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環球首航暨對華外交之旅

穿 越 —— 巴西首次環球航海暨對中國外交之旅（1879）

瑪麗·克裡斯蒂娜·斯克瑪佐恩 傑夫·佛朗哥 著

蔚玲 譯

智訊君按：

2024年是中國和巴西建交50周年。巴西是首個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系的發展中國傢和首個將雙邊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系的拉美大國，中巴合作之於中拉關系和全球南方的未來至關重要。為紀念中巴建交50周年並展望巴中友好合作邁向前景更加廣闊的下一個50年，中拉智訊將推出系列文章，以致敬Brachina，以饗讀者。本系列推出的第一篇文章是《穿越——巴西首次環球航海暨對中國外交之旅（1879）》（瑪麗·克裡斯蒂娜·斯克瑪佐恩、傑夫·佛朗哥  著，中文待出版）一書的“引言”，特別感謝譯者蔚玲女士獨傢授權】

簡 介

1519年，當葡萄牙航海傢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率領一支由5艘帆船和大約250名船員組成的船隊從西班牙出發的時候，幾乎無法想到他此次海上遠征將會開辟的歷史航程。為瞭尋找通往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即新的“香料之路”（rota das especiarias），這次從西方到東方、穿越南美洲的航行作為首次環球航行成為海洋史上一個不可磨滅的裡程碑。

然而，麥哲倫沒有見到他此番壯舉的結束：1521年，他在東方土地上與當地居民（現在的菲律賓人）的沖突中失去瞭生命。船隊中隻有“維多利亞”號（Vitória）和18位船員於1522年在西班牙航海傢胡安·塞巴斯蒂安·德·埃爾加諾（Juan Sebastián de Elcano）的率領下完成瞭史詩般的海上航行。

2019年12月，海軍歷史遺產和文獻部（Diretoria do Patrimônio Histórico e Documentação da Marinha）與國傢歷史博物館、葡萄牙和西班牙駐巴西大使館及其駐裡約熱內盧領事館，以及卡蒙斯學院、塞萬提斯學院，聯合舉辦瞭“首次環球航海500年：艦隊抵達裡約熱內盧”國際研討會，紀念1519年12月13日[1]那支勇敢的遠征艦隊抵達瓜納巴拉灣（Guanabara），即到訪第一個美洲港口500周年。

即使從我們今天的技術角度看，麥哲倫和埃爾加諾開拓性的海上遠征也是一件嘆為觀止的壯舉，其重要性堪比或超過征服太空。1082天的航程縮短瞭距離，拉近瞭人民、文化和市場，展現出我們今天稱之為全球化的景象。幾百年過去瞭，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今天，與首次環球航海相同的旅行，包括其間的短期或中期停留，也許隻需要大約120天至180天。

對人類知識的好奇和渴望讓我們走出洞穴，是它們讓我們走向海洋，同樣是它們推動著發展、發現和進步。放下敬畏之心並以批判的態度和相對的觀點回望身後遠去的地平線，可以讓我們解讀歷史曾經走過的道路和遭遇的迷失。這就是記者瑪麗·克裡斯蒂娜·斯克瑪佐恩和學者傑夫·佛朗哥在這本新書中所做的：他們像細心的航海者，穿越故事的海洋，抵達歷史的港口。在《穿越——巴西首次環球航海暨對中國外交之旅（1879）》這本書中，作者以其孜孜不倦的工作態度對各種統計資料進行分析和研究，從而保證瞭這部作品不同凡響的品質，展現瞭1879年11月至1881年1月帝國海軍“維塔爾·德·奧利維拉”號（Vital de Oliveira）護衛艦首次環球航行、巴西首個外交使團的中國之行，以及19世紀下半葉的巴西社會。這是一項真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研究的力作。

通過各種來源的史料，包括遊記、官方信函、報紙等，瑪麗·克裡斯蒂娜·斯克瑪佐恩和傑夫·佛朗哥構建瞭那個時期色彩紛呈的場景，同時，根據《值班日志》（Livro de Quarto，寫作《航海日志》（Livro de Bordo)）和《船員登記冊》（Livro de Socorros）），詳盡記敘並分析瞭艦上生活和困難，其原始記錄提供瞭艦艇內部的觀察視角。

