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在生產端增長的推動下,中國經濟復蘇進程有瞭明顯起色,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速大概率升至5%以上,但經濟運行的好轉並沒有扭轉債券收益率的下行態勢。

  3月18日之後,30年期以內的各期限國債收益率均已持續低於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水平(2.5厘),而且10年期與30年期國債收益率分別一度降至2.25厘、2.39厘的歷史最低水平。另外,10年期國債收益率與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漲幅也出現一定程度的背離,即債券收益率並沒有同步跟隨PPI漲幅回升。

  因此,在近期長期債券收益率下行且創新低的背後,更多源自市場交易本身,而非是經濟基本面的推動。

  美降息不確定性不減反增

  影響市場交易本身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場對貨幣政策還將進一步寬松的預期,尤其是降息預期。例如,1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由年初的2.15厘降至目前的1.75厘,累計降幅40基點,參照以往經驗數據,目前市場至少已定價20基點的降息。但按照“內外均衡”的政策思路,外部利率政策環境何時能給國內降息的時機提供有利條件,尚不能確定。

  實際上,不確定性較年初不減反增,尤其是美聯儲3月份議息會議利率政策點陣圖繼續顯示年內降息三次的信息,卻上調瞭中性利率水平,而且市場對美聯儲開啟降息的時間點也不斷後移。那麼對國內利率政策而言,降息時機的把握難度上升瞭不少。例如,是否還需要等歐美開啟降息後再開始降息?

  由此,對於債市而言,一方面經濟仍處於復蘇階段,尚不具備支持利率持續上升的環境;另一方面,已被定價的降息預期未兌現,市場交易被動擁擠在超長債品種上,例如近期30年期國債現券的交易量持續超過10年期國債。

  自疫情以來,雖然國內已進入降息慢周期,但伴隨利率中樞的慢降,利率的波動也在下降,以10年期國債為例,收益率波幅已由2020年的89基點逐年降至目前的32基點。對於債市而言,債券收益率波動性的重要性則是上升的。因此,理解利率波動的約束條件就有瞭現實意義,例如,能否用“不可能三角”來重新認識約束利率波動的條件。

  今年以來,人民幣的內外價格的配比關系出現明顯的變化──“7.35的匯率與2.5厘的利率墻”已經不再是硬約束。2019年至2023年期間,人民幣匯率與利率的搭配始終呈現出“步步為營”的局面,並且被攔在一道“墻”內──在岸人民幣匯價(CNY)兌每美元的7.35與1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2.5厘,其中2023年貼近“墻”的程度最深。但這道墻在今年已經被突破,其中匯率的穩定起到瞭至關重要的作用。

  次貸危機後,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期間,人民幣匯率也曾呈現超穩定的態勢,同期的利率波動性得到很好的保證。按照“不可能三角”的隱含內容──“利率波動”、“匯率波動”、“資金跨境便捷”三者不可能同時實現,再結合當前“優化外資營商環境的迫切性”與“歐美降息前景的不確定性”,顯然影響利率波動最重要的約束條件就是匯率的波動。

  那麼,在外部利率政策環境出現方向性變化之前,若要保持甚至提升利率的波動性,進而增強利率對融資變化的敏感性,促進融資效率的提升,人民幣匯率的超穩定就成為瞭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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