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面對復雜的內外環境，特區政府需要銳意改革，識變、應變和求變。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香港特區政府應設立發展改革政策局，提升戰略眼光，並透過發展數字貿易與跨境電商，鼓勵貿易商提供具備附加值服務，加強國際貿易競爭力。此外，特區政府還可透過土地拍賣讓利，協助地產商去庫存，增加居屋供應，同時解決住房難及振興經濟。
7月23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會見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時，點出香港需要銳意改革，特區政府需要因應復雜的內外環境，識變、應變和求變。8月6日，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在座談會上，向香港商界點出香港的當務之急，在於貫徹三中全會精神，拚經濟、謀發展。
由此展示出中央對港的殷切期望：因應三中全會精神，敢於作出有效改革，應對內憂外患。而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就是堅持改革開放，持續推動雙循環經濟。
國際形勢的變化令香港迫切需要改革。香港作為背靠祖國、聯通西方的國際化城市，“一國兩制”的安排使得香港可以發揮最大優勢，成為雙邊重要的合作交流平臺。香港不但推動西方企業投資中國，還因此在金融、貿易、航運、法律、會計等領域，獲得許多發展機遇。但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形勢為之逆轉。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傢極力限制中國的技術發展與貿易，討好未能適應產業轉移的本國勞工階層，轉移國民對西方民主衰敗與黨爭嚴重的註意力。在此過程中，香港深受其害，除卻官員接連遭遇制裁，在新冠疫情後的經濟復蘇也未如理想。香港需要革新商業模式與治理模式，回應美國發動新冷戰的挑戰。
倡設發展改革政策局
首先，香港特區政府應增設發展改革政策局，提升戰略眼光。與昔日太平盛世不同的是，香港特區政府眼下需要應對更復雜的地緣政治風險。提升戰略眼光，則可及早發現國際形勢變動、趨吉避兇。落到實處，特區政府應擴大特首政策組，化為發展改革政策局。組織架構類似新加坡的政策策略署（Strategy Group）。日常工作包括：推測香港面對的宏觀環境、模擬改革政策的社會阻力、地緣政治風險與綜合治理效果，持續監察國際環境與社會治理狀況的變動，及早做出總體規劃，整合不同政府部門政策的關系，務求最為有效地發揮戰略規劃的整合作用。發展改革政策局可聘請外部人才，列為公務員團隊其中一個職系，側重分析香港在國際環境的應變，以及提升政策在社會治理的綜合效果，加強政策的系統性與連貫性。整個職系從入門到首長級，都向社會公眾開放，還可以聘請符合國傢安全標準的外國人才，以達到知己知彼的效果。
香港特區政府借著戰略眼光的提升，在地緣政治形勢下謀求發展，包括雙循環經濟與人才戰略。香港作為聯通世界的國際化城市，特區政府須洞悉地緣政治風險，並針對性地發展跨國企業的總部經濟，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協助內地與香港企業出海，管理好國際供應鏈，善用“一帶一路”國傢資源，進行間接貿易，繞過美國的貿易限制政策。亂世之下，特區政府更有能力辨別美國操縱的政治幹預，分辨其政策影響的輕重緩急，進而做出有效的應對措施，確保經濟得以發展，維持社會繁榮安定。
香港特區政府可透過積極發展大學及周邊設施，鼓勵大學提升其學術水平與聲譽，增加其學術原創性，依托中國與香港的實際需要、經驗及聯系進行研究，增強畢業生大灣區發展機遇的關系，吸引跨國人才到香港就讀、就業和創業，令香港的大學足以媲美美國的常春藤聯盟大學，成為吸引人才的重要平臺，成為香港發展的關鍵軟實力。
提升國際貿易競爭力