使用“維塔爾·德·奧利維拉” 號護衛艦的首次環球航行運送並支持第一次前往中國的外交使團很好地表明，作為巴西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國海軍艦隻在開展外交活動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和靈活性。

總之，這本書表明，征服地平線取決於人的行動。

若澤·卡洛斯·馬蒂亞斯

海軍中將

海軍歷史遺產和文獻部部長 引 言

我與記者瑪麗·克裡斯蒂娜·斯克瑪佐恩和學者傑夫·佛朗哥相識於2017年，那是在他們後來獲獎的新作《黃金之路：聖卡塔琳娜島上的美國人》（A caminho do ouro: norte-americanos na Ilha de Santa Catarina）出版之後。許多歷史事件或過程的細節正逐漸被人們遺忘且鮮有研究。正是為瞭介紹這些領域新的研究成果，他們找到海軍歷史遺產和文獻部歷史處，希望在研究方面得到指導並獲得可能的信息來源，以便以帝國海軍首次環球航行和巴西首次對中國的外交之旅為題寫一部書。

在最初的接觸中，我們在討論此項研究時，絕沒有預料到它現在所呈現的首創性及其達到的深度。這樣，就在今年，即我加入巴西海軍滿30年暨隨同“巴西”號訓練艦（navio-escola Brasil）參加海軍第七次環球航行(1997-1998)滿23年的時候，有機會在作者精心構建的記述中重溫那些過往的歲月。

自1879年11月19日至1881年1月21日，“維塔爾·德·奧利維拉”號 （Vital de Oliveira）護衛艦完成瞭430天航行35,044海裡的壯舉。這是巴西海軍在迄今為止的140年內完成的八次環球航行中的一次。在這些航行中，艦上全體人員完全體驗瞭地圓說，經過瞭地球上的主要大洋、航道和海上航線。似乎不足為道，實則不然。如果說，當今全球化經濟的作用是最大限度地減少甚至屏蔽如此規模的環球航行必需的後勤保障工作的話，那麼，有必要強調的是，大約140年前，他們在海軍上校儒利奧·塞薩爾·德·諾羅尼亞(Júlio César de Noronha)的率領下譜寫的是一部真正的史詩，並且贏得瞭所到城市人民的欽佩。

關於艦上人員的數量，各種記錄莫衷一是，這是當時那個時代常見的缺憾，需要參考艦長在其報告中記錄的內容：有22名軍官和另外162人，其中包括帝國海軍水兵、輪機兵和海軍陸戰隊士兵。除瞭艦隊人員，艦上還有12名未成年人，他們是見習生、文盲，在艦上接受初等教育和技術培訓，這種情況使得海軍事務部長和國務秘書若澤·羅德裡格斯·德·利馬·杜瓦爾特（José Rodrigues de Lima Duarte）認為，此次航行也是一次訓練航行。在航行中，有14人死亡，以及一系列開小差和因病離艦的情況發生，護衛艦在航行結束到達裡約熱內盧時，艦上人員減員49人。實際上，全部197人（司令、軍官、列兵）中，隻有148 人完成瞭巴西海軍的首次環球航行。

在19世紀下半葉以咖啡經濟為生存基礎的奴隸制社會，支撐帝國經濟的主要生產體系由奴隸主和奴隸組成，大部分自由的貧困人口被排除在外。在這種情況下，在那個歷史時期，國民教育從來都不是一項國傢政策，因此，對自由的貧困人口的教育問題所采取的不多的零散舉措不足以降低高企的文盲率。帝國海軍所屬部隊人員正是從堂·佩德羅二世（d. Pedro II）皇帝這部分數量可觀的臣民中招募的，這直接反映在艦上工作的開展，同時，也反映在難得一見的艦上人員個人所做的記錄中，而這些記錄或許可以作為研究帝國海軍參與過的主要歷史事件的原始資料的來源。

