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世界銀行調高邁入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令中國與高收入經濟體差距進一步擴大。\中通社
由於近幾年美元指數的走強，同時2023年世界銀行又調高瞭邁入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這樣中國距高收入門檻又隨之擴大。經濟學界有一種觀點：若成為不瞭高收入國傢，中國或將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筆者認為，這種非此即彼的推理應該不成立。高收入隻是相對概念，而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則是常態。
世界銀行在對全球各大經濟體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行歸類時，實際上是采用瞭橄欖形的結構分類法，即中間大、兩頭小。這也意味著，能夠歸類到高收入國傢或地區人口占比，最高不會超過25%，通常則不會超過20%，即所謂的二八現象。如2015年世界銀行所統計的215個經濟體中，盡管高收入國傢和地區高達80個，但覆蓋的人口隻占全球總人口的16.18%；中等偏上收入國傢和地區53個，人口占32.78%；中等偏下收入國傢和地區51個，人口占40.67%，低收入國傢和地區31個，人口占10.38%。
如今，全球人口超過80億，中國人口占全球的比重為17.7%，如果世界銀行的高收入的門檻從2015年至今一直不變，則意味著中國可以成為高收入國傢。那麼，高收入國傢所覆蓋的人口占全球總人口比重或將超過40%，這就不符合“高收入”的相對概念定義瞭。就像九十年代初國內“萬元戶”絕對是高收入群體，如今中國低收入傢庭的人均年收入都接近1萬瞭。
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經過45年的改革開放，國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傢，且離世界銀行的1.3845萬美元的高收入門檻，也就相差不到1000美元，但若要進入高收入經濟體，難度很大。因為一旦進去，則全球高收入經濟體所覆蓋的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33%，這就不符合“高收入”概念瞭。
根據《世界銀行1992年世界發展報告》，高收入國傢是指人均GNP（國民生產總值）1990年為7620美元以上的國傢。但到瞭2023年7月份初，世界銀行公佈的全球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國民收入必須超過1.3845萬美元。估計它會一直采取水漲船高的劃分標準，從而讓人口占全球總人口10%以上的國傢一直達不到高收入經濟體的標準。
事實上，2022年高收入經濟體平均的人均GNI（國民總收入）水平高達5.15萬美元，其中超過3萬美元（發達經濟體門檻）的國傢和地區數量接近一半，低於3萬美元的高收入經濟體則大部分都屬於小國，其人口的權重比較小。
不難發現，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是偏低的，隻有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隻比2022年全球人均GNI（1.2869萬美元）高出不到1000美元。這意味著世界銀行未來上調高收入國傢門檻的空間還很大。
因此，中國沒有必要過於追求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去跨入這道原本是把中國限制在外的高收入經濟體門檻。
所謂跌入“陷阱”，就是被卡住動彈不得，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甚至負增長。這類案例應該有，如中等收入國傢中，2022年以美元計價的俄羅斯GDP規模與十年前的規模基本持平，曾一度跨入高收入國傢門檻，之後又退回到中等收入國傢，而南非、伊朗等也有類似經歷。
如果說全球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那麼也同樣存在“高收入陷阱”，即某些經濟體的GDP停滯不前的現象不論在哪個收入水平下均會發生，無非就是停滯時間長短而已。因此，不必太在意中等收入陷阱，這或是偽命題。但同時不能過於奢望成為高收入經濟體，二八定律幾乎無處不在，全球75%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中等收入這個區間瞭。
從過去60年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並不算快，如日本、韓國等成為高收入國傢，中國依然是中等收入國傢；但從過去30年看，中國經濟的確創造瞭增長奇跡。如1993年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都是300多美元，如今，中國人均GDP是印度的5.5倍。
中國經濟增速領先全球
當然，隨著這輪房地產下行周期的延續，不少人擔心中國是否會步入“經濟停滯”的階段。從被稱之為停滯或倒退的國傢案例看，有中東的伊朗、非洲的南非、南美的阿根廷、東南亞的馬來西亞等，多屬於自然資源豐厚的地域。而人口密度大、人均擁有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的東亞國傢和地區，不僅沒有在中等收入階段出現停滯現象，而且多數已成為發達經濟體。
這說明兩點：一是天然資源豐厚的國傢或地區，不一定都能成為富裕國傢，其發展模式如果一成不變，則有可能一蹶不振；二是自然資源匱乏的國傢或地區，可能更有危機感，尤其受儒傢文化影響較大的區域，普遍勤勉好學，並把勞動力作為最大的資源稟賦，致力於制造業和貿易。
從每周工作時間看，按國傢統計局數據，至2023年9月，中國企業就業人員的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8.4小時，在全球名列前茅。從女性勞動參與率看，中國領先於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傢。
一般而言，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時間會相應縮短，但中國企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周工作時間卻沒有明顯縮短。如根據Penn World Tables（2023）的數據，從1970至2019年，全球工作時長普遍減少，如丹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從1970年的35個小時，降至2019年的27個小時，但中國則從38個小時提高到42個小時，迄今仍超過印度。
因此，盡管中國目前也面臨老齡化加速和經濟收縮的壓力，但傳統的文化基因和有為政府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引領，今後中國經濟應該能夠保持領先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速。例如，2024年全球經濟增速的普遍預期為2.5%至2.7%，但國際經濟機構對中國GDP增速的預測普遍在4.5%以上。
過去，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以投資拉動為主，這實際上是一種趕超模式，即高儲蓄、高投資；這種模式的前提是房地產、基礎設施、制造業等的資本形成規模比較小，一旦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房地產規模、基礎設施都成為全球第一，且出現過剩，那麼這種以高儲蓄為前提的趕超模式就難以為繼。未來中國經濟面臨著三重壓力：
首先，據麥肯錫估算，中國的全社會淨資產從2000年的約7萬億美元飆升至2020年的120萬億美元，總量是20年前的17倍多。同期美國隻增長一倍多，達到90萬億美元。中國的資產增長如此之快，與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的大擴容密不可分。但中國的GDP總量隻有美國的三分之二，其實靠房地產或基建投資拉動的模式，其邊際效應在下降。
提高居民收入 緩解需求不足
其次，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30%，但人口占全球17.7%，長期以來通過出口來消化剩餘產能，中國出口占全球的份額也是最高的。但隨著國內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人口紅利在消減，中低端產品出口的份額會減少，產能過剩的壓力會持續增加。
再次，中國經濟工作會議把“有效需求不足”放在六大困難的第一位，說明這才是過去30年來我們面臨最大的結構性問題，即目前的居民收入結構還難以支持消費主導的增長模式。這也表明，居民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分配比重偏低及中低收入階層在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占比偏低。
當前面臨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既包括消費的有效需求不足，也包括投資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恐怕又與產能過剩、投資回報率低有關，所以關鍵還是要擴大最終消費需求，而不是主要通過擴大投資的方式來增加供給，後者又會產生新的產能過剩。擴大消費有效需求的主要路徑，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表述，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如果通過擴大財政在民生領域的支出，推進財稅改革等使得居民收入能夠持續增加，且快於GDP增速，同時收入分配結構又能改善，那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產能過剩問題、預期偏弱、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等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如何來應對上述三重壓力？肯定還是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如果總是確定過高的增長目標，當下隻有靠擴大基建投資來快速實現，但這就難以把高質量發展放在首位。因此，圍繞著擴大就業、增加收入和改善結構為目標，推動經濟轉型，畢竟GDP不是最終目標、而是結果，人民大眾美好生活才是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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