其次，香港需要著眼提升國際貿易、特別是全球供應鏈管理中心的競爭力。香港貨物貿易總值在2022年和2023年兩年間分別錄得7.9%及6.7%的下滑，反映出自身在國際貿易的競爭力有所下滑。究其根本，貿易企業面對兩方面挑戰：1）新冠疫情令消費者習慣網購，跨境電商方興未艾，2023年全球電商銷售額高達3.6萬億美元。有研究預計2024年將提升到3.9萬億美元，中國位居第一。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印度、印尼等地也在冒起，但香港許多貿易商未能跟上電商潮流。2）香港貿易商面臨去中介化的外部壓力。傳統貿易商一般隻是撮合買賣雙方交易，沒有參與在原材料采購、融資、品質管理、交貨時間管理、重要零件的設計與生產等附加值環節，客戶容易透過電商平臺與生產商聯系，貿易商的存在價值蕩然無存。
故此，香港須透過發展數字貿易與跨境電商，鼓勵貿易商提供具備附加值服務，加強國際貿易競爭力。特區政府應多管齊下，促進數字貿易與跨境電商的發展，完善海關跨境電商通關服務的系統功能，進一步簡化流程、優化服務，協助香港貿易商轉型為跨境電商。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也可針對香港註冊的企業，為其出口到內地市場的需要，提供相應的出口信用保險服務，以及用保單作為抵押品申請出口融資，作為貿易商提供附加值的重要工具。
特區政府亦應資助香港貿易商進行零件設計和生產，並鼓勵職業訓練局及大學主動聯絡貿易商合作，安排適切課程培訓其所需的人才，發展小規模生產的工廠，並積極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傢的原材料和貨源，加強品質管理的人才培訓，進而令貿易商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增強國際貿易競爭力，成為雙循環經濟的重要樞紐。
鼓勵地產商興建居屋
再次，香港需要解決住房難的民生問題，作為經濟增長的後盾。香港人均收入位居全球前列，但隻有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積的一半，也遠低於上海、深圳等內地城市。香港連續14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承擔的城市，傢庭不吃不喝16.7年才能置業，業主比例僅為51%。高樓價令大量市民的置業需求被排除出市場之外，足見這是潛在的經濟增長點。
而香港並不缺乏解決住屋難問題的資源，整體陸地面積約1100平方公裡，當中隻有約25%已發展，其餘75%土地仍保留較自然的面貌。有研究顯示，地產商的土地儲備很豐富，單計農地相當於現時香港住宅用地近八分之一。全球經濟環境不明朗，地產商急於去庫存。究其根本，香港既有模式是推行高地價政策，令置業的民眾獲得財富增長，地產商透過賣房子獲利，特區政府透過賣地獲得財政收入，支持香港推行低稅制與自由港政策，吸引更多商人前往香港，進行高價值的經濟活動，促進這個正循環。如今樓價低迷，但依然高得隻有少數人的收入足以置業，地產商缺乏動機增加房屋供應量，特區政府賣地收入也持續低迷。故此，香港需要就此改革，提升房屋供應，釋放被壓抑的置業需求，帶動經濟。
香港特區政府可透過協助地產商去庫存，以及土地拍賣讓利，增加居屋供應，刺激經濟發展。有鑒於香港尚有較為豐富的土地資源，以及被高房價排斥在市場之外的置業需求，特區政府應以居屋興建為主線，釋放本地被壓抑的置業需求。目前房地產商降價去庫存，但由於借貸利率壓力及經濟疲軟，私人樓宇銷情不佳。特區政府可以面向房地產商直接以成本價收購樓盤，用作居屋出售。居屋未交補地價之前，不直接與私人房屋市場競爭，可以作為房地產低潮期的政策工具。
特區政府還可應精簡規則，加快收回棕地，土地拍賣應給予更優惠的價格，並拆細每塊土地面積、降低門檻，吸引更多中小型地產商進入市場，以更低成本興建房屋。居屋定價參考港人每月入息中位數，令月入1.6萬至5萬元的中產群體，都可以通過壓力測試置業。特區政府透過土地拍賣讓利，鼓勵更多地產商興建居屋及參與社區建設涉及的基建，作為當前房地產低潮期的緩沖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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