從這個意義上說，應當著重強調，完美呈現歷史變遷並不等於嚴格復制進入檔案館館藏的各種報告。作者在這個課題的研究中采用瞭獨特的方法。本書完全沒有采用傳統的章節，而是設置瞭一系列主題，以主題為中心展開論述，避免過於依賴時間順序推進，這使得整部作品的敘述非常流暢。作者將若幹航行報告的節選精心地組合在一起，這些節選來自艦長和醫生撰寫的報告，包括當時行政當局交換的官方信件，以及軍艦所到城市的報紙刊登的新聞和後來出版的雜志上的相關文章。為瞭再現艦員們在航行中遭遇的坎坷艱辛，作者查閱瞭歷史學傢們鮮有問津的兩個系列的文獻，以展現艦上生活：《航海日志》（“Livros de Bordo”）和《船員登記冊》（Livros de Socorros）。

在國傢檔案中被錯誤命名為《航海日志》的文件實際上是帝國海軍的《值班日志》（Livros de Quartos）。這些文件的主要作用是記錄標準化信息，例如所處自然環境對艦艇影響的量化記錄，特別是有關海洋和潮汐的記錄，以及艦艇在停泊、拋錨或航行中對各種情況的應對準備、日常工作的總體管理和值班期間工作范圍內的各項事務。每位當值軍官負責對其值班工作進行記錄，因此，輪班工作造成某些記錄的不規范。然而，關於某些主要事件，當值軍官們按照時間順序、從不同的角度、每天多次對其各種細微變化和相關事務所作的記錄對於研究人員研究艦上發生的各種事件和日常工作仍然不失為珍貴的資料。

另一個系列名為 《船員登記冊》的文件記錄瞭艦上軍人的生活，是負責財務的軍官按照其頂頭上級的指示記錄在案的內容，主要包括賬目支出記錄，但是，也包括下列內容：各項任命及主管部門的相關說明；在海上或陸上到港、離港、調任其他艦艇或工作的調令；住院和出院人數；資金、制服、獎勵發放等；每日的獎懲命令；軍事首長或艦長所做的關於死亡、開小差、拘禁、懲罰、口頭批評、表揚及具體事件說明；最後，艦艇名稱、容積、等級、武器裝備和任務概述。由於當時沒有身份鑒別機構，所以，在這個文件中有專門用於登記艦上人員的一般（出生地、年齡、膚色、眼睛、身高、身體狀況、頭發、胡須）和特殊信息的區域。

《船員登記冊》不是各項記錄一目瞭然、排列有序的信息來源。此類文件約有二三百頁之多，並按照登艦的順序記錄、分冊，因此，每艘船的《船員登記冊》會根據人員流動出現多冊對應一年、兩年或若幹年的情況，這使得我們有可能在時期不同但是接近的某一冊中看到對應某年的記錄。

軍隊負責登記的文書們經常做完一項記錄後，跳過若幹頁登記下一位登艦人員。這就不難發現，在來到最後幾頁和記錄瞭若幹人員的離艦情況之後，登記冊上出現瞭許多空白頁，文書們又要把它們用於新的登記。除此之外，如果需要記錄某人的諸多信息，隻需註明“見本冊第X頁”或“見第X冊第X頁”，同時，在指定的頁內註明“轉自第X頁”或“轉自第X冊第X頁”。

這種登記方法使得各種與實際登艦相關的時間信息排列順序混亂，令最有耐心的研究人員也為之愕然，然而，本書的作者卻似乎不以為然。艦艇是一支艦隊最基本的空間。要研究某一特定時期內艦上全體人員的生活狀態，不但將這些人員分門別類進行梳理以便為研究之用絕非易事，而且，由於選定的研究方向不盡相同，上述研究可能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結果和觀點。

回望歷史時空，1850年，“歐塞比奧·德·凱羅斯法”（Lei Eusébio de Queiroz Eusébio de Queiroz）最終廢除瞭大西洋奴隸貿易，結束瞭巴西對非洲移民潮的參與，並標志著奴隸制的必然廢除。在“歐塞比奧·德·凱羅斯法”出臺的同一個月，第一部對土地所有權做出規范的法律《土地法》（Lei de Terras）獲得批準。該法規定，國傢閑置土地的所有權隻能通過公開拍賣的方式向國傢購買。實際上，這是大種植園主和大地產主為瞭防止黑人成為地產主而采取的先發制人之舉。

