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3年5月4日，印度新德裡，人們在擁擠的市場購物。人民視覺 資料圖
近年來，“人口紅利”成為觀察和理解印度發展前景的重要維度。早在2022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聯合國就發佈題為《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報告，預測印度將在2023年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傢，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註。進入2023年，美西方更是高調炒作印度“人口紅利論”，大肆渲染所謂“中國見頂論”，“抬印抑華”意圖昭然若揭。
不過，印度國內對“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頭銜卻顯得異常低調，一些地方邦甚至還在推行“人口控制”政策。究其原因，就在於人口學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並不等同於經濟社會發展層面的“人口紅利”。倘若無法系統性推進教育、就業、醫療、社會平等領域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無法有效解決就業問題，龐大的年輕人口非但無法正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還有可能成為拖累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負債”。對於印度來說，其短期內並不具備充分甚至有效釋放“人口紅利”的條件。
首先，印度在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仍顯不足。“人口紅利”的本質是人力資源，但人力資源並不能簡單等同於人口數量，其還與人口的教育程度、性別平等、醫療水平等密切相關。印度政府采取瞭很多措施以提高人口素質，但在實現人力資本的有效開發和利用方面明顯滯後。
以教育為例，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數據顯示，雖然印度的基礎教育入學率有所提升，但仍有高達29%的兒童未能完成基礎教育全程，其中大部分來自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和宗教少數群體。此外，印度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雖然有所提高，但仍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且面臨較為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技能培訓方面，有統計稱，印度正式技術工人占勞動力總數的比例僅為3%，遠低於中國（24%）、美國（52%）、英國（68%）和日本（80%）。
其次，印度的人力資源分佈面臨嚴重的失衡問題。印度民族宗教多元、貧富差距巨大、區域發展失衡，導致不同宗教、不同種姓、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性別的人力資源分佈存在明顯的失衡問題，制約瞭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釋放。
以地域失衡為例，印度各個邦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人口規模、結構和素質差異較大。2011—2036年間，印度預計增加3.11億人口，某種程度上這是印度“人口紅利”的底氣所在。但仔細研究就會發現，新增人口超過一半（約1.7億）集中在比哈爾邦、北方邦、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和中央邦這五個邦，而南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安得拉邦、卡納塔克邦、喀拉拉邦、泰倫加納邦和泰米爾納德邦，新增人口（約2900萬）僅占總增加人口的9.32%。印度人類發展指數最高的喀拉拉邦，老年人比例預計將從2011年的13%增加到2036年的22.8%，超過青年人口的占比（19.2%）。某種程度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越高的邦，總和生育率越低、老齡人口占比越高；經濟社會水平越低的邦，總和生育率越高、年輕人口占比越高。再比如，印度適齡女性勞動參與率一路走低，從2000年的32%下降到2019年的22.5%，不僅遠低於中國的68.6%，甚至低於孟加拉國的38.5%和斯裡蘭卡的37.6%。
再次，印度的產業結構與“人口紅利”存在匹配失衡的情況。這種失衡既體現在前述的勞動力素質不高抑制瞭勞動力資源的有效利用，同時也體現在印度的產業結構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從而無法有效解決就業問題，而大量勞動力特別是青年群體的失業有可能影響社會穩定。
與中國、韓國等東亞經濟體的現代化進程不同，印度經濟增長模式是服務業驅動。印度走上這種模式與其基礎設施相對滯後、勞動力成本較低、20世紀80年代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等因素有關，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視。比如，印度農業吸收勞動力占比最高，但農業生產效率長期得不到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得不到足夠資金支持，農民自殺事件屢屢發生。再比如，通信、金融、醫療等服務業領域對人口素質要求較高，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比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能獲得更大發展，但都難以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
2014年莫迪上臺以來，提出“印度制造”倡議，以期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印度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升反降”，由2014—2015財年的16.3%下降到2020—2021財年的14.3%。根據“印度經濟監測中心”（CMIE）數據，2023年4月印度失業率高達8.11%，以致於有印度媒體稱，莫迪上臺後，印度制造業陷入“失去的十年”。
最後，印度人口結構的持續變遷壓縮瞭“人口紅利”窗口期。“人口紅利”是人口結構轉型導致勞動力年齡人口占比提升的特殊階段的產物，具有階段性、窗口期的特點。隨著人口結構的持續變遷，包括總和生育率降低、預期壽命延長、死亡率降低等因素，勞動力年齡人口和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會出現此消彼長，直至進入老齡化社會，從而導致“人口紅利”的消失。從目前的人口預測來看，印度生育率持續走低，或比預期更早更快進入老齡社會。
20世紀70年代以來，印度總和生育率持續走低，從1971年的5.2%下降到2019年的2.1%（該數值被認為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同期，農村人口總和生育率從5.4%下降到2.3%，城鎮人口總和生育率從4.7%下降到1.7%。有學者研究發現，從1993/1994財年到2004/2005財年，印度青年人口和老齡人口增速分別為1.9%和3.5%，但從2004/2005財年到2018/2019財年，青年人口和老齡人口增速分別是1.8%和5.1%，這兩個數值的一降一升表明印度將比預期更快進入老齡社會。
一個國傢能不能收獲“人口紅利”，不僅要看規模還要看結構，不僅要看數量還要看質量。印度雖然進入瞭“人口紅利”窗口期，也采取瞭很多措施試圖收獲“人口紅利”，但受制於區域發展失衡、教育醫療水平滯後、性別歧視根深蒂固、宗教矛盾暗流湧動、就業程度難以提高等多重因素，要真正收獲“人口紅利”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樓春豪，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執行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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