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以來，中國都是美國留學生的最大生源地之一。根據統計，每年，都有幾十萬中國留學生去往美國，對其中很多人來說，去往美國，意味著獲取更好的教育資源。
馬穎毅是美國雪城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的教授，關註、跟蹤和調查留美本科生群體超過十年。從2012年起，她輾轉中美兩國，訪談瞭上百名留學生，試圖厘清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和生活經歷如何影響並塑造瞭這群年輕人。
調研之前，馬穎毅以為這是一群出身優越的孩子，脫離瞭應試的軌道，走向人生的曠野。後來她發現，軌道的影響無處不在。無論是申請學校、選擇專業，規劃未來，他們一方面想要擺脫應試的束縛，一方面又特別看重「考試」。她遇到過很多非常優秀的學生，在留學之前，野心勃勃，到瞭美國之後，面對截然不同的教育體系和社會文化規范，又陷入瞭新的困境。
而這種野心與焦慮的雙重性，不僅體現在他們自身，也反映在他們的父母身上。在馬穎毅的調查中，許多留學生並非出身優越，而是來自普通的工薪傢庭。少數父母沒有念過大學，甚至從未坐過飛機，在一線城市留學文化的感召下，將大部分的積蓄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希望下一代能獲得更好的未來。
24年前，馬穎毅也曾是留學潮的一員，她從南京大學英語專業本科畢業，拿到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社會學碩博連讀全額獎學金。出國之前，她對美國的認知很大程度上受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的影響，燈紅酒綠，到處繁華，但落地之後，全新的經驗敲打著她，也讓她意識到很多以前不自覺、不自知的東西。她覺得，這項留學生的研究也是一次自我的問詢。
結合瞭自身的經歷與反思，她寫下《留學的孩子》。在這本2020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發表的專著中，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留學經歷的年輕人，講述瞭他們在成長歲月中應對兩種生活的體驗與困惑。今年8月，這本書的中文版即將面世。
四年過去，留學的通道變得狹窄而擁擠。在很多人看來，留學的黃金時代已然過去。但馬穎毅認為，我們不應該隻把出國留學看成是一種教育階層的躍遷，這樣太過簡單化，也太過功利。很多時候，教育對一個人的影響不在那個結果，而在過程中。她主張把國際教育視為一種自我塑造的過程，就像那句——「把自己重新養一遍」，當你走出去，看到更多元的世界，也許就會找到不一樣的可能性。
以下是馬穎毅的講述。
文｜ 王青
編輯｜ 槐楊
圖｜（除特殊標註外）受訪者提供
1
最早關註到中國本科留學生群體，是因為好奇。
我也曾經是留學生，2000年，我從南京大學英語系本科畢業，來到美國。那時，一個中國學生想要赴美留學，主要的途徑就是自己聯系學校，申請碩博連讀的項目，拿全額獎學金。否則，對於普通傢庭的孩子來說，不僅經濟上無法負擔，簽證也很難申請下來。
我念的是社會學專業，當時像我這樣的文科生在中國留學生中鳳毛麟角。有時候，我和其他中國留學生提起這個專業，他們要不就皺著眉頭說社會學是什麼專業，要不就繼續皺著眉頭說，那你學完之後能幹啥？
那一代留學生還是比較簡樸的，大傢基本都拿全額獎學金，包括一個月1000多刀的生活費，當時房租最初隻要300多刀，學費全免，獎學金不僅足夠生活，還能存下一點錢。
等到2006年，我已經博士畢業，並且拿到瞭美國雪城大學的教職，之後幾年，在學生的聊天和觀察中，我明顯感受到幾個變化：相比碩博留學生，留美中國本科生的數量越來越多。數據上也有證明，2014年，留美中國學生中的本科生入學人數就已超過瞭研究生入學人數。而在一些中國留學生比較多的城市裡，比如愛荷華市，珍珠奶茶店的數量已經超過瞭星巴克的門店數。
