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經緯/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三個方向\中國社科院國傢高端智庫首席專傢 蔡昉

　　圖：應對少子化、老齡化是完善人口發展戰略的重點。

　　今年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指出瞭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突出“七個聚焦”，其中之一就是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對此，筆者談一點學習體會。

　　《決定》提出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部署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這是中央文件首次提到“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回應瞭社會各界的一致期盼。目前人口發展新常態的主要特點是老齡化和少子化，二者都需要依靠生育來解決，是需要長期努力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生育問題成為本次全會的重要關註方面。對此，筆者有以下幾方面的解讀：

　　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

　　首先，“生育友好型社會”是全新表述，具有頂層設計、綜合配套和激勵相容的突出特點。對全社會來說，最適合的替代水平生育率是2.1，但在每個國傢的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環境下的傢庭選擇未必與此一致。研究表明，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傢庭的理想生育數量也是兩個孩子。但實際上，傢庭總會面臨各種條件約束。

　　當前中國生育率水平極低，意味著社會目標和傢庭意願出現瞭偏離，根源是激勵的不一致。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突出瞭激勵相容的特點，說明中國人口政策正式轉向鼓勵生育。過去中國的人口政策是控制生育、以管為主，實行的是限制生育政策，而後逐步取消生育限制，並越來越具有鼓勵性，但從未明確中國的人口政策是鼓勵生育。本次《決定》做出瞭非常明確的宣示，其表述具有前所未有的鼓勵性、激勵性。

　　其次，“生育友好型社會”強調政策整合，以更好發揮應對少子化、老齡化挑戰的改革效應、綜合效應。《決定》提出，應對少子化、老齡化是完善人口發展戰略的重點。“十四五”期間強調的“一老一小”，並不是隻管老或隻管小，而是既要管老也要管小，並且將“一老一小”的中間年齡段也都包含其中。《決定》非常明確地強調，人口支持和服務政策要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也就是說，解決生育意願問題的關鍵在養育階段，但不僅止在養育階段；解決養老問題主要在老齡階段，但也不僅止在老齡階段。理解人口學的訣竅，就是要從人口回聲看人口轉變。因此，未來人口結構需要從早計議、從長計議。所謂“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的新解就是，無論是人力資本還是老有所為、延遲退休問題，都應該從養育階段統籌謀劃。

　　從經濟學、金融學的角度，永久收入假說、生命周期假說，都表明影響人們行為的預期是長期的，甚至是終身的。人們的常規行為看似是對當下刺激的反應，其實包含著終身的預期。研究現行人口格局，也要把人口格局的橫截面當作長期時間序列變化的鏡像，必然影響人們的終身預期，隻有著眼於全人群的全生命周期，才能抓住生育預期的關鍵，做出有效力的引導。

　　總而言之，圍繞人口政策的這個改革部署，預期對傢庭的生育決策具有積極作用，並且隨著時間變化，會使全體居民越來越有獲得感。因為人口是一個長期變量，既有的人口格局甚至人們的生育行為，都不可能通過某項獎勵措施而即刻變化，但我們總要盡早行動，這樣未來才會產生效果、有所不同。

　　暢通階層間流動渠道

　　《決定》提出要“完善促進機會公平機制，暢通社會流動渠道”。十九大報告強調，“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使人人都有通過勤奮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相關問題在社會科學中被表述為“社會流動”問題。

　　在當前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社會流動問題非常重要，也非常有針對性。但經濟學傢往往比較容易忽略社會流動問題，也許中國經濟學傢天生沒有很強烈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行為方式，因此對社會流動問題關註較少；而社會學傢的研究視角相對更微觀、更靜態，與經濟學對話較少，因此並未由此引申出關於社會流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討論。

　　實際上，當前中國發展的主要任務，就是跨越高收入門檻。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早就超過瞭1.2萬美元，但世界銀行不斷上調高收入國傢門檻標準，目前最新標準為1.4萬美元人均GDP，所以當前中國正處於尚未跨越、但隨時可以跨越的發展階段。過去大傢常討論“中等收入陷阱”，似乎隻要跨越這個門檻就可以解決發展中的很多問題。

　　但筆者更傾向於使用“門檻階段分化”這樣的概念，因為在跨越門檻的前後階段上，國傢之間通常會產生分化，有些國傢會繼續發展，有些國傢則陷入停滯甚至出現倒退。而伴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分化，國傢之間也會出現社會流動性的分化。比如“拉美現象”本質上就是增長分化及其引致的社會流動性分化。

　　一般認為，社會流動有兩大支柱，一是市場機會，即經濟增長帶來就業擴大和收入增長，形成絕對社會流動；二是實施再分配類型的社會政策，促進相對社會流動。在居民收入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居民之間收入差距也較大。在高速增長時期，作為社會流動第一支柱的市場機會非常豐富，幫助實現大規模就業和大規模人口流動，保持著必要的社會流動性。而隨著經濟增速減緩，社會流動的第二支柱即社會政策的作用，變得日益不可或缺。

　　《決定》提到，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這一表述的內涵十分深遠。隨著中國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越來越需要基本公共服務來滿足。也就是說，在當前發展階段，人民生活品質不僅來自於傢庭收入決定的生活消費支出，而且對政府提供的公共品需求越來越強。從各國現代化共性來看，無論是瓦格納定律還是豐裕社會理論，都揭示出隨發展階段提高，一國公共品邊界不斷向外拓展的基本規律。

　　中國經歷瞭社會保障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制度建設歷程。在很長時間裡，社會保障構成瞭中國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部分。當時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強調“低水平、廣覆蓋”，這是在當時的發展水平下，實現公平正義以及遵循盡力而為、量力而為原則的具體體現。

　　加強普惠民生建設

　　如今，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已拓展到全生命周期的七個“有所”，即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決定》強調“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設”，是實現公平正義和遵循盡力而為、量力而為原則的最新表述。這裡，筆者著重點出需要把握的三個主要方面：

　　首先，要按照更加普惠的思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在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建設全國統一社保平臺、健全社保籌資和待遇調整機制、提高基礎養老金水平、建立和完善覆蓋重點人群、就業人群和特殊困難群體的多支柱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發力。

　　科技迅速發展必然帶來社會流動性環境的變化。例如，就業被機器和人工智能替代不可避免，就業的流動性也會提高，使轉崗和跳槽變得更加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保障對象的識別難度大幅度提高，譬如說很難識別誰是懶漢、誰不是懶漢。此時，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更具普惠性、基礎性和兜底性，越來越成為必然和必要。

　　其次，要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制度建設，通過法律、法規和最低工資、勞動合同、集體協商等制度形式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形成和諧勞動關系，提高就業質量。

　　勞動力的特殊性在於，是凝結在人身上的生產要素。因此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和勞動條件等，並非簡單地由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而是受到勞動力市場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影響。《決定》特別強調要關註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的權益保障和社會保護問題。

　　再次，要消除妨礙社會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這方面的改革也是中國獨特的制度潛力所在。高質量充分就業是保持社會流動的根基，勞動力有效配置是充分就業的前提，因此《決定》特別強調“著力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

　　人口區域增減分化現象，是人口發展新常態的表現之一。《決定》特別強調要把握人口流動的客觀規律，推動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促進城鄉區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動。實際上，人口合理流動制度和“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設”也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