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經緯/如何化解AI就業沖擊？\中國社科院國傢高端智庫首席專傢 蔡昉

　　圖：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一日千裡，對就業市場難免有一定的沖擊。

　　技術進步對於就業的影響，從工業革命開始就是社會的焦點和研究的關註點。但無論是從原因窮究結果，還是從本質看到表象，人工智能（AI）就業沖擊這一次來得真的不同以往。面對可能的AI就業沖擊，需要澄清一些認識，確立若幹政策原則。

　　AI就業沖擊不再是歷史上反復出現的“技術性失業”幽靈，而是可以替代幾乎所有職業的終結者。從懂科學的企業傢馬斯克，到關心AI發展的經濟學傢薩默斯，都認為AI對崗位的替代將是全面的，一旦不久後通用人工智能（AGI）出現，簡單的、復雜的、體力的、智力的，無論何種崗位將無一幸免。

　　AI技術進步的速度之快，愈來愈讓人有一日千裡、一日三秋的感覺。例如，從1770年“土耳其下棋機器人”的騙局到圖靈1950年論文發表，經過瞭180年；再到1997年“深藍”戰勝卡斯帕羅夫，又經歷47年；再到“阿爾法狗”於2017年戰勝柯潔，也相隔瞭約20年。但從ChatGPT問世到Sora的出爐，僅僅相隔一年。

　　大模型AI的“發展悖論”註定瞭崗位的大規模損失幾乎是必然的。陣營之間、國傢之間、企業之間都認識到，能否占據AI技術和產業的制高點關乎生死存亡。

　　這導致圍繞著AI的發展，形成一種類似冷戰時期太空競賽、軍備競賽、核武器競賽的競爭。而挖掘模型用途、擴大用戶群、提高回報率的必然方向和方式，便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減少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使用。

　　然而，隻要人類勞動還沒有徹底由人工智能替代或者決定，就仍有一些東西不會發生變化。這些沒變的事物或方面越發彌足珍貴，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時間窗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仍然是主導的一方，仍然是“人告訴機器做什麼”。這一點既有技術上的含義，也有制度上的含義。也就是說，人類應對崗位替代的兩條根本出路，迄今尚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雖然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校正方向。

　　強化勞動者社會福利

　　第一，人力資本依然是抵禦AI沖擊的底氣，但是人類需要把揚長避短作為AI時代人力資本培養的基本策略。至目前今為止，人類智能仍然具有優勢的方面在於：1）軟技能而非硬技能；2）科學知識以外的能力，而非認知能力；3）情商而非智商；4）人文的理解力和同理心，而非數理化的解題能力，甚至不是編碼技能；5）隱性的知識而不僅是顯示性的技能。

　　第二，社會福利體系仍是根本性的讬底制度，而且履行此類功能的物質條件日益增強。北歐在建立福利國傢之初，在制度設計中就突出“去商品化”，即弱化勞動力作為純私人要素的屬性，強化勞動者及其傢庭的社會權利。在AI的“崗位破壞”日益大於和快於“崗位創造”的條件下，這個理念和做法愈來愈重要。

　　就業替代五種出路

　　在AI發展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前提下，社會對就業替代做出反應的方式，不外以下幾種。

　　首先，轉到要求更高技能的崗位。這是樂觀的經濟學傢始終堅信的結果，自從歷史上發生“盧德主義”運動以來，也不斷被事實所證明，隻不過這要求勞動者具有更高的技能與之相適應。包括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傢，已經從以前對技術進步創造崗位充滿信心，轉變為如今認為“盧德主義”自有其道理。

　　其次，轉到勞動生產率較低，從而報酬也較低的行業。庫茲涅茨把勞動力向更高生產率部門轉移，是產業結構變化的正常方向，與之相應，生產率降低的崗位則屬於具有“逆庫茲涅茨化”特征的崗位。從客觀上說，新崗位的正規化程度要低於原來的工作。從主觀上說，新崗位的體面程度也要低於原來的工作。總而言之，就業質量被降低。

