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民企的創新能力非常強勁，但當前要如何提升並保持企業傢的信心，尤其是民營企業傢的信心，確實是一項重要挑戰。
在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的時代過去後，中國能否形成新的產業支柱顯得尤為關鍵。對經濟學者而言，發展新質生產力要關註總要素生產率，想要提高總要素生產率，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創新。
中國創新能力的提高，當前面臨著兩方面的挑戰：
第一個是國傢開放度。中國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市場和國際環境與過去已有很大不同。當面對美國“小院高墻”的技術封鎖時，保持開放度對創新而言格外重要，故步自封則難以保持高水平的創新。
第二個是民營部門的活力。中國民企的創新能力非常強勁，但當前要如何提升並保持企業傢的信心，尤其是民營企業傢的信心，確實是一項重要挑戰。
美國財長耶倫此前來華討論的主題之一是產能過剩，她認為中國的過剩產能會沖擊國際貿易秩序，會影響美國的產業結構和就業。但在不到一年以前，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時曾表示，她在歐美媒體上看到的所有關於中國經濟的評論，都在說中國經濟不行瞭。雷蒙多的話和耶倫的話前後對比，是非常有意思的變化。
在筆者看來，上述兩種觀點都不準確。但從積極的方面看，中國的“新三樣”不僅讓國人自豪，也聚焦瞭全世界的目光，這至少說明我們還是做對瞭一些事情。
產能過剩爭議值得深思
所謂產能過剩，簡單說就是供給超過需求。從學術上看，這確實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假設不考慮出口，隻看國內，在一些領域有沒有過剩產能？筆者認為肯定有。長期看，宏觀經濟失衡，供給超過需求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還有一種情況是，如果投資多消費少，今年投下去的資金，明年形成瞭產能，倘若最終需求不夠多，也會產生過剩產能。所以，過剩產能問題在國內是長期存在的，不是今天才有。
現在我們談論的產能過剩，與過去又有什麼差別？過去中國把過剩的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沒有引起太大反應。很多企業傢確實也是這麼認為的，隻要能賣得出去、有市場，那就不算過剩。但今天的產能過剩為什麼具有復雜性？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地緣政治矛盾日益突出。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市場環境沒有過去那麼友好。而且，中國已經從小國經濟轉變為大國經濟。小國經濟和大國經濟有什麼差別？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大國“賣什麼，什麼就變得便宜；買什麼，什麼就變貴”。過去中國進出口對國際市場的影響不大，是因為當時的經濟規模還比較小。現在中國已經發展到大國經濟階段，如果這時候還像過去那樣大量地向國際市場出口產品，確實會影響國際市場的均衡。
第二個原因是，盡管中國今天做成瞭“新三樣”，但同時也提出瞭一個疑問，中國如此大的一個國傢，為什麼隻有“新三樣”？既然已經進入創新時代，理應湧現出新的三百樣、三千樣、三萬樣才對。現在大傢都一股腦地投資這三個領域去瞭，這個問題也需要反思。
從企業傢的角度看，近年比較容易出現這個狀況：過去的老本行已經難以為繼，需要尋找新出路。有些領域本來做得還算紅火，但這幾年受到監管政策的影響，看起來前途變得不太明朗，所以企業傢希望尋找一些新的出路，這很容易理解。最後大傢殊途同歸，在“新三樣”領域看到瞭幾大突破與政策支持，於是一擁而上。
國傢為支持大傢多做新能源產品，給予瞭一些產業政策層面的支持。政策對創新大力支持肯定沒問題，但是從理論上來說，中央與地方政府支持產業發展的重點應該放在克服技術瓶頸上，而不是簡單地支持大傢用已有的技術做產能覆製。產業政策很重要，但關鍵是要支持技術創新，而不是同類產業的簡單覆製。
提振消費需要更多支持
宏觀經濟失衡的問題如果不解決，產能過剩會一直存在。過去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產能過剩，比如服裝、玩具等，後來發展到一些傢電行業，再後來是鋼鐵、氧化鋁、水泥等很多行業。總體來看，出現過剩的行業通常都是投資多、消費少。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增長靠投資驅動，後來有學者提出要從投資驅動型增長轉變為消費驅動型增長。對於這個觀點，經濟學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認為應轉向消費驅動的增長，有的則堅持認為，真正能驅動增長的還是投資。