因此，從禁止大西洋奴隸貿易至1888年這個時期，國內的奴隸貿易擴大瞭，價格飛漲，這造成黑人奴隸被迫遷徙，從而滿足裡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的咖啡種植園的用工需求。

正是在這種政治和社會背景下，出現瞭19世紀公權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結合，以便采取政治行動，使得自由勞動取代奴隸勞動，刺激外國尤其是歐洲移民的增加。

這樣，這些舉措與鼓勵成千上萬人離開歐洲的各種因素不無關系，例如，在經濟領域，工業化以後民眾中相當一部分人口的無產階級化、土地危機和農村傢庭生存困難；在政治-社會領域，自由主義革命和若幹戰爭帶來的後果。另一方面，對歐洲移民的青睞符合巴西的國傢“白化”政治、滿足對帝國南方疆域廣大空間的殖民需求，並形成以小型傢庭農場為基礎的鄉村中產階級。

自相矛盾的是，這種政治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結合——為瞭支撐咖啡經濟生產進程，在臆想的所需時期內維持奴隸制，以便在不影響掌握著帝國生產和政治的奴隸主階層利益的情況下，創造以自由勞動取代奴隸勞動的條件——在沒有曾經導致君主制垮臺那樣的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並不足以廢除奴隸制。

在東方，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幾乎是關閉的，隻有澳門和廣州的港口對國際貿易開放。由於這個原因，在很長時期內，英國人試圖出售自己的加工產品，但是，卻沒有引起將西方人視為“蠻夷”的中國人的興趣，因此，不列顛帝國無法保持與中國的貿易順差。

然而，英國人在印度種植一種叫罌粟的植物，從中可以提取一種深受中國人喜愛的麻醉品——鴉片。17世紀，鴉片被荷蘭人作為藥品引入中國，很快就因其致幻作用而被人吸食，並使吸食者變得萎靡不振，喪失勞動意願。因此，中國政府禁止鴉片貿易，於是，在英國政府支持下，英國商人開始大規模走私鴉片。

1839年，在英國商人運輸的毒品被銷毀後，英國向中國宣戰，鴉片戰爭（1839-1842年）由此開始。天朝戰敗，隻好對英國產品貿易再開放5個口岸，割讓香港島，並接受瞭被認為是與西方大國簽訂的若幹“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條約，即《南京條約》。

這一新情況並未像預期的那樣促進貿易，當中國官員檢查並處置瞭一艘懸掛英國國旗的船隻之後，英國以違反已簽署條約的規定為由，聯合其法國盟友發動瞭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58）。再次戰敗的中國與聯合王國、法國、美國和俄國簽訂瞭《天津條約》，並根據該條約，再開放11處口岸通商，允許歐洲商人和基督教傳教士在內地遊歷，放棄使用用於西方人的“夷人”一詞，並同意外國使團駐京。1860年，該條約獲得批準，最終導致鴉片貿易及其消費的合法化。

隨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戰敗而來的巨額賠款、貿易平衡失控和吸食鴉片泛濫造成瞭社會動蕩，結果是中華文明的衰敗和積貧積弱。從1860年直到1949年中國革命將其徹底禁止，吸食鴉片在中國是合法的。

鑒於巴西和國際形勢，1856年，帝國當局開始討論引入中國移民的可能性，以替代因廢除黑奴貿易而中斷的勞動力輸入，並彌補19世紀50年代中期巴西霍亂大流行（1846年-1860年）期間八萬名奴隸死亡造成的奴隸勞動力減少留下的缺口。即便如此，認為華人不如迫於貧窮而選擇移居巴西的歐洲移民更具有移民資格的意見占據上風。《新生兒自由法》（Lei do Ventre Livre）簽署後，1871年，出現瞭有利於引入中國移民的意見。1878年，部長會議主席、農業貿易和工務部長和國務秘書錫寧佈（João Lins Vieira Cansanção de Sinimbu）內閣開始制定計劃並采取實際行動。

