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新質生產力”解讀為，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產性服務業為代表的新服務，以及以全球化和數字化為代表的新業態，形成的聚合體就是新質生產力。
最近內地電視劇《繁花》熱播，大傢看到瞭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股票市場和外貿市場的活躍。迄今經歷瞭兩輪經濟周期，從樂觀的角度來看，我們有理由期待《繁花》再次盛開。這一次的催化劑就包括新質生產力的形成。
《繁花》的主要故事集中在1991年至1994年，大結局觀眾看到的是1997年浦東東方明珠的建成和香港的回歸。而去年熱播的電視劇《漫長的季節》故事發生的背景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國企改革和4500萬工人下崗。
《繁花》是《漫長的季節》的鏡像故事，都在講九十年代，一個講亂花漸欲迷人眼，萬紫千紅總是春；一個講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2001年中國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經濟再次迎來瞭《繁花》似錦的年代，並在“四萬億”的刺激下盛開得更加耀眼。一直到2011年，經濟每年的增速都在8%以上，但從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再次進入到瞭《漫長的季節》這樣一個狀態。
2019年4月政治局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國內經濟存在下行壓力，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結構性、體制性的。
新質生產力的內涵
國傢去年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後，專傢學者給出一系列解讀。例如黃奇帆認為，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產性服務業為代表的新服務，以及以全球化和數字化為代表的新業態，形成的聚合體就是新質生產力。
換一個角度，筆者認為能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生產力就是新質生產力，可以從三個類別或者維度去實現。與普通人關註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三駕馬車”不同的是，經濟學傢認為，全要素生產率是理解經濟增長的關鍵指標。二十大報告就指出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高質量發展。
在筆者看來，理解經濟下行最有代表性的數據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世界銀行在2020年發表瞭一個研究指出，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全要素生產率是基本穩定在三個百分點左右。
世界銀行還發現，2010年至2019年，中國有形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貢獻和前十年相比基本是相同的，這十年經濟下行主要是因為全要素生產率從前十年的3.1個百分點，下降到瞭1.1個百分點。
第一類新質生產力── Diffusion
實際上，全要素生產率在2010年至2019年的下行是一個全球的現象，過去大傢說的低增長、低利率和低通脹這樣一個“新常態”，本質上是全球各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
從直覺的角度來說，2010年至2019年恰恰是移動互聯網和平臺型科技公司發展最迅速的十年，如果我們相信傳統智慧“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些新科技和新業態應該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那為什麼數據上看不到這樣的結果。
過去大傢希望通過科技創新能夠帶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是數據非常清晰地告訴我們，其實頭部企業在過去二十年裡規模越來越大、財富越來越多，但是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卻在減少。
大傢可以想一想，過去常說的“破壞性創新”或者“創造性破壞”，到底是創新多，還是破壞多？過去的經驗是不是遇到瞭新情況？國內爭議較大的互聯網線上和線下的競爭，如何才能健康發展？這些問題都比原來想像的復雜，不能說隻要是新技術、新業態就一定是新質生產力。
我們可以簡單地把科學技術分成“贏傢通吃型”和“水漲船高型”，前者會拉低全要素生產率，後者會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當這樣的技術運用到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所形成的生產力，就接近於中國政府2023年9月提出的“新質生產力”的概念。
第二類新質生產力── Discovery
筆者把進一步學習先進管理實踐能力帶來的生產力稱為第二類新質生產力。史丹福大學的Nicholas Bloom教授提出，管理實踐也是一種生產力的新理論。不同企業在管理實踐上的能力有比較大的差距，這對企業業績表現有著直接的影響。
這個概念聽上去似乎很普通，但大傢千萬不要小看。Bloom教授是過去十年發表紀錄排第二位的經濟學傢，排第一位的就是大傢都熟悉的Acemoglu。此外，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評選出瞭25位頂尖青年經濟學教授，Bloom教授和Philippon教授分別排在瞭第一位和第二十位。
Bloom教授發現，國傢與國傢之間在生產率上的差異，平均來說，有30%來自於企業管理實踐的差距，在一些國傢這一貢獻度甚至超過50%。用不同維度的管理指標打分，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能力相對過去有很大的提升，平均得分高出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傢，但是相對於發達國傢企業的差距依然比較大。
另外，雖然中國平均得分高，但是企業之間的管理能力差別較大。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落後於一些發展中國傢例如印度和巴西。
很顯然，第一類新質生產力對應的技術創新是不容易獲得的，需要長期的努力，但Bloom教授最有意思的發現是，先進的管理實踐能力是一種軟技術，是可以在短期內提高的。
Bloom教授帶領團隊在印度紡織企業進行實踐，采取五個月的標準化管理實踐改進的企業，在一年時間裡相比未改進的同類企業的生產率提升瞭17%，利潤多出30萬美元，而這些企業的平均年銷售額為745萬美元。
能夠反映出說明企業管理實踐能力差距的另外一個例子，體現在疫情期間。雖然供應鏈沖擊影響瞭很多企業的業務，但是發達國傢一些創造高附加值的企業采取“在傢辦公”的效果很好，以至於疫情結束後很多工作還可以繼續在傢處理，但是大傢應該親身體會過，中國企業在疫情期間采取“在傢辦公”的效果並不太理想。
Bloom教授與自己的學生、攜程董事長梁建章合作，在攜程進行瞭“三天公司辦公，兩天在傢辦公”的實驗，約1600多名員工參與其中，囊括瞭工程師、產品經理、研發及財務部門等多個崗位。結果發現，員工的工作效率不降反升，員工的滿意度大幅提升，離職率也下降瞭35%。
因此，提升管理實踐的能力，形成第二類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性應該加以重視和推廣。關鍵是企業之間，城市之間，政府之間相互學習，讓好的管理實踐能力盡快得到擴散和傳播。
第三類新質生產力── De-Distorton
第三類新質生產力來源於盡快消除要素資源錯配和扭曲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阻力。筆者認為，中國企業體現在管理能力和科學技術上與發達國傢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資源錯配帶來的扭曲造成的。
中國經濟學界過去十年最熱門的研究領域就是理解資源錯配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束縛。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謝長泰教授、宋崢教授、白重恩教授等人。謝長泰與合作者研究瞭中國企業在1998年至2005年的數據後發現，如果中國企業的勞動和資本可以達到美國企業1997年的配置效率，就可以每年提升2個百分點的全要素生產率。
筆者自己曾做過一張表，用二十多個以D開頭的英語單詞來形容中國經濟面臨的內部和外部的挑戰，比如赤字、債務、違約、去杠桿、貶值、通縮、貧富差距、脫鉤、去風險、去碳化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錯位、資源錯配。
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把資源錯配帶來的扭曲和束縛看作是一種與新質生產力不匹配的舊生產關系。消除這種扭曲和束縛就是建立新質生產關系，形成能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第三類新質生產力。
所以上述三類新質生產力，同樣對應三個D開頭的英文單詞，Diffusion（能力擴散），Discovery（促進發現），De-Distorton（消除扭曲）。
如果用金字塔來形容，第三類和第二類新質生產力處於底部和中部，第一類新質生產力處於頂部。如果我們不能把底部和中部的基礎夯實打牢，頂部也很難培養出來，即使有一些突破，仍然會面臨短板，繼續被“卡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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