　　其三，轉到少量具有高需求彈性行業的崗位上。這是指那些人們保持著巨大的需求，卻天然具有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特性的行業。經濟學傢威廉．鮑莫爾把表演藝術作為這種行業的典型例子。這種類型的行業和崗位能否繼續存在，以及能否得以擴大的關鍵，在於人們對相應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及其彈性，但此類行業的規模和崗位數量並不會無限擴大。

　　其四，轉到由新的消費所誘致出來的崗位上。人類今天的消費項目，在若幹年之前可能是難以想像，在更早的時候索性就不存在。就業崗位也是如此。未來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們的品位在變化，新事物新觀念不斷湧現，因而消費的領域不斷拓展，職業類型花樣翻新。鑒於這類崗位的消費歸根結底由供給側生產率的提高引起，是一種“供給創造需求”的現象。

　　其五，轉到因重新定義而出現的崗位上。以前不符合就業定義的活動，如今在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支撐之下，可以被社會承認為“就業”，並以轉移支付的方式得到補償。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人自認為是“作傢”，卻沒有作品出版並獲得酬勞，按照失業的調查定義，這種“在過去一周內未從事一小時以上有報酬工作”的狀態，則不被算作就業。但如果社會負擔得起，也完全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就業。

　　與此相類似的情形，還包括那些不再尋求就業的人群，這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當事人有供養來源，例如索性采取啃老等方式“躺倒”；另一種是無需就業，卻可以得到普惠性的社會福利支撐。例如，如果實施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制度，就形成一種環境，使受到就業沖擊的一些人選擇不再參與傳統意義上的工作。

　　根據經濟史上人類應對技術替代就業現象的長期經驗，可以提煉出幾個原則性建議，即通過制度建設、政策調整、體制改革引導技術發展以及市場主體行為，最大限度做到幾個“同步”：1）保持崗位破壞速度與崗位創造速度的同步性，特別是在數量上盡可能使轉崗成為可行的；2）保持各行業生產率提高速度的同步性；3）保持AI替代勞動力的速度與培訓勞動者能力的速度同步性，盡可能縮短再就業摩擦期；4）保持生產率提高與生產率分享的同步性，這也是公平與效率統一的要求和體現。

　　從政府職能的角度保障落實以上原則，還可以從若幹既重要且緊迫的應對之策入手。

　　加強非認知能力培養

　　加快建設中國式福利國傢。對此應該強調幾點：1）以隻爭朝夕的精神，或者說以摩爾定律的速度加快完善社會福利體系；2）按照普惠的原則設計和完善福利制度，這意味著改變以往嚴格識別社會福利受益對象的理念，因為在崗位的加速流失時代，已經愈來愈無法區分一個人是否“躺倒”，而且人工智能驅逐勞動者本身具有強烈的外部性；3）用社會共濟、社會保護和權益保障，抵銷非正規就業的蔓延趨勢及其對勞動者的不利影響。

　　大幅度延長義務教育或免費教育年限。與AI競爭的需要，一方面對人力資本提出愈來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更偏重非認知能力的培養。

　　哈佛大學兒童發展中心的研究顯示，在人生的最初幾年，大腦每秒鐘能夠建立超過100萬個神經元連接，這在此後任何生命階段都無法重現。非認知能力的最佳培養時間在三歲至四歲，最理想的舉措是把義務教育延長到這個學前教育年齡。勞動生產率的預期大幅度提高，可以顯著擴大教育公共資源，足以支撐更長的兒童在校時間。

　　消除在兒童發展、教育與培訓、流動與就業、社會保障，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礙。其中特別是消除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存在的制度原因。

　　研究表明，對於孩子的人力資本培養，特別是對於非認知能力的獲得，以及他們終生的社會流動機會，父母的養育和照護具有學校和社會均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解決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面臨的此類問題，應該置於最高的優先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