此外，本科留學生很少會有獎學金，所以他們基本都是自費，還有不少學生使用瞭中介服務，在國內日常的學習中，他們也有更多聯合辦學、短期遊學的機會。所以不管是背景、專業選擇，還是來到美國前後的學習和生活經歷，他們和我們那一代留學生都有很多不同。
很多美國媒體也對中國留學做瞭報道，大部分聚焦在中國傢庭的財富背景和生活方式上。如果你讀過其中的文章，中國留學生的形象基本是刻板化的，穿著奢侈品、開著豪車。這裡面雖然有很多誤解，但側面反映瞭美國人對中國社會的看法。我也覺得，這一代留學生的變化離不開整個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
所以，那時開始我著手搜集中國本科留學生的相關數據，想要從留學前、留學中以及未來規劃三個階段，比較深入地瞭解新一代留學生的經歷。從2012年到2016年，我前後調研瞭來自五十所美國高校五百多位中國本科留學生，後來又回到國內，前往六個城市的八所公立高中和一所私立高中進行實地調研。
調研的結果刷新瞭我對這些留學生的很多認識。最早我有一個假設，這些學生來美國讀本科，很多沒有參加國內的高考。我們也知道，高考對中國學生的壓力是巨大的，那麼他們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擺脫瞭應試教育的束縛？後來我發現，很多學生不但沒有從應試中解放出來，反而有瞭更多的考試和新的考試。
無論是私立學校，還是公立學校的國際部，他們有一個大致標準化的出國留學考試時間表：高一（相當於美國的十年級）結束或之前，要參加托福考試。所以在整個學年，除瞭常規的學術課程外，很多學生還要參加托福預備課程。到高二（美國的十一年級）結束時，他們要參加SAT考試，有的還要參加SAT子科目考試和AP考試。有些傢長希望能做兩手準備，所以國內的高考他們也不能落下。
那幾年，隨著留學生的激增，美國入學考試的門檻越來越高，為瞭取得更高的成績，我遇到的學生裡，沒有一個人是隻考瞭一次托福或者SAT的。對於不熟悉美國教育系統的中國學生而言，相比個人文書、課外活動和推薦信這些看似抽象、不確定的考核內容，考試是他們唯一能控制的部分。
所以就出現一個悖論：大部分留學生是為瞭擺脫中國應試教育的束縛而選擇出國留學，但是他們在申請的時候，又非常看重考試，想牢牢抓住考試這一根救命稻草，進入理想的學校——也就是美國前五十名的精英大學。
隨著案例的累積，我越來越直觀地感受到，這種矛盾的心態不止體現在留學準備期間，而是貫穿瞭整個留學生涯。我遇到過很多原本非常優秀的中國學生，來美國之前，野心勃勃，到瞭美國之後，陷入瞭新的學業困境。
他們往往在中國時學習成績很好，考前突擊就能對付所有課程。但美國的高等教育，尤其文科，對於個體自主性的要求非常高。每學期的成績不是基於一次大考，而是基於學期內的各種作業和項目或論文來評定。很多中國學生適應瞭應試教育對人的規訓，「小考天天有，大考三六九」，日常的學習被一個非常結構化的考試安排固定瞭下來，一旦離開瞭這個結構，如果沒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很難沒有拖延癥。
這種雄心和焦慮的二元性也成為我在這本書裡的核心觀點。一方面，留學作為高考之外的另一種選擇，他們相信海外大學帶來更多機會和更光明的未來。另一方面，美國和中國有著截然不同的教育體系、文化和規范。如何在這兩種體系裡穿行，如何面對文化的、觀念的、結構的沖擊，又讓這段旅程充滿瞭困惑和不安。
圖源電影 《別告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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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曾經的留學生，我也經歷過這種沖擊。
我剛上研究生院的時候，上的都是五六個人一堂的小課，主要就是學生講。我的一位教授是印度裔，雖然說話有口音，但非常流利，神采飛揚。整個一學期，我都上得特別費勁，倒不是說語言上的費勁，而是很難參與課堂討論，我發現自己總是跟著別人，試圖去聽懂別人在講什麼。那門課和性別有關，各種概念、理論，我都需要花一陣子才能理解別人的意思，更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整個過程就很壓抑。
