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特區政府將發債融資用於投資北部都會區、交通基建，有助於刺激經濟和改善民生。
特區政府近日公佈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新財年政府將發債1200億港元，有市場人士憂慮香港未來或需借貸度日及陷入結構性財赤。惟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市民不僅無需“談債色變”，政府適當發債還有助香港經濟復蘇。
雖然部分人士“談債色變”，但現代社會，任何個人或國傢、地區均可能背負債務。不管是用信用卡消費、還是貸款買樓買車，實質都是一種債務融資。小到個人如此，大到國傢或地區亦然，政府亟需發展經濟又暫時缺乏資金，便需債務融資。
社會不應談債色變
一個國傢或地區進行債務融資，是人類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制度創新。早在16世紀，奧地利的哈佈斯堡皇帝為籌集對法國戰爭的資金，利用其領地荷蘭聯邦議會的信用來為其發行債券。對於債權人而言，議會作為永久性機構，其信用度要高於國王。哈佈斯堡皇帝為瞭發行長期低息債券，將用於償還本息的稅收權交於荷蘭議會，1542年又將設立新稅種及決定財政支出的權限交給瞭議會。荷蘭聯邦議會以未來的稅收收入為保證金，以市場交易的方式發行債券，供投資者自由購買。
哈佈斯堡皇帝在無意中推動瞭一次制度創新，把皇帝的“私人債務”轉換為面向市場發行的“公共債務”。在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後，來自荷蘭的威廉繼承英國王位，威廉把這套制度帶入英國，而宿敵法國卻一次次遭受財政危機的困擾。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夕，由於法國國王經常違約，投資人提高瞭債務利息。18世紀後半葉，英國國債的平均利率僅為3.7%，但法國信用最好債券利率也達到6.1%。
高利率導致法國在戰爭中付出更高的財政成本，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的失敗並非偶然。相比法國，市場更加相信英國能戰勝。由此可見，政府債務融資能力高低反映瞭市場對戰爭勝負的預期。
到瞭現代社會，政府發債融資能夠助穩經濟發展，各大經濟學派對此已有較為統一的共識。如凱恩斯學派（The Economics of Keynes）認為，短期內政府債務增加能夠提高民眾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提高社會總需求，以刺激經濟。又如，著名的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Barro-Ricardo Equivalence Theorem）也認為，政府負債並不影響經濟增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眾多經濟學者分析指出，各國經濟增長與政府主權債占GDP比重之間存在一個最佳債務率，如達到這個最佳債務率便能令經濟增長率最大化。
世界各國運用經濟學理論把握現實、引領實踐、推進發展的例子比比皆是。早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美國政府就采取瞭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增加發行國債。這些國債資金被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就業計劃和社會福利項目，為經濟註入瞭大量資金，促進瞭經濟的快速復蘇。在“二戰”後的經濟困境中，歐洲各國面臨巨大的經濟重建任務。各國政府遂發行國債來籌集資金，用於重建基礎設施、恢復生產力和提供就業機會。這些國債的發行促進瞭戰後歐洲的經濟迅速復蘇和發展。
珠玉在前，香港特區政府此次發債融資，相信亦是為推動經濟復蘇和發展的明智之舉。雖有外界擔憂特區政府未來持續借債，或令債務水平過高，從而限制瞭特區政府未來投資、服務民生領域的能力。但當前香港特區政府債務占GDP比率僅為54%，遠低於近鄰新加坡的168%，也遠低於美國的123%、日本的255%。IMF數據更顯示，全球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占GDP比率超120%。可見，香港的債務水平在發達經濟體中處較低位置。
而且，雖然按照國際社會標準，債務／GDP占比超過60%就被視為高負債、高風險。但要判斷一個國傢或地區的債務水平高不高，並不隻看占比，也要看政府信譽；政府會否出現債務危機，也不隻看占比，更要看政府信譽。這也是日本債務／GDP占比高達255%，美國高達123%，但兩國均無出現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
相比日本、美國，香港更無後顧之憂。除自身財力雄厚，擁有超過3.3萬億港元的外匯儲備和愈7000億港元的財政儲備之外，香港還有中央政府作為堅強後盾，無疑將予債權人極大的信心。因此，縱使特區政府未來五年總發債約5000億港元，但對政府財政負擔不大，且香港特區政府處理債務也遊刃有餘。
出現結構性財赤機會微
更加重要的是，政府未來發債所得資金，絕非用於經常性開支，而是全數用於投資北部都會區、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交通基建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基石，特區政府將發債融資所得用於發展基建，無疑將有助於刺激香港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
“要想富，先修路”，在經濟學領域並非隻是一句口號。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指出，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外部性，其所帶來的溢出效應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Solow Growth Model）也強調，基礎設施建設能夠通過增加實物資本的積累帶來經濟增長。
香港特區政府將發債融資所得用於發展北部都會區開發和基建項目，相信正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日所言，不僅基建項目可帶來經濟回報、社會效益和改善市民生活環境，還有助於特區政府更加掌握土地供應主導權，從而為香港經濟穩定發展提供更多土地儲備。
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由於香港特區政府未來五年需依靠發債來維持財政儲備，加上特區政府過去數年未能擺脫財赤，令不少外界人士擔心將會出現結構性財赤的問題，個別人士甚至認為香港已有結構性財赤問題。
所謂結構性財赤，簡單而言就是支出持續超過收入，且無法通過短期調整來解決，政府需一直發債來填補赤字。按國際標準，判斷是否出現結構性財赤取決於以下幾個綜合因素：一是赤字規模。赤字超過GDP的3%至5%可以被視為危險的信號，當前香港接近3.4%。二是債務／GDP占比。超過60%的債務占比例被視為高水平，香港現在為54%，未超該水平。三是利息支付占財政預算比例。超過20%的利息支付占財政預算比例被視為高水平，而香港現在僅為個位數。此外，長期債務可持續性、財政結構和支出這兩個因素，也被視為判斷是否出現結構性財赤的主要綜合因素。
香港償債壓力較輕
需要指出的是，3%的赤字率並非絕對而是相對的指標，皆因不同國傢和地區的經濟情況和財政可持續性目標各不相同，可能存在差異。財政赤字占GDP比例也並不能單獨確定一個赤字是否結構性的問題，還須考慮赤字的持續性、債務水平、財政可持續性等因素。顯而易見，香港特區政府擁有龐大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且一直獲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在有關因素上並無出現危險信號。
可見，按國際現行標準，當前香港並無結構性財赤問題，未來則應量入為出，避免留下結構性財赤隱患。
實際上，國傢之間、地區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對國際資本的競爭，哪個國傢或地區能夠大規模、低成本、可持續地吸引到新鮮資本，哪個國傢或地區就會獲取競爭優勢。從古到今，高效的發債制度都是一個國傢或地區融資能力的體現，也都是決定著國傢或地區興衰的重要因素。故此，香港特區政府未來若有能力以較低成本、較大規模持續發債，吸引更多外來資金投入香港基建項目，一方面有助於刺激香港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更凸顯外界持續看好香港發展前景，因此才願意投入真金白銀參與香港未來的發展。
對香港特區政府而言，未來除要繼續提速發展基建釋放經濟活力之外，也應考慮引入更多社會資本共同參與香港的基建項目建設，以減輕特區政府作為舉債主體的責任。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亦應量入為出，加強監管審計、準確評估各基建項目的經濟效益，最大程度降低基建項目回報若不如預期所帶來的潛在風險，從而逐步消除部分人士對政府需借貸度日、陷入結構性財赤等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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