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供給側經濟改革可改善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和提高居民收入，最終亦能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
中國宏觀經濟處於新舊動能轉換時期，一方面試圖通過供給端突破構建新的增長模式，另一方面又要解決內部需求不足的問題。因此，經濟學界在爭議，中國政府應采取供給側政策，還是需求側政策？
1990年開始，經濟全球化一日千裡，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日新月異，投資銀行迅速崛起；2001年後，中美關系快速增進，兩國貿易飛速發展，美聯儲降息刺激大規模廉價美元進入中國，美國跨國公司大舉投資中國制造業和互聯網，帶來瞭200多年歐美積累的工業技術和最新的信息技術，催生最早一批互聯網獨角獸；2014年後，全球和中國經濟出現金融危機刺激後遺癥，經濟增速放緩，產能嚴重過剩，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持續下跌，中國啟動新一輪刺激政策，大規模擴張地方專項債、城投債，設立抵押補充貸款支持棚改貨幣化，大力開發土地、投資基建和房地產，三大部門的杠桿率、房地產泡沫、城投債和開發商債務風險迅速上升。
新舊動能轉換存在陣痛
1990年至2020年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騰飛期，其增長模式主要依靠要素資源累積形成的數量型增長，後期疊加債務型增長。具體來說，依靠國際轉移的現成技術、低利息時期的廉價美元、中國規模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和消費群體，以及以土地為抵押的信貸資本、通過債務貨幣化形成的海量金融資本，這些規模龐大的要素在市場與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實現瞭經濟騰飛與債務累積。
2020年，全球公共衛生事件爆發，標示著這輪全球化已經終結。世界正在進入更復雜的全球化形態，國際地緣政治沖突加劇，政治、經濟、貿易、金融、能源、技術和價值觀出現大分野、大分裂，中美關系逆轉，各自構建護城河，紛紛向內求解。
在中國，宏觀經濟處於新舊動能轉換時期，過去債務型數量型增長方式其動能愈加乏力，房地產、城投（基建）正在壓縮泡沫、去杠桿、降風險，政府倡導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試圖通過供給端突破構建新的增長模式，即以全要素生產率（TFP）為代表的創新型效率型增長方式。
如何實現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這是擺在中國決策層面前最大的問題。
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釋放一個明確的信號是：供給端突破，而非需求端。不過，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政策更加關註需求側。會議認為，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因素增多，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經濟運行出現分化，重點領域風險隱患仍較多，新舊動能轉換存在陣痛。
需求側應聚焦於居民增收
今年，中國宏觀經濟呈現結構性復蘇，實際GDP（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保持增長的同時，名義GDP增速下降較快，整體通脹低迷，房地產依然下行。在短期內新舊動能轉換存在陣痛時，中國政府該實施怎麼樣的宏觀政策，到底是供給側政策更有效，還是需求側政策更有效，經濟學界存在爭議。
當前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依然是有效需求不足，具體來說是居民收入不足，個人住房貸款的債務負擔過重，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不足，私人部門的投資低迷。
過去的政策更多將需求不足理解為投資需求不足，或者試圖通過政府擴大投資來拉動總需求回升。2015年，政府開啟瞭新一輪房地產刺激計劃，動員和集中資本大規模投資土地與房地產，這輪房地產需求刺激帶動瞭經濟復蘇，同時也推動瞭資產泡沫和宏觀杠桿率攀升。
2020年之後，宏觀政策轉向降風險、去泡沫、壓杠桿，嚴控開發企業貸款和地方債務擴張，房地產全面下滑。對於需求端的政策，政府開始保持相對謹慎的態度，強調“不大水漫灌”，降息力度低於預期，限制地方政府舉債投資，對赤字率控制比較嚴格，為後期保留政策空間。
過去，需求刺激造成盲目、低效和加杠桿追求規模的投資慣性，導致地方債、開發商債務等巨大的債務風險，提前透支瞭投資、消費與經濟增長潛力。所以，在《決定》中，政府並未提出大規模基建刺激計劃，對房地產風險和地方債務的控制依然嚴格。
不過，2023年經濟疫後復蘇低於市場預期，房地產修復艱難，通脹率持續低迷，流動性明顯下降。
基於對經濟形勢的判斷，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宏觀政策要持續用力、更加給力”，“及早儲備並適時推出一批增量政策舉措”，加強逆周期調節，加快專項債發行進度，更大力度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費的以舊換新。同時，提出擴大內需，強調經濟政策的著力點將更多轉向惠民生、促銷費，多渠道增加居民消費，把服務消費作為消費擴容的重要抓手。