終於有一天，老師找到我，她說，我們班人這麼少，你這麼安靜，顯得很突兀，希望你能更加積極地參與。我跟她表達瞭這些困難，她說，你為什麼要跟著別人呢？完全可以引領大傢討論。我說我上一段都沒聽明白，怎麼能引領大傢呢？她說，你即使沒聽明白，也可以引領，關鍵是你內心有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也許大傢會很感興趣。
那場談話讓我開竅瞭很多，並非立竿見影，但的確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變，就是如何從被動到主動，能夠接受自己在不太明白的情況下，主動表達，用自己的想法和問題引領大傢的討論。後來我發現，當你開啟一個新的話題，別人真的就會跟著你走。
調研的時候，我也發現，很多人以為中國學生在課堂參與的障礙是因為語言，這其實是一個很膚淺的原因，可能是必要非充分條件。更重要的是，當中國學生想要表達或者發言的時候，總覺得要有一個正確的答案，或者提出完美的問題。
很多因素造成瞭這樣的困境。比如，受應試教育的影響，中國學生習慣瞭在特定問題上給出「標準」答案，高壓的考試環境又加劇瞭對犯錯的恐懼。而西方教育強調的是開放式討論，鼓勵學生在課堂上表達個人觀點，沒有對和錯，中國學生反而會感到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它也來自於移民或者弱勢群體的「雙重意識」。這個概念最早是由杜波依斯提出，用來描述美國黑人男性的邊緣化經歷。我把它擴展到瞭中國留學生身上。簡單來說，這種 「雙重意識」意味著，他們既意識到一種母語者的聲音——他們心目中的標準英語，又意識到第二語言發言者的聲音——那種他們迫切希望擺脫的不標準、不完整的語言和口音。前一種聲音不斷審視和批評著後一種，中國學生受困於這種自我審視，有時候更甚於他們受到的外部批評。
其實，最苛刻的批評者往往都是中國學生自己。不少學生的英語其實很好，但是內心有極為嚴格的自我要求。他們總是擔心語法錯誤，擔心自己說瞭不恰當的話，或者用錯瞭單詞；也有人和我說，當教授提問時，美國同學能立馬給出答案，但他們需要構思，等準備好瞭，對話已經轉移到下一個話題瞭。
課堂之外，很多留學生還會有另一個困擾：他們渴望交美國朋友，拓寬朋友圈，但嘗試之後，又往往發現自己無法擺脫以中國同齡人為主的社交圈子。
從表面上看，大傢可能也會把它歸結為語言障礙，但就像我在書裡提到，對於美本學生來說，派對是校園社交的主要平臺。中國留學生通常很難欣賞這種文化。調研中，許多學生都提到相似的情節：美國室友邀請他去參加派對，去瞭一次，就不想去瞭，慢慢地，室友不邀請瞭，兩個人漸行漸遠，很難再做朋友。
就像剛才提到的，我這一代留學生，除瞭少數文科生，大部分都是出來讀理工科，又加上讀的是碩博項目，那幾乎就是國際學生的天下，主要打交道的對象就是導師和他的研究小組。即使班上有美國同學，大傢也都是在校外租房子，可以過一個相對獨立的，不怎麼需要和美國人交往的生活。但是這一代，更多是本科留學生，大部分住學校公寓，大部分美本教育多是通識教育，即便是數學專業也有人文社科的課程，跟美國學生的交往機會更頻繁，也更不容易脫離這種社交文化的影響。
《為派對買單》這本書裡，作者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做「保護性隔離」，學生選擇避開讓他們感到被邊緣化的校園文化，尋求相互安慰和支持的社交空間。所以我認為，美國大學應該提供系統性的平臺來促進跨文化的交流，而不能僅靠學生個體去自主適應。
很多人覺得，這是國際學生的適應和融入問題。我認為，不能隻強調國際學生的適應和融入。適應更多是單向的，暗含一種弱勢者或者外來者去適應強勢文化和主流環境的意思。但美國幾乎每一所大學談及為什麼要招國際學生的時候，都會說這是國際化教育的一部分，而國際化教育是學校的重要使命。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必然不是單向的適應，而應該是雙向的學習。