也許，增長是由投資驅動還是由消費驅動，可能並沒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投資和消費之間要有相對合理的比例，如果大傢隻消費不投資，增長很難持續，過去美國就存在這個問題；同樣，如果隻投資不消費，也會引發很大問題。投資最終要轉化為產能，一旦形成瞭產能但產品賣不出去，投資就無法收回，那麼既可能造成過剩產能，也影響持續增長。
因此，提振消費是一個很清晰的思路，不必花太多的時間去爭論消費和投資到底孰輕孰重，最關鍵是部門之間要達成相對合理的比例。過去比例失衡，靠國際市場來實現平衡，現在變得很困難，因為中國已經變成大國經濟。
消費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畢竟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增加人民群眾的消費，才能消費掉那些生產環節產生的產品。如果老百姓沒錢，隻是一味地消費，這恐怕誰也做不到。因此在投資和消費之間追求一個合理的比例，是從今天開始就必須努力做到的。
隻有消費崛起瞭，經濟增長才可以得到持續。倘若消費一直低迷，老百姓生活水平改善不明顯，經濟發展何來澎湃且持續的動能？消費者、生產者、投資者反而容易落入一個預期的惡性循環。
我們也許可以考慮改變政策思路，大張旗鼓、理直氣壯地支持消費的提升。提升消費就是提升供給，也是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當然，“刺激”消費不能隻是給老百姓開空頭支票，作為宏觀政策的一個部分，政府應該實實在在地把真金白銀開支出去，無論是提高社保水平，還是做實城市常住居民的福利待遇，或者就直接給老百姓發錢。
綠能出口轉向後發國傢
宏觀經濟的“平衡─失衡─再平衡”，總是需要一個過程。這可能意味著，中國高額的貿易順差和經常性項目順差會維持一段時間。過去的四十多年裡，很多東亞國傢也是如此，這似乎沒什麼問題。
然而，中國現在已是大國經濟，此時還有這麼多順差，可能會慢慢成為一個問題。在貿易對手看來，高額順差意味著中國總是賣給他東西，但又不買他的東西。美國人認為中國“搶瞭美國的就業機會”，這種觀念相當偏頗，但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大國經濟的持續順差會面臨更大的困難和挑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出口非常強勁，同樣引發瞭美國的不滿，最後也觸發瞭嚴重的貿易沖突。
中國當前的新質生產力發展集中體現在“新三樣”上，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但也確實遇到瞭很大的困難。怎麼辦？除瞭積極支持國內需求增長，在國際貿易政策方面有三大應對措施：一是堅決維持多邊、開放的國際貿易與投資體制；二是鼓勵國內的一些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市場去投資，減少國內產品出口的壓力；三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傢合作，考慮實施“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
關於“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筆者建議把“新三樣”出口的重心更多地放到全球南方國傢，也就是發展中國傢。新能源產品對發展中國傢而言極具價值，發展中國傢都面臨著綠色轉型的任務，需要新能源產品。這些國傢沒有技術、缺乏資金，憑借自己的力量很難生產出新能源產品，通過該計劃可以支持全球南方國傢綠色轉型和經濟發展。
筆者認為“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還可以達到以下三個目的：
首先，可以在資本項目還沒有完全放開的情況下，幫助一些金融工具“走出去”，其中包括通過數字人民幣的形式，讓人民幣走出國門，提升其國際化的程度。
其次，幫助發展中國傢推動綠色轉型，這是全世界公認的站在道德制高點的事情。發達國傢雖然整天把綠色發展掛在嘴上，但並沒有多少發達國傢真正掏錢，幫助發展中國傢實現綠色轉型。
再次，成為經濟發展一項重要的宏觀政策。比如我們通過財政和金融的手段增加需求，這個需求既可以在國內，也可以在國外，這樣也就有利於實現國內宏觀經濟的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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