當前，政府應該加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擴張力度。具體表現為：
貨幣政策方面，央行應加大降息力度，壓低實際利率，降低融資成本和債務負擔，尤其需要盡快降低存量放貸利率，以減輕傢庭部門的償付成本。
盡管近兩年，央行持續降息，但由於降息的步伐緩慢，價格又迅速下降，這導致實際利率攀升。當前，實際利率已經超過4%，對投資和消費存在抑制性。新房按揭貸款利率快速下降，但存量放貸利率的“黏性”很強，這不利於傢庭降債務、促銷費。所以，央行將大幅度降低利率和存量放貸利率，是提振內需和促進消費的實質性措施。
一些經濟學傢討論，面對通脹率過低的問題，央行釋放應該效仿歐美日央行把通脹率設定在2%作為剛性政策目標。這可以促進央行進一步降息刺激需求，最終提振流動性和通脹。但是，需要註意的是，央行不能為瞭通脹而通脹，推動通脹的前提是提振居民收入，隻要居民收入上漲，通脹率自然回升。
另外，央行可以推動人民幣適度貶值。隨著經濟潛在增速下行，人民幣匯率也將下降，人民幣貶值可以促進出口和吸引入境旅遊，增加國內廠商和居民收入。
貨幣政策管總量，財政政策調結構，財政部門應當發揮更大的作用。
財政政策，應當加大擴張力度，增加財政支出，關鍵是支出方向需要從財政投資轉移到傢庭部門增收上。政府可以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具體措施包括：節省過剩基建投資的財政直接補貼給居民；大規模劃撥國資劃用於社保基金，大幅度提高農民的養老金額度，大幅度提高失業金額度；大幅度上繳央企國企利潤用於補貼中小企業，降低中小企業和中等收入傢庭的稅費。
供給側應致力於制度改革
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這還是經濟結構問題。國民經濟體系中存在大量的二元、多元結構。概括起來有：投資與消費結構問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大量資本用於基建、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傢庭部門收入不足，內需疲軟；社會保障體系的多元結構，農村養老金額度太低，失業金額度太低，抑制瞭低收入傢庭和事業傢庭的消費；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的二元結構，農村土地無法流轉，土地升值，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不足，影響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同時城市土地一度大幅度上漲，推高瞭房地產價格，增加瞭城市居民的購房租房成本和放貸負擔，削減瞭消費和投資能力；農村與城市的社會福利二元結構，農村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的福利不足，同時城市內部的分化也比較嚴重，大量公共用品與城市商品掛鉤；金融體系的二元結構，大量信貸資源投放到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所以，解決有效需求不足，提高經濟內生增長的動力，根本上來自供給端。具體來說，政府需要實施經濟體制改革，圍繞著居民收入增加而改革二元、多元結構，提高人口、資本、資源要素的流動性。
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部署未來5年的經濟社會目標與全面深化改革，主要聚焦於供給側的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涉及六大模塊的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決定》強調，經濟體制改革具有牽引作用。
不過，一些經濟學傢認為，未來供給側的突破主要在新技術和新產業的投資上。《決定》強調“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提出：“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完善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引導新興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政府試圖通過大力投資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九大未來產業，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提升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技術創新固然重要，但作為公共機構，供給突破的重點應該在制度改革上，致力於提高居民收入，降低交易成本。
所以，從中長期來看，政府應該在供給側尋求突破，加大結構性制度改革的力度，通過提高居民收入來提振需求，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完成新舊動能轉換。從短期來看，當新舊動能轉換出現陣痛時，經濟政策可以聚焦於需求刺激，提振居民收入和市場信心。概括起來，長期結構性問題在供給側突破，短期周期性問題在需求側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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