融入又是另一個概念，所謂「融入主流社會」，誰能說清美國的主流社會是什麼？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和多元文化國傢，有一本社會學著作叫做《重塑美國主流社會》，講的就是移民如何改變瞭美國主流社會。留學生也是廣義的暫時的移民。在紐約和加州，真正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很少，你走在當地街頭，很少會聽到不帶口音的英語。
以前有個詞叫做「種族大熔爐」（melting pot），無論是「適應」還是「融入」，我覺得都還是來自這個比較陳舊的意象。現在，稍微瞭解一些美國社會和文化的進步人士，已經不再用這個詞瞭，而是用「沙拉碗」（salad bowl），生菜是生菜，西紅柿是西紅柿，大傢都帶瞭一些美國味兒，好比是粘上瞭一點沙拉醬，但每個人仍然是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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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很多層面來講，這一代中國留學生的變化，離不開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和中產的崛起。社會學傢陸學藝曾指出過，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階層最大的變化是白領階層的增長，他們構成瞭中國蓬勃發展的中產主體，在城市地區，出國留學逐漸成為傢庭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在大傢講教育「內卷」，我做這個研究時還沒有這個概念，但是當時，上好大學的競爭已經開始白熱化，二十多年的高校擴招導致瞭大學生就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反過來，就業市場的競爭又讓上好大學這件事變得愈發重要。
我在書裡提出一個概念，叫「教育福音」，就是說，盡管高考依舊是大多數中國高中生的選擇，但部分城市中產和富裕傢庭將出國留學當作維系社會經濟地位或者實現社會上升的可選途徑，這種信念並非完全理性，留學也隻是一個少數人的現象，但這種有關留學的文化，對整個社會形成一種輻射效應。
2013年我剛開始做公立學校的國際部研究，當時它還是一個非常新的現象，但很快，國際部迅速發展開來，一開始是北京，然後往各個省的省會城市發展，後來又輻射到像江蘇南通、無錫這些中小城市。盡管國際部學生的數量並不多，但這種留學文化的感召力和影響力是巨大的。
我訪談過一個學生，他是湖南人，高考分數能上湖南大學，其實湖南大學已經是985瞭，但是傢裡還是覺得不夠好，最後去瞭華盛頓大學，這所學校是美國州立大學，也不是有名的藤校，但是在他的心目中，這就是更好的選擇。
還有一個學生我印象也特別深，他原本可以上浙大，但還是選擇瞭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在他的觀念裡，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更好。去瞭之後，他也的確很滿意，原本他在高中已經學瞭高等數學，到瞭麥迪遜後，他又學瞭一遍，他說自己很享受美國老師教課的方式，在美國的課堂，隻要你問，老師就會試圖解釋原因，如果不會，老師就說不知道，這些坦誠的交流讓他很震撼。
在我的調研裡，很多學生和傢長都表達瞭類似的訴求和感受，他們認為，美國的教育是一個更加全面和優質的教育，不僅是教育結果，也包括這種教育過程。還有一部分傢長認為，美國是全球化的中心，又是全世界好大學雲集的地方，在美國孩子能接觸的世界性資本，也是一種社會和文化資本，可以幫助自己來適應全球化世界。當然，他們不會使用上面這些概念，但是想要送孩子出國留學的邏輯是這樣子的。
不光是城市中產傢庭，也有少數工薪階層的父母，他們沒有上過大學，甚至沒有坐過飛機，但是受到剛才我說的這種「教育福音」的感召，砸鍋賣鐵也要送孩子出國念書。
