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對數字人民幣（e-CNY）的探索走在世界前列，具有國際領先優勢。\路透社
盡管當前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一系列內生缺陷，並受到貨幣競爭和外部沖擊的影響，但美元仍然具有強大的制度慣性。2022年俄烏沖突之後，美元“武器化”動搖瞭國際貨幣體系運行的底層邏輯。數字貨幣的興起則為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提供瞭數字化路徑，穩定幣及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將為國際貨幣多元化與人民幣國際化帶來新機遇。
人民幣國際化近年來取得突出成就和進展。截至2022年末，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外匯交易、債券計價、國際儲備中的份額分別達到2.2%、3.5%、0.5%與2.8%，已經成為繼美元、歐元、日圓、英鎊之後的全球第五大國際貨幣。2016年，人民幣被正式納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是人民幣國際化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件。2022年5月，IMF將SDR中人民幣的權重由10.92%上調至12.28%，可自由使用的程度進一步提高。
在人民幣國際化周期性發展歷程中，推進策略也出現結構性轉變。在2009-2017年的第一個周期中，央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可以總結為“三位一體”：一是大力推進跨境貿易與投資中的人民幣結算；二是大力推動以中國香港為代表的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建設；三是央行致力於與其他國傢與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然而，這套“三位一體”策略存在著重視結算而相對忽視計價職能，重視離岸市場而相對忽視在岸市場發展的問題，並且在人民幣利率與匯率形成機制充分市場化之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造成在2009年至2015年期間跨境套匯與套利交易盛行。在“811”匯改之後，“三位一體”推進策略的可持續性下降，需要轉變發展思路和模式。
自2018年以來的新周期，人民幣國際化逐漸回暖並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新周期的基本導向。在新周期，中國央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表現出從舊“三位一體”向新“三位一體”轉變。新“三位一體”包括：一是大力推動原油期貨交易的人民幣計價；二是加大國內金融市場向外國投資者的開放力度；三是推進周邊國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傢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與結算。俄烏沖突之後，人民幣國際化策略再次迎來拓展機遇。
全球去美元化進程加快
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是漸進的、漫長的制度變遷過程，適應於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演變，並伴隨著國傢間貨幣金融權力的反復博弈和鬥爭。歷史經驗表明，一國從經濟霸權再到貨幣霸權，往往經歷瞭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因此，盡管面臨自身缺陷、貨幣競爭和外生沖擊，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在短期內仍然很難改變。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元的國際地位具有強大的制度慣性。然而，2022年俄烏沖突的爆發及隨後美國等西方國傢對俄羅斯采取的嚴厲金融制裁，引發各國對美元儲備資產安全性的擔憂，動搖瞭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底層運行邏輯。一些國傢開始尋找替代性支付系統並加快國際儲備資產的多元化，全球去美元化的進程加快。
數字貨幣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美元的制度慣性，有望成為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助推器，為貨幣國際化帶來新的機遇。這主要源於：
首先，數字貨幣天然適應於數字時代的需要。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突破瞭物理空間的限制，促使生產、商業、社交等傳統經濟社會活動數字化和虛擬化。數字貨幣則是現實貨幣在數字經濟乃至元宇宙中的數字化表現，能夠滿足多樣化虛擬場景對交易媒介的廣闊需要。
其次，數字貨幣具有低成本、快速便捷等特征，有助於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和安全性。在現有的跨境支付系統中，面臨結算鏈條長、成本高、效率低等問題。數字貨幣將資金流與數據流合二為一，降低瞭信息傳遞的成本。若在理想情景中，超主權數字貨幣的廣泛采用，還有助於降低現有美元體系的貨幣兌換成本。
再次，數字貨幣的去中心化特征能一定程度上打破美元主導的中心化跨境支付系統。數字貨幣多以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無論是以穩定幣為基礎的天秤幣方案，還是央行數字貨幣為基礎的多邊數字貨幣橋方案，均具有多中心、分佈式治理的特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現有中心化支付系統的壟斷。
最後，數字貨幣網絡的形成將具有顯著的網絡效應，有助於打破美元使用慣性。數字技術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的特征，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和網絡效應。正如佈倫納梅爾等學者所描述的，以特定數字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數字貨幣區一旦形成，能夠跨越地理距離和國界限制並以近乎為零的邊際成本向新增用戶提供貨幣服務。網絡效應的實現有助於快速取得網絡正外部性，打破美元的使用慣性。
從目前數字貨幣主流形態來看，央行數字貨幣與穩定幣更有希望在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一定角色，但以比特幣為代表的加密貨幣則可能性較小。其中，比特幣缺乏內在的價值基礎和貨幣的基本功能，存在供給有限、價格波動性大、監管追蹤難等問題，難以成為真正的貨幣，更多是作為一種金融資產而具有投機屬性。
革新國際清算體系
央行數字貨幣則代表瞭國傢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演進路徑。相比於私人數字貨幣而言，央行數字貨幣更加具有合法性和現實推廣基礎，有助於為一國貨幣實力的提升及國際貨幣體系格局變化提供新的數字化路徑。2021年2月，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泰國、阿聯酋等多國中央銀行聯合發起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m-CBDC Bridge）。未來，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等央行數字貨幣網絡建設或在一定程度上繞開SWIFT系統，形成獨立的國際支付清算體系。
然而，數字貨幣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影響具有雙刃劍效應。基於數字技術的特性，數字貨幣如果與美元等國際貨幣結合將會產生更強的貨幣替代效應，進而鞏固傳統國際貨幣體系的貨幣結構。
從現實進展來看，第一種趨勢是穩定幣更多地盯住美元。目前，泰達幣（USDT）、Dai等穩定幣多以美元為錨定或抵押資產。IMF研究顯示，美元穩定幣在加密資產市場中對當地貨幣具有擠出效應，加密資產市場有助於鞏固美元地位。第二種趨勢則是數字美元的加速推進。2022年3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第一份關於數字資產的行政令，要求聯邦政府相關部門積極探索央行數字貨幣。在當年5月，美聯儲發佈首個數字貨幣白皮書，評估數字美元的收益與風險。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均多次表示央行數字貨幣研發關系到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領導地位。
因此，作為國際貨幣競爭的新賽道，數字貨幣對國際貨幣體系演變的影響不僅取決於私人和主權數字貨幣的路線選擇，也取決於數字貨幣與主權貨幣的結合形式和程度。當前，各國都在推動穩定幣與監管體系的適應，以及加快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以期在未來新的國際貨幣競爭領域占據有利地位。
中國對數字人民幣（e-CNY）的探索走在世界前列，具有國際領先優勢。2014年，中國央行開始論證法定數字貨幣的可行性，後於2017年組織商業銀行和結構共同研究數字貨幣電子支付框架（DC/EP）。2019年，基於DC/EP框架推出的數字人民幣進入試點階段。當前，e-CNY定位於M0（流通中貨幣），主要用於國內零售支付，對金融和經濟體系影響較小。
從短期來看，數字人民幣難以對人民幣國際化產生實質性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及網絡正外部性的形成仍然取決於國傢經濟實力、產業鏈所處地位及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和開放度。但面對全球激烈的數字貨幣競爭，應當以長遠的眼光認真研究數字人民幣在提高跨境支付安全與效率、提升貨幣實力和國際地位方面的可能作用與實現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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