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特區政府近年做出許多政策，推動科技創新，對接國傢戰略，以求長遠發展之路。
國傢發展新質生產力，重點在於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在此領域，香港被寄予厚望，並獲得國傢支持。香港特區政府近年做出許多政策，推動科技創新，對接國傢戰略，以求長遠發展之路。然而，香港在創科發展之路仍需努力，不可不察。
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市場與政府合作，國傢采取的策略是雙循環戰略。科技企業往往風險高、投入多、周期長，又因為技術研發的不確定性，市場接受度和成本控制的能力都薄弱。隻要技術和商業模式發展成熟，奠定技術優勢為護城河，其前景遠勝傳統產業。美國的蘋果公司和特斯拉的早期發展歷史便是典型例子。
融入灣區產業大局
創科企業在發展初期對於長周期的融資需求強烈，但市場投資者為求商業回報，隻有出現發展模式成熟的征兆，才會大量投資。而政府在產業扶持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雪中送炭，幫助創科企業成功發育，帶動經濟效益。政府整合國內市場促進內循環經濟，為創科企業提供研究資源及商業機會，發展成熟則攻略海外市場，進行技術合作，並且訂立國際標準，形成外循環經濟。粵港澳大灣區正是國傢的重要平臺，運行雙循環經濟，發展新質生產力。
觀乎歷史，技術革新的領頭羊形成新質生產力，都會獲得遠勝同儕的經濟活力，英國、德國和美國莫不如是。美國為瞭保持自身霸權，意圖令中國錯過形成新質生產力的良機。故此，美國財長耶倫在4月4日特意向傳媒展示，本國在新能源和電動車方面，對自由市場理念采取雙重標準，嚴於律人，寬以律己。故此，美國在5月10日將37傢中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持續炒作“中國產能過剩”的輿論。美國持續逼迫歐盟，對外進行高端技術封鎖，例如脅迫荷蘭光刻機制造ASML停止向中國出口某些型號的光刻機。
中國歐盟商會調查顯示，隻有13%的企業將中國視為首選投資目的地，比起2021年的27%減少大半，跌到2010年有紀錄以來最低水平。在亞洲，美國則采取印太戰略圍堵中國，並且重組全球產業鏈。蘋果、微軟、英特爾等美資跨國企業紛紛在日本、印度和澳洲投資，甚至設置廠房。美國以新冷戰築起小園高墻，但國傢發展新質生產力，仍然需要維持國際聯系，獲得技術、投資與市場。
香港協助國傢發展新質生產力，在大灣區的產業合作有待提升。以廣東省在全球最具競爭力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這些企業面對的問題主要是新能源發電的穩定性不足；電力系統配套有待加強；電池回收有技術攻堅的難點，當中包括動力電池回收標準及檢測技術、自動化拆解、材料分選技術等。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對於新能源汽車的政策，主要是鼓勵其普及使用，包括純電動的士百分百擔保貸款專項計劃之外，新能源運輸基金為電動的士試驗提供資助，還推出電動公共小型巴士（小巴）先導試驗計劃。香港的本地市場規模太小，這些政策對於廣東新能源汽車企業的發展幫助有限，也對香港參與產業分工的幫助不大。
有關創科生態圈的形成，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體系仍然有待調整。特區政府近年推出不少支持創科企業的政策，例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推出的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以及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但政策負責人的任期往往隻是3至5年，他們出於仕途考慮和聲譽，傾向回避項目失敗的風險，盡快展示投資效益，隻願錦上添花，不願雪中送炭，最終削弱新質生產力形成的進度。
另外，香港特區政府吸引人才的渠道分別是高才通和優才通，側重招攬高端人才，但市場最需要是懂得技術、在前線帶領項目的中級人才。除卻研發技術的學者，和轉化技術為產品的專業人士，創科生態圈也需要知識產權、客戶管理、市場推廣、知識產權、人才招攬等服務。香港對此的政策安排有待完善。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考慮針對大灣區產業痛點，形成加強政策溝通和協作的機制。在頂層架構方面，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廣東省科學技術廳與澳門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應設置常規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委托智庫作為第三方，提供大灣區創科產業與國際市場的月度調研，瞭解創科產業的需求動向。工作小組統籌每季開會，必要時召開緊急會議，探討產業政策的合作安排。三地政府則因應可掌握資源，研判大灣區創科聯合政策的效益、可行性與時效性，整合市場，共享獲益。
以廣東省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香港特區政府可扶持創科公司，運用香港高等院校豐富的基礎科研資源，研發出克服其技術難題的產品，如動力電池自動化拆解的機床、動力電池回收設備、加強新能源發電穩定性的設備等，然後撮合兩地企業合作，安排新產品試用，進而形成產業合作。借此，香港可因應本地實際情況，找準在大灣區的產業定位，作出科學規劃，紮實推進項目。
香港特區政府也可針對創科產業的融資需要，調整支持政策的人事架構。政府可為創科產業支持政策的負責人，增設連任激勵機制。具體措施可包括選擇連任的負責人可獲高於約滿酬金的連任激勵金，以及設置連任儀式，使得科技業界對他們更有信心。政策負責人有動機連任，設計和執行政策的考慮傾向長遠，更有動機深入瞭解行業與大灣區發展，令政策更貼近創科產業與香港的實際情況，配合創科企業對長遠發展的需要。
再者，政府內部應調整負責人表現的評價機制和晉升機制，相關評價基準除卻包括扶持企業的發展成敗和提供的稅收，也應包括帶來的外匯收入與就業職位、培育起香港乃至大灣區的創科人才，以及科創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晉升機制則在既有部門提升職位，獲得更大政策設計的空間，擁有更大金額的資助批核權，以及更多下屬數量及邀請專才合作的權限。
建立創科人才庫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可推出“專才通”移民計劃，針對大灣區急需的技術，吸引急需的中級人才。這些中級技術人才的申請資格是在知名創科企業，或者著名國際高等院校，有5年或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具備從底層上升到管理層的經歷，有帶領團隊推進商業或研發項目，以確保他們的知識技能不會偏離現實太遠。
有鑒於美國封殺中國高端產業的長期取態，大灣區需要的國際技術人才沒有被美國打壓的覺悟和準備，根本不可能申請此計劃。美國有全球頂尖的創科產業，如果不是懷才不遇，也不會有動機前來大灣區。因此，香港特區政府應為獲批專才通的移民提供充分保障。具體做法包括：特區政府盡快批核申請人及傢人的香港入戶，推動中資銀行為他們加快開設戶口和安全的資金轉移服務，安排租金補貼或者人才宿舍，加強他們在“專才通”的個人資料安全和私隱保障等。無論他們受聘於大灣區創科企業，獲得更多資源帶領項目，還是在香港創立公司，為大灣區的創科企業提供服務，他們都有望透過解決大灣區創科企業的技術難關，獲得更大空間發揮才華，以及獲得更高報酬，並轉化為大灣區創科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當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形成新質生產力需要市場與政府合作，國傢采取的策略是雙循環戰略，亦要面對美國發動新冷戰的重重挑戰。香港身在局中，需要提升大灣區的創科產業合作，完善創科生態圈的政策體系。對外，香港需要加強大灣區創科政策的溝通與協作機制，進行產業佈局；對內，香港特區政府需要調整支持創科政策的負責人任期、評價與晉升機制，而且需要推出“專才通”移民計劃，吸納大灣區急需的中級技術人才，並為他們提供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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