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銀行業危機難言過去

全球關註的歐美銀行業危機，已呈現出復雜化擴散化的特點。本次危機從矽谷銀行及美國部分中小型銀行的破產，到瑞士信貸銀行、德意志銀行等系統重要性銀行出現問題，其演進邏輯究竟如何？

歐美銀行業危機的兩條邏輯主線

從宏觀邏輯看，銀行業危機多為資產損失沖擊資本，產生聲譽風險後，儲戶流出造成流動性風險，並自我強化的循環過程；但從微觀邏輯上，各傢銀行又不盡相同。為什麼美國出問題的是以矽谷銀行為代表的中小銀行，而歐洲卻是瑞信、德銀這樣的大銀行？

1.矽谷銀行事件主要是中小銀行的監管問題

美國對銀行的監管主要分為5檔，矽谷銀行2022年末的總資產約2100億美元，資本凈額約163億美元，總資產在美國排在16位，屬於加權短期批發性融資額小於500億美元的第4檔銀行。

矽谷銀行創建時的目標是解決初創企業資產多為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缺少抵押物而難以融資的問題。從負債端看，其經營策略主要是同時吸收風投機構與科技企業的存款，以實現在項目融資期間，資金始終留在銀行內部的“閉環”。在本輪美聯儲加息前，長達10多年的低利率環境讓矽谷銀行擁有大量的廉價存款。

從資產端看，在寬松時期由於貸款難以投放，為獲得收益，矽谷銀行購買瞭大量AFS（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和HTM（持有到期投資），其底層主要是美國國債、住宅抵押支持債券等（MBS），這類資產在美聯儲加息的背景下，價格下跌，造成瞭大量浮虧，該行2022年末貸款餘額僅有740億美元，而AFS和HTM合計超1200億美元，遠超貸款餘額。

具體分析矽谷銀行2022年財報，可以發現2022年末該行AFS資產總額為260.68億美元，未實現損益為-25.33億美元。另一部分則是HTM資產，這部分資產的公允價值已經下降至761.69億美元，相比成本913.27億美元，浮虧151.6億美元，兩項虧損合計176.93億元，超過其資本凈額。

值得註意的是，該行2021年末將部分資產從AFS重新分類至HTM，這是近年來加息背景下美國金融機構常使用的一種會計方法，核心邏輯是如果分類為流動性較好的AFS，那麼其浮虧不計入利潤表，直接在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和權益科目體現，將直接減少其股東權益（資本凈額）；如果重分類為HTM，資產的浮虧將歸於AOCI（其他綜合收益），矽谷銀行無需將AOCI納入資本，因此能維持賬面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穩定。

如矽谷銀行確能將浮虧的債券持有到期，最多是收益率較低，矽谷銀行2022年的負債成本為1.17%，其債券收益率（約1.79%）仍高於成本。但是其負債端主要為初創企業存款，在加息背景下，初創企業和風投的融資成本上升，資金變緊；同時活期存款變得缺乏吸引力，客戶更多提取存款轉移至利率更高的貨幣基金和債券。此時，矽谷銀行面對的是流動性問題。為瞭應對客戶取款壓力，矽谷銀行最終在今年3月9日宣佈出售210億美元資產，確認18億美元損失，同時試圖發行可轉債融資和緊急發售新股補充資本，以上措施使得存款人發生恐慌，開始爭相取款，聲譽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疊加，造成瞭其最終破產的局面。

為什麼矽谷銀行能夠不將AOCI納入資本，同時在流動性管理上出現問題？這需要對相關監管法規的沿革過程進行梳理。2013年7月，美聯儲、貨幣監理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推出瞭《巴塞爾協議Ⅲ最終準則》,對美國銀行業強化風險監管，其中對AOCI是否計入資本進行瞭重新規定。在最終準則出臺以前，AFS資產的浮盈（虧）不計入資本，這種方法又稱為AOCI過濾器，最終準則出臺後，銀行的金融資本被分為TS（交易性資產）、AFS、HTM，其中TS采取盯市原則，直接計入利潤表；對於放棄AOCI過濾器的銀行，AFS的浮盈（虧）直接進入一級資本；HTM的浮盈（虧）則歸於AOCI。

