、居民收入增速下滑、財富效應下降有關，土地財政影響程度偏低。
2023年一線城市工業企業利潤普遍走弱。2023年北京、上海、深圳規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速分別為-13%、0%、-1%，工業企業利潤走弱不僅從居民收入層面滯後影響消費，也會直接影響社會集團消費。
2024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廣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為4.0%、4.2%、4.0%，明顯低於2023年全年的5.5%、6.5%、4.8%。這可能與金融業占比高、居民財產淨收入占比高有關。
2023年，北京、上海金融業占GDP比重分別為20%、18%，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8%。但到瞭今年二季度，全國金融業增加值增速降至4.2%，自2023年中7.7%的高點持續滑落。在北京、上海、廣州居民收入中，財產淨收入占比較高，鑒於當前房地產市場尚未企穩，財富效應下降也會影響居民消費能力和預期消費信心。2022年，北京、上海、廣州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財產淨收入占比分別為16.4%、14.0%、19.6%，深圳占比為9.3%，全國平均水平為8.7%。
二線城市受益轉型
二線城市中，土地財政拖累效應較為明顯，對東部發達地區影響更大，仍處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中部地區受益於近年來經濟新動能培育，工業企業利潤顯著增長，支撐當地經濟；東北部地區較早經歷去地產化的調整，土地財政依賴度較低，近年來受旅遊業、高端裝備產業發展，為當地經濟註入活水。
筆者以政府性基金收入／公共財政收入作為土地依賴度的近似指標，可以發現二線城市中，土地財政依賴度降幅較大的地區，多數呈現消費疲弱特征。例如，海口、杭州、廈門、寧波、南京、西寧、成都、貴陽等地，2023年土地財政依賴度相較上年分別減少20個百分點以上，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
反觀消費表現較好的二線城市，多集中在中部和東北地區，其共性特征是工業企業效益較好，主要受益於近年來新質生產力培育壯大。例如，今年上半年社零同比增速高於或持平於全國均值的福州、青島、沈陽、合肥等地，2023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速分別為20%、9%、19%、10%。而一線城市和杭州、寧波、天津等東部發達城市，2023年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速多數為負，與其產業結構高度化不足，對實體經濟支撐不足有關。
整體來看，當前消費區域分化的特征是新舊動能加速切換下的結果。以往在土地財政發展模式下，地方政府通過控制土地供應，推升房價地價上漲，為城市發展提供原始資本積累，並通過反哺工業和基建投資，吸引人口流入。一、二線發達地區憑借區位優勢和全球化紅利，推動一輪大規模人口遷移，形成“孔雀東南飛”現象，推動房地產業、金融業繁榮，創造大量財富效應，也帶來中高端消費市場擴張。隨著全球化和人口紅利退潮，這一發展模式面臨重構風險。近年來國內產業鏈調整、房地產嚴監管，實質上加速瞭這一趨勢的演變。
因此，當前一、二線發達地區消費走弱，源於經濟發展模式的深度調整。如果參考東北地區早期去地產化的經驗，消費恢復常態大概需要四年左右的時間。2014年至2015年，沈陽房地產市場加速調整，此後緩慢恢復。社零同比增速自2015年持續走弱，於2017年年中觸底，此後緩慢恢復，直至2018年末社零同比增速大體企穩。考慮當前地產市場仍未企穩，消費市場恢復可能需要更長時間。
相比之下，2018年以來，中國持續加大中部、東北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投入，近年來人口流動開始從東部發達地區轉向中部地區，東北地區人口也呈現回流跡象。在產業結構優化、人口流入的背景下，當地消費市場將表現較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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