有一個學生，父親是一傢公司的司機，將大部分積蓄都投入到瞭孩子的教育中。我問他，為什麼父母鐵瞭心要送他出國，他說，因為傢裡覺得，美國的教育是更好的，他們希望我能獲得更開放的資源。我還遇到過一個在波士頓大學留學的上海學生，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之所以能夠負擔他在美國的學習，完全是因為上海房地產價值的上漲。他母親高價賣掉瞭他們在市中心的公寓，現在住在遠離市中心的地方。他主修計算機科學，希望有一天能在矽谷找到工作，回報母親的投資。
某種程度上，出國留學，特別是在美國留學，可能會獲得一種新的「名望光環」，而且比以往更容易實現。過去，隻有精英階層才能夠憑借人脈、資金或學術實現出國留學的願望。但逐漸地，許多普通傢庭也開始加入到這一行列。
隻是對於這些傢庭的孩子而言，和那些精英傢庭的孩子相比，無論是學業還是社交，都會處在更為劣勢的位置。如果說留美本科生大多在課堂參與上都有焦慮和挑戰，這些學生的參與度更低。這和他們作為第一代大學生在文化資本上的缺失有關。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留學生群體內部，也存在代際的不平等傳遞。新一代中國留學生體現出野心和焦慮的雙重性，不僅體現在他們自身，也反映在他們的父母、傢族以及同齡群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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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留學，或者說跨國教育到底如何改變瞭這些學生？我覺得最重要的變化，就發生在不同文化和教育的沖擊過程中。
美國文化非常強調「表達型個人主義」（expressive individualism），也就是我們經常會聽到的「發現自我」。就像《紐約時報》專欄作傢大衛·佈魯克斯（David Brooks）說過的，美國的畢業典禮演講中一個最常出現的主題就是：「追隨你的激情，規劃你的道路，跟隨你的節奏，追逐你的夢想，發現自我。」這些至今仍是美國文化的主旋律。
美國人更重個人主義，而中國人更重集體主義，當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受到這兩種不同價值觀的影響，一方面會經歷沖突和張力。就像剛才提到他們在課堂和社交上遇到的困境。但應對這些沖突的過程，其實也是自我發現和自我重塑的過程。
很多學生都會提到自我實現和父母期待之間的沖突。我遇到過一個女生，父母期望她讀數學，因為專業前途好，甚至在她留學之前，就讓她簽署瞭一份學習數學的保證書。到美國後，她選修瞭一門社會工作課，開始對社會學產生瞭強烈的熱情，後來成功改瞭專業，但是中間，她和父母發生瞭非常多的爭執。
還有一些學生會采取相對折中的方案，修雙學位。比如剛才提到的那個原本能進浙大的男生，他的父親是上海交大工程學的畢業生，希望孩子也能讀這個專業，到瞭美國之後，為瞭平衡父母的期待和自己的興趣，他主修瞭工業工程和心理學兩個專業。
自我重塑最明顯的還是女性留學生。有本書叫《遠飛之夢》（Dreams of Flight: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the West），它裡面就說，出國留學給瞭年輕中國女性一個暫時逃離主流性別規定的機會，她們會利用這段經歷重構自己的性別身份、親密關系以及生命歷程。我在調研中也發現，很多女性在出國之後都會經歷主體意識的覺醒。
我覺得這種變化，一部分來自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比如很多性別相關的課程，接觸到女性主義的理論和語言，這些會改變認知。更重要的體現在生活層面，比如在街頭，你能看到很多爸爸在帶孩子；各種學術會議裡，做主旨演講的很多都是女性。
很多女性回國後也會和我說，她們以前能夠接受的東西，現在不能接受瞭。工作場合裡，同樣的語言，以前覺得沒什麼，現在就會認為是性騷擾，會反抗。
當然，面對不同文化和觀念的沖擊，有人成長，就會有人崩潰。教育社會學裡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精英大學學生的心理健康，這個系統裡培養出來的學生，心理的負荷通常都很重。有時候，壓力會成為自我塑造的動力，有時候它會造成巨大的傷害。
