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培育銀發經濟發展中的需求動力，一個重要的切入口在於提高產品和服務的數量、質量、市場便利水平。
對於中國來說，銀發經濟發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百年大計。因此，從更廣的范圍上研究老齡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特別是探討銀發經濟發展問題，應該成為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的一個主流領域。本文把促進銀發經濟發展作為一個既必要又緊迫的產業政策問題，對其實施的著眼點和發力點做初步的討論。
一個具有共性的經濟發展現象是，在即將跨入高收入國傢行列的關口上，很多國傢都面臨著經濟增長減速的挑戰。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或中速增長，直至增長速度“回歸到均值”，可以說是發展階段變化的一種必然後果。但是，能否實現發展方式的適時轉變和增長動能的恰當轉換，決定瞭增長減速的幅度是否處在合理的范圍內。
增長面臨三大缺口
對於中國來說，人口發展新常態，特別是作為最主要表現的人口總量負增長、勞動年齡人口加速減少，以及老齡化進入加速時期和更深度水平，使經濟增長面臨三個潛在缺口。
首先，勞動年齡人口的更快速減少，導致傳統增長動能的持續減弱。這特別表現為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改善的步調減慢、資本回報率下降等支撐增長的源泉趨於衰減。隨著人口紅利加快消失產生這個增長動能缺口，固然是發展階段變化的自然結果，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政策上可以無所作為。國際經驗表明，如果不能同步、等量地以新動能替代傳統動能，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將超出合理范圍。
其次，在傳統要素投入不再能夠作為主要增長動能，因而越來越需要生產率提高來支撐合意增長速度的同時，生產率的傳統源泉即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也趨於式微。隨著待轉移的勞動力逐漸減少，生產率提高空間也趨於收縮。如果不能及時開啟新的生產率源泉，以致生產率提高的效應不足以抵銷要素投入貢獻率的降低，也同樣導致潛在增長率過快和過度下降。
最後，在比較優勢和資本回報率下降分別削弱出口和投資需求，因而越來越需要居民消費在社會總需求中發揮決定性支撐作用的同時，人口數量減少和老齡化帶來諸多抑制社會消費能力和意願的效應。
在上述三個經濟增長缺口中，前兩個表現在供給側，最後一個表現在需求側。銀發經濟發展可以從供需兩側，以畢其功於一役的方式，提供全面填補這幾個增長缺口的產業方案。
一方面，正如任何具有成長性的新興產業一樣，銀發經濟應該且能夠在踐行新發展理念中，當仁不讓地居於引領性的地位。這是因為，因應傳統要素動能和傳統生產率源泉式微的挑戰，必然要求立足創新發展，通過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增長動能轉換。
產業政策重點扶持
另一方面，通過帶動一系列行業增長點，銀發經濟可以創造出新的、更可持續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中國之所以具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擁有規模龐大且多樣化的人口，以及由此創造出的豐富需求和巨大的國內循環空間。年齡結構是人口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此老齡化及其引致的消費和投資需求，都必須引導到進一步擴大內需的軌道上來。
無論是供給側的增長動能轉換和創新驅動，還是需求側的新消費增長點創造，對於銀發經濟發展來說，都需要借助於市場機制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調節供求關系，以及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銀發經濟發展如同任何產業的發展一樣，隻有在行業的有進有退、市場主體的有生有死，以及產品和服務價格即時調節市場供求、要素價格充分反映資源稀缺性的競爭性市場上經風歷雨，才能保持整體效率和競爭力不斷提升，進而實現長期可持續成長。
與此同時，銀發經濟發展也需要產業政策的重點扶持。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征。這種體現共性的一般規律，在中國體現得尤為突出：
首先，無論作為勞動力還是消費者，人口作為每一個具體個人的總和，既是發展的手段更是發展的目的。因此，銀發經濟在創造私人收益的同時也創造社會效益。其次，人口與發展的關系，既反映人口轉變對當下經濟增長的影響，也關乎資源和責任的代際分配，因此表現為一個雙重外部性問題。最後，中國極為快速的人口轉變過程及其未富先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長期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遺產。
因此，人口新常態對民生、特別是老年群體的影響，是一個公共政策領域問題，應該體現在促進銀發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之中。
可見，從本質上說，銀發經濟應該成為市場機制和產業政策作用相交織和結合的典型領域。雙重外部性的存在無疑需要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同時也絕不意味著政策應該越俎代庖，銀發經濟發展的動力、活力和激勵，歸根結底應該建立在市場作用基礎上。產業政策在這個領域的更突出作用，應該在一般性的引導和鼓勵之外，更註重從人口轉變的特征出發，在以下方面著眼和著力：
1）產業政策引領銀發經濟的技術創新方向，確保產業發展符合老齡化相關的當下現實需求及未來的潛在需求。老齡化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經驗，也具有極大的動態性變化特征，要求產業政策更具有前瞻性，能夠做到未雨綢繆。
例如，在人口隊列的交替轉換中，今天對體面就業崗位有特別需求的大齡勞動者，很快便會成為退休生活中文化產品空缺亟待填補的消費者，繼而又將成為需要更多生活輔助性服務的老年人，以及需要照料和護理的高齡老年人。老齡化相關的需求具有不斷變化的特性，應對的技術也是日新月異的。因此，產業政策的前瞻性至關重要，以便為產業和業態發展做出預判和規劃。
2）在產業政策中應該融入更多社會政策的元素，確保銀發經濟發展中生產率的提高結果同步地獲得分享，惠及老年人和涉老人群。中國獨具的未富先老國情，意味著在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上，均存在著較明顯的代際差別。這對銀發經濟領域實施產業政策提出特殊要求，即格外註重縮小技術應用中的行業差距，消除使用技術產品的數字鴻溝，同時努力降低產品和服務成本，確保老年人消費市場早日進入良性循環且具有長期可持續性。
供需兩端相互促進
供給和需求實際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維持和促進有效的經濟循環，並且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供需兩側協同做出恰當的反應和互動，則有助於形成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銀發經濟的發展過程，恰好可以成為供需兩側相互促進的應用場景。
早期的經濟發展理論探討過所謂“貧困惡性循環”現象，分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著眼，認為落後國傢特有的貧困狀態，是一個難以輕易擺脫的因果循環。打破貧困惡性循環的理論假說和政策主張，也沒有在發展實踐中通過檢驗。
固然，中國發展銀發經濟仍然面臨著產業基礎薄弱、服務對象的潛在消費能力不足等瓶頸，但畢竟是在更高水平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實施，短板隻存在於局部而非經濟整體。2022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272萬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國傢平均水平高15.7%，這個發展成果也被相應轉化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年達到3.9218萬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已達到的發展階段，足以支撐供需兩側同步實施一個產業“大推動”。
圍繞銀發經濟相關產業實施這個大推動，可以取得預期的效果。在人均GDP已經超過中等偏上收入國傢平均水平的同時，中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卻比中等偏上收入國傢平均水平低6.9%。這種在收入與消費之間存在的不對稱現象，由兩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不夠同步、收入差距大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均等，抑制瞭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另一方面，居民特別是老年消費者的部分需要，未能從供給側得到充分滿足。這些因素均在老年產業和涉老產業中有所體現。
因此，培育銀發經濟發展中的需求動力，一個重要的切入口在於提高產品和服務的數量、質量、市場便利水平等，以高質量供給消除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消費支出之間的不對稱性，實現三者的同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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