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是全球最國際化的金融中心，服務對象大部分是非本地的投資者和集資者。
國際金融中心是安排國際層面資金融通的場地。實事求是來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必須聚焦於安排內地與外地之間的資金融通，讓內地的集資者與投資者能夠分別與外地的投資者和集資者碰頭，滿足各自的需要。所以，那些認為香港金融越來越內地化的人，應該實事求是看待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他們說的內地化，其實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能成功發揮其基本功能的現象。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有一個獨一無二之處，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不同。作為一個金融中心，香港可以說是全球最國際化的，服務的對象大部分都是非本地的投資者和集資者。其他的國際金融中心如紐約，主要服務外國投資者購買美國金融資產或外國集資者到美國融資。
考慮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性，金融基礎設施亦要有相應的獨特性，去更好地滿足大量的內地與外地投資者和集資者的需要，方便他們進行金融活動和管理風險。相信大傢都留意到，在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上，已經出現瞭一個讓市場參與者可以選擇運用多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獨特模式。
“何去何從”的關鍵
筆者過去經常提醒，香港是隻有七百多萬人的彈丸之地，要求其貨幣體系穩妥地滿足內地十多億人與外地的資金融通需要，長遠來說是不切實際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走到今天這一步，已經是非常難得。當然，一個穩如磐石、固若金湯的貨幣體系，讓外來的市場參與者都不擔心貨幣風險，是重中之重。但當國際金融活動的量，相對香港貨幣體系的容量繼續迅速增加時，外來的市場參與者對管理貨幣風險是可能采取較積極的態度。大傢可能都知道，港股市值是香港生產總值的十幾二十倍，而美國隻是大概兩倍左右。所以，香港讓市場參與者能夠選擇運用不同貨幣作為交易媒介，是一個獨特且具前瞻性的演變。
講開香港的金融基礎設施，筆者有一個看法和大傢分享。近年科技日益進步，運用先進的金融科技去提供金融服務，已經成為一個明確的方向。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讓金融中介機構走自己的路，百花齊放，是一個正確的政策姿態。但金融基礎設施不同，它是一個公共產品，包括各種交易、支付、清算、托管、安全傳遞保密資料等系統，負責金融體系穩定和發展的機構，亦都要有前瞻性地將各種金融基礎設施現代化，不但要適應金融科技發展，亦要考慮如何更好管理各種風險，如地緣政治風險。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往後是否可以繼續扮演內地與外地間資金融通的主要場地？關鍵在於內地在金融領域上的政策取向。內地金融體系的發展日趨成熟，但問題仍然存在，如個別銀行資不抵債需要破產清算、影子銀行的“野蠻生長”等。面對百年未見的大變局，金融霸權主義抬頭，金融武器化的趨勢明顯，內地開放資本項目管制的進度，便要更加小心。但另一方面，內地經濟發展到現階段，有必要繼續讓集資者和投資者走出去，融資和投資的渠道更加國際化多元化，爭取更低的資金成本和更高的投資回報。
問題是，如何在風險可控的環境下，繼續滿足這個“走出去”的需要。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清楚，便是更好地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將已存在審慎風險管理措施的互聯互通渠道多元化，擴容量、增流量、豐富產品，讓內地和外地的投融資雙方更廣泛參與。
內地的政策取向，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何去何從的關鍵。保持金融穩定和發展金融更好支持經濟，兩者之間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矛盾的。要有好的整體策略和相應的政策措施，才可以兩者兼得。在金融領域上，內地現時所面對的情況極具挑戰性：一方面要處理可能影響金融穩定的結構性問題，另一方面要應付外國隨時可能發動的金融戰，更加要穩妥地運用金融手段協助調控。
相信大傢都留意到，今年兩會期間，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瞭“黨和國傢機構改革方案”。裡面有共十九條改革方案，第一條就是“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而中央金融委員會要負責的第一個事項，是“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可見這個課題的重要性。此外，還有七條都是金融領域上的改革方案。我熱誠期待這個最高規格、負責“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的中央金融委員會的組成，亦希望這個“頂層設計”能夠包括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國傢“金融穩定和發展”上，應該扮演的角色。
“頂層設計”的元素
就“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應有的元素，在這裡提出幾個純粹個人的觀點和建議。
一是“話語權”。在國際金融領域，各個官方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負責制訂國際金融標準的委員會，國傢需要致力爭取合乎國傢在全球經濟比重的話語權。要特別註意的范疇，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由一個主權貨幣獨大，且常有霸權行為出現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不可持續的。任何突然的、恐慌的、斷崖式的改變，或是有序的演變，對全球經濟都會有重大影響。要演變成為多邊化或是雙邊化，或是以非主權貨幣為中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國傢都應該有立場和有幾手準備。要有足夠的話語權，才能照顧到國傢利益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體利益。
二是“備戰”。爆發金融戰的可能性是有的。我有信心國傢已作好準備，以保障金融安全。香港在打金融戰是有些經驗，但國傢現時面對的地緣政治影響下，可能發生的金融戰，在性質上、規模上都有所不同。我隻是想指出“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打金融戰，要像孫子兵法內所說：“無持其不來，持吾有以待也。無持其不攻，持吾有所不可攻也。”備戰的舉措，明顯應以減低對美元的依賴和將人民幣繼續國際化為重點。
三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發起人，香港大約在二十年前建立瞭人民幣離岸市場，我希望“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會有人民幣國際化的方向性策略，以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最活躍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可以快速有效地為國傢作出應有貢獻。過去，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為人民幣國際化發揮瞭積極作用。但需要經過二十年，到現在才有眉目將人民幣有意義地在離岸資本市場自由使用，我認為步伐仍需要加快一點。希望人民幣在香港股票市場的使用，可以讓人民幣，不單在交易媒介的功能上，亦開始在財富儲存的功能上，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貨幣。
四是要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一國兩制”是成功的，是獨一無二的。在金融領域上代表中國有兩個金融體系，可以為國傢服務，可以在兩個金融體系之間取長補短，和創造協同效應，提升資金融通的穩定性、可靠性、多元化和效率，更好地支持國傢經濟發展。
五是讓香港金融體系能充分參與“金融內循環”。當然，有關風險，例如走資的風險，是需要審慎管理的。我有信心有關當局是有能力設計到一個妥善管理風險的系統。現時互聯互通渠道中的額度管理、項目管理和單位管理，都是好的風險管理手段。另外一個辦法，令香港金融體系可以充分參與金融內循環，融入國傢發展大局，助力國傢經濟發展，是通過在大灣區使用有效的“閉環管理”辦法，在大灣區內容許：1）跨境資本流通；2）貨幣兌換暢通；3）貨幣跨境流通；4）金融機構可跨境辦理資金融通；5）金融基礎設施跨境聯通。在這個大灣區的“閉環五通”的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內，可以讓市場在金融資源分配上起決定性作用，符合國傢既定的政策方針。
六是讓香港當“金融外循環”的主要渠道。雖然這似乎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頂層設計”有這個明確的元素，會是吸引外地投融資者來香港的強力磁石，大大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地位、市場流動性和競爭力，將香港變成國傢在國際層面的資金融通的主場，內地投融資者直接到外地所冒的風險，包括大變局下的地緣政治風險，將會大大減低。
（編者按：本篇文章節錄於任志剛本周一出席研討會的主題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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