2018年，特朗普政府的《經濟增長、放松監管和消費者保護法案》做出修訂：將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認定門檻從合並資產500億美元以上提高至2500億美元以上，對規模500億美元至2500億美元的銀行降低瞭壓力測試頻率，取消瞭自行進行壓力測試的要求，同時降低流動性覆蓋率（LCR）等流動性管理要求。矽谷銀行2018年末的總資產約為570億美元，2022年末約為2100億美元，恰好一直處於500億美元至2500億美元區間，不屬於修訂後的系統重要性銀行，從而能夠不將AOCI計入資本，流動性管理標準也相應降低。

但從矽谷銀行2022年末實際流動性指標來看，其LCR約為150%，遠高於系統重要性銀行100%的要求，其流動性指標失效主要還是因為存款客戶多為科創企業，集中度較高，取款數額也較大。

2.瑞信和德銀主要是混業經營問題

瑞信和德銀作為全球30傢系統重要性銀行之一，其地位的重要性、監管措施的嚴密性都遠高於矽谷銀行，其風險事件的大邏輯雖和矽谷銀行相似，但存在明顯不同，主要是混業經營、投行業務占比較高的問題。

2022年，瑞信的業務主要分為5個板塊：財富管理、投資銀行、傳統銀行、資產管理和業務中心，其中投資銀行、財富管理在總資產中的占比分別為29%、30%，合計規模是傳統銀行業務（40%）的約1.5倍，2022年其凈虧損79.5億美元也主要來源於以上兩塊業務。

瑞信前幾年就已出現瞭一些問題，一是瑞信在2000年以115億美元收購美國投行DLJ，該交易價格是DLJ當時賬面價值的近3倍，後期計提瞭大量商譽減值損失。二是對沖基金阿奇戈斯資本管理公司爆倉使瑞信損失約48億美元。三是瑞信管理的4隻供應鏈金融基金主要投資的供應鏈融資公司Greensill於2021年3月宣佈破產，瑞信向投資者累計返還超20億美元。四是為應對莫桑比克政府訴訟、Greensill投資者相關訴訟等，瑞信計提瞭4.75億美元的訴訟準備金。此外瑞信還發生瞭賬號泄露、CEO離職等多個聲譽風險事件。2022年，在歐洲央行跟隨美聯儲加息和投資者對其風險的擔憂影響下，瑞信全年存款流出1340.88億美元，資產規模下降38%。

德銀的架構和瑞信基本一致，其業務主要分為4個板塊：企業銀行、投資銀行、私人銀行和資產管理。2008次貸危機前，德銀大力向投行業務轉型，深度參與衍生品交易，2015年至2017年，德銀連續3年凈虧損，其中2015年虧損68億歐元。此後，德銀逐步收縮投行和衍生品業務，其2022年末衍生品資產占比為22.4%，雖較2009年下降17個百分點，但仍在歐洲的主要銀行中占比最高。衍生品投資中利率衍生品占比為77%，因而易受利率變動影響，在加息背景下面臨較大風險，德銀還持有497億歐元的房地產領域風險頭寸。同時德銀存款也出現流出，2022年全年資產規模下降11.6%。

但德銀近年來一直穩定盈利，2022年凈利潤為57億歐元，同時其負債來源較為穩定，個人貸款占比為43%，同業負債占比為24%，資產的萎縮幅度也遠小於瑞信，前景比後者樂觀。

為何瑞信、德銀的投行業務占比較高？可以從其所在國的銀行經營框架窺得一斑。一是德國、瑞士銀行業實施混業經營要早於美國，美國是在1970年後才逐步放松銀行的分業經營限制。二是德國、瑞士銀行采用全能銀行模式，相比美國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通過子公司建立業務間“防火墻”的混業經營模式更為徹底。歐洲大型銀行的資本市場收益占比總體明顯高於美國傳統大型銀行（花旗、摩根大通、美銀），部分已經接近於美國傳統投資銀行（高盛、摩根士丹利）。

歐美銀行經營策略中的兩對矛盾

一是混業經營框架下銀行股東利益和金融體系風險的矛盾。歐美國傢銀行業多混業經營，瑞信和德銀的轉型都具有典型的輕資本特征，轉型後架構和高盛這類傳統投行相似，矽谷等中小型銀行也大量購買瞭債券、MBS衍生品。這主要是因為歐美銀行作為現代企業，其高管薪酬與利潤直接掛鉤，在低利率環境下，便宜的資金來源讓管理層有充分動力介入各類衍生品交易活動以獲取收益，而衍生品對於市場的敏感性造成瞭銀行的脆弱，進而影響整個金融體系。金融體系風險的承擔者往往不僅是銀行，而是存款人甚至納稅人，銀行的股東利益和金融體系風險產生瞭一對矛盾。