1879年年初，這個問題被提交議會，引起瞭反對派和廢奴派人士的強烈抵制，他們指責錫寧佈內閣隱瞞其不可告人的真實意圖，即對那些沒有受過洗禮而被認為低劣的中國移民進行商業盤剝。另一方面，持支持意見的政界人士則主張，引入中國移民應當是一項為期五十年的臨時性舉措，不具永久性，不允許華人移民在巴西領土定居，並須定期更換人員。許多政界人士意識到引入中國移民計劃的脆弱性和付諸實施的難度，紛紛站到公開反對此項計劃的堂·佩德羅二世皇帝一邊。然而，在大種植園主和大地產主的支持下，內閣首長獲準派遣一個特別使團前往天朝，以期達成一項華工移民條約，並選中瞭海軍少將穆達（Artur Silveira da Motta）為團長，陪同前往的是全權公使喀拉多（Eduardo Aleixo Callado）。帝國海軍負責將外交使團送往中國。當時，海軍還在對艦船進行改裝，改變其大部分艦船的主要性能隻可滿足內河水上使命的狀況。三國同盟戰爭[1]之後出現的形勢令帝國海軍原有的宗旨已經過時，海軍需要尋求具有海洋特點的艦船，這使得開展遠離海岸的行動成為可能。

本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瞭參與“維塔爾·德·奧利維拉”號護衛艦第一次環球航行的人們的生活經歷和遭遇的困難，重溫鮮有問津或完全被遺忘的關於那次航行的各種記述。需要強調的是，第一部分關於腳氣病令艦上官兵倍感痛苦的內容，其原始報告可見加爾迪諾·西塞羅·德·馬加良斯（Galdino Cícero de Magalhães）醫生的“‘維塔爾·德·奧利維拉’號護衛艦環球航行期間艦上出現的腳氣病病例”（História do desenvolvimento do beribéri a bordo da corveta Vital de Oliveira em sua recente viagem de circumnavegação）一文。

通過幾百年來海上生活中積累的經驗，航海者已經不再懷疑地球是圓的，他們看到隨著被觀察點的漸行漸遠，船隻、城市和山脈一一下降並最終消失在海平線後面。然而，這些經驗卻不足以使航海的人們，即使是有文化的人，意識到腳氣病的成因與食物短缺有關，這一點直到1897年才被荷蘭醫生、病理學傢克裡斯蒂安·艾克曼（Christiaan Eijkman）指出。

本書第二部分的重點是，為達成移民條約而進行談判期間，巴西第一個赴華使團的工作情況。在巴西方面，一方面，持反對態度的政客對天朝駐歐洲代表開展工作，表達他們對這樣一份條約的反對意見，以便影響中國政府；另一方面，外交使團的成員希望達成的不是一份理想的而是一份可行的條約，並為此展現其外交技巧。與此同時，在中國方面，由於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方被迫批準被強加的條約並遭受屈辱，對外國人提出的條約持明顯的不信任態度。因此，千年帝國仍在學習如何與外國代表團打交道和如何與西方人達成協議，同時，與中國剛剛簽訂瞭移民條約的秘魯和古巴虐待華人的消息也頻頻傳來。

在第三部分，根據“維塔爾·德·奧利維拉”號護衛艦的若幹《船員登記冊》的內容，作者開列瞭參加帝國海軍第一次環航航行的全體人員的名單。在巴西海軍歷史中，隻出現在這些登記冊上的許多人，現在，被公正地記錄在本書中，從而不再被遺忘，他們參與瞭這一海上壯舉並得到瞭應有的認可。

能為這樣一本作序是我的榮幸。本書所拯救的是一段不可忘卻的記憶：個體作為其自身經歷的主體所完成的參與行為，同時，除瞭微不足道的個體經歷之外，個體對整個項目及其過程的參與行為。我可以向讀者保證，本書帶來的體驗將超越單純歷史范疇，它還提供知識，以及持久的思考和研究性參照。

皮埃爾·保羅·達庫尼亞·卡斯特羅 海軍大校

海軍歷史遺產和文獻部歷史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