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2022年GDP規模4059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和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分別為6776美元、6530億美元，逐漸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傢行列。但是，南非在快速實現工業化後雖然融入全球化進程，但不斷增長的外債以及不均衡發展的貿易體系，出現“低增長+高債務”的發展困境，近年更走向“低增長+高通脹+高利率+高債務”的“怪圈”。
圖：南非迫切需要加快產業升級，擴大自主投資占比，降低對外依存度，促進貿易和投資多元化。
南非1990年代後的經濟發展主要有兩大特征：一是經濟長期低增長，相較於同時期相似經濟規模的發展中國傢的差距在不斷擴大；二是經濟改革較為滯後，導致產業升級偏慢。如今有兩大現實問題待解：其一，高通脹和高債務問題。其二，經濟改革和產業轉型問題。展望未來，南非的經濟轉型雖有不少困難，但仍然具備較好的基礎和有利的外部條件。總體來看，南非需要適應新的全球化趨勢，擴大對外開放，妥善應對地緣政治和大國關系，拓展經貿“朋友圈”，而且需要激發改革創新活力，讓更多社會民間資本參與經濟轉型，繼續挖掘經濟增長潛力。
從1934年南非獨立算起，南非經濟發展大致經歷三個階段，即1930至1960年代前、1960至1990年代、1990年代至今。總體來看，南非GDP規模從1960年至今處於相對較快的增長。按美元不變價計，1960至2022年南非GDP規模從656.5億美元增長到3604.7億美元，增幅高達4.5倍。1950年代之前，南非的第一波經濟騰飛發生在1933至1945年，主要得益於采礦業興起，以及淘金熱催生相關產業和出口。
到瞭1960年代，南非的經濟發展逐步加快。1948至1970年南非迎來穩定的第二波經濟增長，實際GDP規模大概翻瞭3倍，這段時期經濟發展主要是制造業，對GDP增長的貢獻度達30%。1990年代後，南非步入低增長階段。1994至2022年GDP實際平均增速僅為2.4%左右。
地緣及內政問題待解決
南非經濟轉型面臨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地緣政治環境復雜，外部幹預較多。南非曾被荷蘭和英國殖民，雖然在1961年脫離英聯邦，但南非內部卻有大量英國、美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傢廣泛滲透，跨國企業佈局較為廣泛。南非在經濟、貿易和投資的對外依存度偏高，導致經濟轉型長期受外部因素幹擾，加上國內政治分歧增多，延緩經濟改革進程。雖然通過外部投資和開放市場給南非帶來瞭增長機會，但長期依賴外部因素卻極易引發經濟不穩定，外債增長過快也制約經濟自主性。南非必須著力解決外債問題，增強經濟自主性，同時需要平衡好大國關系，發揮其在G20、金磚國傢以及非洲聯盟等世界性、地區性組織的獨特作用，以重塑國際影響力，創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
第二，國內政治分歧仍在，經濟改革較為滯後。前曼德拉時期，南非的經濟增速相對較快，特別是從英聯邦脫離後，礦產資源以及其他工業品、農產品出口迎來黃金期。後曼德拉時期，經濟政策傾向於“西方化”，導致不同程度的經濟失衡，例如過度依靠外資，大量外國資本湧入南非市場很快遭遇歐美強大工業品的競爭擠出，同時過早、過快開放金融業，致使歐美的資本大規模進入南非金融市場，引發一段時期的金融混亂。過去30年，南非各界對經濟改革雖有共識，但仍有不少分歧。當務之急是盡快穩定國內政局，重建社會共識並重啟經濟改革議程，為實施更大規模的經濟增長計劃和國傢戰略投資鋪路。
開放市場過快 經濟結構失衡