我也經常被問到，什麼樣的人適合留學，我覺得這個問題特別難回答，因為這裡面有很多的自我認知，而且一個人的自我本身也是在發展和變化的，但是基本上，在留學之前，你還是會有一個大致的感知，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特別守舊，特別不願意去新環境，還是特別喜歡學習新事物；還有就是抗壓能力如何。不過隨著疫情後國際旅行的恢復，大傢短期出來看世界的機會也有，可以試著出來看看，這也是一種自我發現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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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留學生群體一個可見的變化是，中國留學生的留美率不斷下降。在我的研究裡，大概有60%的留美本科生希望在畢業之後回到中國。我相信疫情之後，這個比例應該變得更高瞭。
特朗普上臺之後，不斷提高H-1B簽證薪酬門檻的政策舉措，讓很多人覺得留美之路愈加艱難。另一方面，很多留學生都意識到，亞裔在美國勞動力市場上的職業天花板是存在的。同時，盡管留學的含金量在降低，但是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上，還是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
而對於那些想要留在美國的留學生，我曾經的一個預設是因為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但調研過程中我發現，這一代留學生的原因更為復雜，比如污染、競爭壓力等等。
有些留學生會說，他們從小缺少父母的關愛，來到美國後，發現這裡的傢庭關系比較松弛，也比較強調高質量的陪伴，所以想要讓自己的下一代能夠有這樣的成長環境。某種程度上，這其實也是一個悖論，正是因為父母的成功，他們才能有條件來美國留學，但也是因為父母的成功所付出的代價，讓他們不願意回國。
但其實，最近幾年，美國公眾對高等教育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從人人都要上大學到如今的質疑大學教育的價值。為瞭上大學而付出這麼高的成本，究竟值不值得？十幾年前，一個非裔學生就跟我提出過他想做這個學生貸款課題，他說他很生氣，學生貸款這麼高，很多學生出瞭社會根本沒辦法也沒能力償還這筆巨額貸款。他覺得，這是高等教育對學生的辜負。當時，討論這個問題的人不多，然而最近幾年，學生貸款問題已然進入瞭總統政策的核心區域。
如今，除瞭少數精英大學，很多美國大學需要為自己的合法性辯護。尤其是小型的私立學校，因為沒有州政府的撥款，運營成本全靠學費，如果招不到學生，就會面臨關門的風險。就在今年，我所在的紐約上州就有兩所擁有一兩百年歷史的文理學院關門瞭。
其實，說到底，有關高等教育的討論，一定程度上，指向的是通往美好生活究竟有哪些方式。在中國，盡管教育投資的回報率在變低，大傢仍然覺得，隻有接受好的教育才能實現美好生活。但是很多美國人覺得，上大學，做白領，隻是實現美好生活的一種途徑。做藍領，比如美國的管道工，收入其實也不錯，它也能通往一個相對美好的生活。
所以當我們說「內卷」的時候，我個人覺得，它本質上是一種價值觀的單一。大傢都沖著一個目標，一個願景，而不是覺得，雖然你這條路挺好，但我可以不走你的路。
當然，評價體系的單一化和我們的機會結構是緊密相連的。對美好生活、對成功的定義，都取決於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的條件。人無法自處於整個社會結構之外。現在中國也有些年輕人在這麼做，主動放棄大城市的內卷，去雲南、去東北，但是能夠這樣選擇的人畢竟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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