二是期限錯配、杠桿經營與高風險偏好不匹配的矛盾。這對矛盾是銀行從誕生之初就面臨的問題。銀行從負債端吸收的存款期限往往短於借出貸款和其他投資資產的期限，銀行通過期限利差和風險溢價等獲得收益，負債的穩定性天生弱於資產，流動性問題始終存在。

銀行資產建立在資本之上，而貨幣乘數效應使得資產遠高於資本，使銀行體系形成高杠桿運營的典型特征，如果資產端發生損失，很容易侵蝕資本，形成風險事件導致存款流出。資本的脆弱和其大量介入衍生品業務的風險偏好不匹配，加劇瞭銀行體系的脆弱性，期限錯配、杠桿經營與高風險偏好不匹配產生瞭一對矛盾。

本次歐美銀行業危機的影響

對於本次銀行業危機，歐美金融管理部門未能實現合意的政策效果。因本次危機發生在加息周期末期，與系統性風險尚有相當距離，但考慮美國仍在加息路徑上和歐美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危機難言已經過去。

1.美國銀行業監管將進一步強化

美國的監管收緊和放松已經有瞭一定的黨派政治色彩，在大選前，基於行業需要和政治考量，拜登政府將推動對美國銀行業，尤其是中小銀行的監管強化。上周四，白宮已呼籲聯邦銀行監管機構與財政部共同實施一系列無需國會批準的監管強化行政法規，包括對資產1000億至2500億美元的銀行恢復更嚴格的壓力測試標準，加強流動性監管，制訂恢復和處置計劃等。

2.歐美銀行負債端將承壓

受加息影響，歐美銀行客戶傾向於將存款轉移至貨幣基金或債券。即使美國已對矽谷銀行的儲戶進行瞭保護，但是基於聯邦存款保險公司25萬美元的保險上限和中小銀行的脆弱現實，其大額存款流出仍將延續，且受影響的可能不僅是中小銀行，因為目前貨幣基金收益率高於銀行存款是一個全局性現象。截至3月22日，前一周美國小型銀行的存款從5.381萬億美元微升至5.386萬億美元，而最大的25傢銀行存款則從10.74萬億美元降至瞭10.65萬億美元，反而是大型銀行出現存款流出。在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前，這個趨勢很難停止，同時美國大型銀行也多在債券交易中存在浮虧，標普已於近日將美銀、摩根大通等大型銀行機構的評級由正面下調至穩定。

3.美聯儲加息進程將減緩甚至轉向

救助銀行的代價十分巨大，且美國經濟能否實現軟著陸也存在不確定性，承受壓力的美聯儲是否會在5月議息會議上加息尚不確定。從美聯儲高層的觀點看，3月23日的議息會議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講話中刪除瞭將“持續加息”的表述，改為“可能一些額外的收緊措施是適當的”，提示瞭政策變化。從價格市場看，美國2月核心PCE價格指數同比上漲4.6%，環比上漲0.3%，均低於市場預期和前值，同比漲幅降至一年半來最低。從勞動力市場看，2月美國失業率環比上升0.2個百分點至3.6%，非農新增就業31.1萬人，漲幅較1月明顯收窄。無論5月議息會議結果如何，加息過程已臨近尾聲，如果銀行業困難加劇或經濟下行加劇，美聯儲可能在2023年內降息。

在現代金融業中，危機的發生往往是由點到面，具有關聯性特征，其肇始看似隨機發生在某幾傢機構，卻經常能夠從制度設計中找到源頭。混業經營的好壞難以直接定論，但是其造成的大型銀行綜合化投行化，2018年放松造成的中小銀行缺少監管，孕育瞭危機的土壤。貨幣政策則成為推動危機發展的直接力量，貨幣政策的本意是為瞭“削峰填谷”，減少經濟波動，但是縱觀美聯儲和歐洲央行近年來的貨幣政策，從寬松走向緊縮的過程大開大合，長期低利率導致貨幣過剩，貸款需求不足助推瞭銀行等機構增持債券及各類衍生品。緊縮過程較快，導致這類資產公允價值下降，產生大量浮虧，殃及銀行體系本身。圍繞通脹和就業目標的貨幣政策長期看來是不是最優路徑，通脹目標是否需要進行調整，是否需要更多目標變量等問題，學界和業界人士也在繼續思考和討論。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