南非經濟轉型有三點經驗啟示。其一，經濟改革是長期工程，需要保持穩健、務實和進取。發展中國傢的早期經濟轉型，多數以學習模仿歐美國傢為主，即迅速工業化，以資源或人口紅利為後發優勢，通過引進外資和技術設備等建立工業基礎，再以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完成原始積累。伴隨南非經濟起飛，由於體制原因，制約經濟轉型的因素開始累積，貧富差距擴大等變得突出，制度改革滯後導致經濟轉型拖累。同時，南非經濟改革因過快過激而引發發展失衡，雖然多次啟動制度和經濟變革，但在核心議題上停滯不前，內部體制僵化。因此，發展中國傢的經濟轉型和改革既要順應內外形勢變化，不能延誤時機，也要選擇更加務實的方式進行改革試點，避免采取過激的政策。
其二，制造業是確保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石，應保持一定比重。1960年代後南非的經濟增速在非洲前列，原因是比較成熟的工業體系和較強的制造業基礎。但是，相較於其他金磚國傢，南非的制造業發展存在瓶頸，能源轉型仍有較大難度。2004至2022年南非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從18%下降至12%左右，同期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長期穩定在28%至30%。作為發展中國傢，如果不具備較強的制造業基礎，將很難獲得更高水平的價值鏈地位。因此，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是發展中國傢實現突圍的關鍵，同時擴大可再生能源投資，應對綠色轉型難題。
其三，金融的自主性至關重要，必須堅持獨立的金融發展模式。1980年代拉美和1990年代的東南亞國傢在金融改革上有許多經驗教訓，參照歐美國傢的金融模式並不可取，往往因制度、環境不相容而出現劇烈波動，引發區域性金融危機。南非一度面臨類似的金融投機和金融自由化等問題，但經過金融改革後，貨幣政策自主性增強，利率和匯率相對穩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南非啟動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建立“雙峰型”監管體制。目前，南非擁有比較健全的制度和法律環境，金融體系比較發達。作為發展中國傢，既要應對國際金融的負面溢出風險，增強區域金融中心話語權，也要防范國內金融風險，增強金融服務覆蓋面。
南非的經濟轉型問題集中在兩個層面：第一，從後發優勢轉變為比較競爭優勢存在不小的難度。無疑後發國傢工業化起步絕大部分是依托“外資+出口導向”或進口替代等方式，承接發達國傢產業鏈和跨國企業投資，但下一步產業鏈價值鏈的提升卻有較大難度，一方面是知識產權和專利保護受限，另方面是發達國傢實施出口管制和貿易壁壘等政策。對此，南非需要擴大非盟影響力，加快推進金磚國傢與非洲自貿區合作，促進投資和貿易多元化；第二，從出口導向和外部依賴走向自主性較為不易。通過出口獲利是後發國傢原始積累的重要手段，但這種模式卻依賴於發達國傢。南非如今的發展帶有“拉美化”印記，長此以往將削弱經濟增長潛力，迫切需要加快產業升級，重點聚焦先進制造業和新興產業，擴大自主投資占比，降低對外依存度，促進貿易和投資多元化。
南非發展的關鍵在於兩個突破：一是掃除經濟改革障礙。南非國內政治改革和經濟政策存在較大分歧，需要加強執政黨團結，盡快達成政策共識並推出市場經濟改革計劃，加強宏觀政策與結構性改革配合，加快機構和制度改革，加強社會治安管理，增加社會福利投入，為經濟發展創造穩定的國內環境。二是突出比較競爭優勢。南非的經濟嚴重依賴礦產資源，未來要加大自主投資，掌握關鍵領域資源控制權和投資主導權，提升制造業產業鏈優勢，增強出口競爭力，同時開放新的市場，優化投資環境，調動私營部門投資積極性，挖掘人口紅利，改善提升整體就業水平，發掘新的經濟增長點。近年來，中國和南非雙邊貿易增長較快，未來雙方有望通過金磚國傢框架、共建“一帶一路”等擴大雙邊直接投資和貿易加快增長，包括新能源投資、電力裝備升級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擁有廣泛合作空間，預計將為南非經濟轉型提供新的動力。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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