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比重過低，長期消費不足，衍生成內需不足。
中國消費不足、投資過剩的經濟結構失衡，根子在於居民收入占比過低的收入分配結構。而這個收入分配結構不會因為打壓投資、放任經濟增長下滑而自動優化。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有上、中、下三策可選。
幾年前中央文件講得很清楚，中國經濟面臨著供給沖擊、需求收縮和預期轉弱這三重壓力。現在疫情過去瞭，供給沖擊已經消退，但需求收縮和預期轉弱這兩重壓力反而變得更加沉重。
需求收縮不是新問題。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到現在，中國經濟一直面臨內需不強的局面。內需不足的背景下，在外需不強的時候，中國經濟就會陷入總需求不足、增長乏力的局面。所以說，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約束在需求面，而不在供給面。
市場調節效果不暢
經濟總需求無非來自消費、投資和淨出口這三項。其中，消費和投資是內需，淨出口是外需。中國需求不足的源頭是中國的消費不足，即消費占中國經濟的比重太低。
跨國數據顯示，在超過1萬美元（2005年不變價計算）的人均GDP水平上，各國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平均都在55%附近。而中國在人均GDP水平上升的同時，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卻持續走低，現在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瞭差不多15個百分點。
消費占GDP比重低，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果實沒有充分惠及到居民福利。按道理說，經濟增長的目標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表現為對更高消費的期待，即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玩得更好。一個國傢消費占GDP比重如果較低，經濟總量增長和老百姓的個人感受之間存在脫節。
國民總儲蓄被定義為國民總收入減去消費，消費占比低就意味著儲蓄占比高——這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中國目前的儲蓄率（儲蓄占GDP比重）超過40%，差不多是世界其他國傢平均儲蓄率的兩倍。
在組成內需的消費和投資兩塊中，消費才是最終需求，而投資隻是派生性的需求。一般情況下，投資的目的是為瞭獲取投資回報。在投資回報率較低的時候，投資意願會比較低。如果此時收入不能自發從投資者手中轉移到消費者手中，變成更多的消費，就會出現消費與投資都弱的內需不足的情況。
對任何一個經濟來說，國民總收入中有多少應該變成消費，有多少應該變成投資，應該取決於投資回報率的高低。當投資回報率高的時候，經濟就應該多投資、少消費；而投資回報率低的時候，經濟就應該少投資、多消費。有這樣的市場機制調節，才能保證經濟中的投資和消費占經濟的比重持續處在最優的水平。
我們都知道，消費主要是由居民部門做出，投資主要是由企業部門做出。在國民經濟初次收入分配中，居民所獲得工資收入和企業所獲得的資本回報占經濟的比重大致恒定。因此，資本回報率對消費和投資的調節作用隻能通過二次收入分配。
當投資回報率比較高的時候，企業部門應當少向居民部門分紅，從而將更多企業部門初次分配得到的收入變成投資。反過來，當投資回報率比較低的時候，企業部門就應該向居民部門多分紅，讓更多收入從企業部門流向居民部門，從而讓投資規模下降，居民部門的收入和消費上升。可以說，投資回報率對消費和投資規模的市場化調節，離開瞭這種市場調節機制，經濟中消費與投資的占比就會偏離最優水平。
以上這種市場調節機制要發生作用，前提條件是企業股權大部分被居民部門持有，居民部門因而對企業分紅決策有話語權，可以在需要企業分紅的時候要求企業向自己分紅。但中國居民部門與企業部門之間的割裂，讓這種市場調節機制很難發揮作用。 來自中國資金流量表的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在過去二十多年，盡管中國企業利潤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波動，但中國居民部門獲得的企業分紅（包括國企和民企分紅）卻一直不超過GDP的0.5%，微乎其微。
盡管現在中國已經投資過剩、投資回報率偏低，按理說中國應該減少投資、增加消費瞭，但因為企業向居民部門的分紅渠道不暢，所以企業部門初次分配所獲得的收入繼續大量留在企業部門，剛性變成企業儲蓄和投資。這樣一來，中國投資規模就因不受投資回報率的調節，而長期處在過高的位置。這是中國儲蓄過剩、投資過剩產生的主要原因。
穩經濟的上中下策
基於以上分析可知，中國經濟運行的關鍵阻塞是二次收入分配中，企業與居民兩大部門間的收入轉移規模對投資回報率不敏感，導致收入在企業與居民兩大部門間的分配缺乏市場化的調節機制。這種市場機制的缺乏令中國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比重過低，長期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又衍生成為內需不足，從而讓中國經濟增長長期面臨需求的約束。
所以說，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在需求面，而不是在供給面。聚焦於供給面，試圖從供給方給當前中國經濟找病因、開藥方的思路，是搞錯瞭方向，隻能帶來誤解和誤判。
經濟的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外需（淨出口）三部分組成。其中消費和投資可為中國自己掌握，外需則主要受外國影響。從中國消費不足的邏輯起點出發，中國有三條對策可選：“上策”是通過有利於居民部門的收入分配改革來真正推進消費轉型；“中策”是在收入分配改革進展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刺激投資來穩定增長；“下策”則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前，停止刺激投資。
先說“上策”，通過“全民國企持股計劃”來進行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從而增加經濟中消費占比，實現消費轉型。
提升中國消費占GDP比重，必須從增加居民收入入手。居民收入如果不能明顯增加，刺激消費的政策將難有效果。而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中國收入分配改革不僅僅要增加居民收入，更重要的還是要建立起依照投資回報率這個價格指揮棒的變化，來動態調節收入在居民和企業兩大部門間分配的市場化機制。
建立這個機制，光靠給老百姓發錢是不夠的，還要讓居民對企業的經營行為、投資和分紅決策有話語權。中國現存的龐大國企，為實現這一點創造瞭條件。國企當然是全民所有的。接下來要讓老百姓更直接地感受到他們對國企的所有權，讓國有資產在老百姓那裡“看得見、摸得著、用得上”，讓國有資產的回報更直接地惠及老百姓，從而支撐民眾的消費。
如果能夠做這樣有利於居民部門的收入分配改革，則可以從根子上化解中國長期因消費不足而來的內需不足，增長缺乏可持續性問題，也可以讓經濟增長更加惠及人民群眾的福利，真正落實高質量發展之要義。
再看“中策”，在消費疲弱的前提下，繼續通過刺激投資創造需求，穩增長。這條對策當然不是最好的出路，但它是在收入分配結構約束下的“約束最優”。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講，中策不是“最優”，卻是“次優”。
當然，持續刺激投資來拉動需求有其弊端。比如，中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給地方政府帶來瞭不小的債務負擔；又比如，中國地產開發商的杠桿率不低，部分開發商過度追求高杠桿、高周轉的商業模式也有難以為繼的風險。因此，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確實容易遭人詬病。正是如此，近些年中國在刺激投資方面越發審慎，甚至在近年出臺瞭令地產投資明顯走弱的地產去杠桿政策。這些打壓投資的措施雖然看起來有其合理性，卻弊大於利，是比中策更糟的下策。
所謂“下策”，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時，停止刺激投資，甚至打壓投資。打壓投資，並不會像某些天真者所設想的那樣讓經濟結構自動平衡，而隻會讓需求不足的問題變得更加尖銳，進而引發供給面的被動收縮。這樣一來，中國經濟很可能重演1998到2002年長期通縮，以及大面積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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