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銀行倒閉的餘震雖然似乎有所消退，但其實仍在世界各地回蕩。盡管一眾美聯儲官員竭力向公眾保證美國銀行系統是健全的，可是沒人有足夠理由去相信他們。畢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3月該銀行倒閉前幾天也曾對國會說過同樣的話。
在隨後幾周時間裡，有報道稱，2010年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所大力吹捧的壓力測試並沒有預見到，美聯儲積極加息所導致的政府債券價值下降。美國學者Erica Jiang及其合著者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美聯儲加息之後“全部銀行的資產市值平均下降瞭10%”，而“排名倒數5%的銀行則遭遇瞭20%的下降”。
雖然美國總統拜登承諾要追究矽谷銀行倒閉事件的相關責任人，但我們對這類承諾也應抱以有益的懷疑態度，畢竟由他擔任副總統的奧巴馬政府也從未追究任何銀行傢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的責任。
事實就是各監管機構，包括美聯儲，都未能保證銀行系統的安全。銀行因信任而存在：儲戶需要確信他們可以隨時提取自己的錢。事情也一直都是這樣運作的，而變化的則是如今隻需花一納秒就可以在網上輕松支取數十億現金。
即使存在一絲無法取回資金的危險，也足以讓理性的人提走未投保的資金，甚至是已投保的金額，如果存在延遲取款的風險。其結果就是當一傢銀行倒閉時，留下背鍋的就是那些沒有留意這一事件的人，或是許多未能使用數字銀行服務的年長客戶。
現狀是，成熟老練的存款者會利用中介機構進行監管套利，並確保他們的所有存款都有保險，或者隨時準備在收到風聲後當即提取超出保險金額的資金，這可不是銀行系統的運行之道。為瞭確保該行業的穩定，政策制定者必須建立全面的存款保險，而保費則由存款人根據他們獲取的利益及其所構成的系統性風險來支付。除非能做到這一點，否則銀行系統仍會是脆弱的。
作為負責監管矽谷銀行的政府機構的負責人，鮑威爾對導致矽谷銀行倒閉的監督失誤負有責任。與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大規模抵押貸款欺詐不同（其廣泛程度在歷經多年海量訴訟和其他法律行動中才逐漸清晰），矽谷銀行的貸款操作看似相當合理。
當然，即使是好的貸款操作也會在重大經濟衰退中變質，當這麼多錢被存放在沒有保險的低息賬戶中時，也不可避免地要去懷疑其中涉及某些不靠譜的活動。但矽谷銀行的問題其實更為淺顯，任何負責任的銀行監管機構都應當采取行動，特別是當監管機構成為風險的制造者之時。
銀行一直都在實施把短期存款變成長期投資的期限轉換行為。雖然這個過程本身存在風險，但如果納稅人會直接或間接地承擔下行風險，銀行往往會被誘惑去拿儲戶的錢賭一把。這就是矽谷銀行的所作所為：它將一些客戶的存款投資於看似安全的長期證券，打賭長期利率不會上升。監管者不應允許這種情況發生，而是應該在出現這類情況時，將其作為壓力測試的核心部分。
然而美聯儲卻放任瞭這種情況發生，並且因為忽視利率上升在觸發金融部門脆弱性方面的作用，而削弱瞭自身壓力測試的效用。除瞭這些監察上的錯誤之外，在矽谷銀行崩潰之前還出現瞭監管失誤，因為鮑威爾領導下的美聯儲放松瞭對矽谷銀行等銀行的監管，認為這些銀行隻有區域經濟意義而不具備系統重要性。
大多數人沒有能力、資源或渠道獲得評估銀行健全性所需的信息。這種評估是一種基礎公共產品，因此也是政府的責任。如果一傢銀行能接收公眾的錢，公眾就應該有信心它能償還這些錢。而美國政府，特別是美聯儲，卻沒有做到這一點。
正如其他獨立中央銀行一樣，美聯儲一直小心翼翼地守護著自己的信譽。失去信譽的風險被認為是美聯儲去年加息的原因，而其加息幅度又遠遠超出瞭將2008年後超低利率正常化的范圍。但由於未能認識到快速加息所帶來的風險，以及持續十多年的近零利率如何加劇瞭這些風險，美聯儲破壞瞭自身的信譽，這正是其試圖避免的結果。
更糟糕的是，加息反映瞭美聯儲對通脹來源的誤判，通脹主要是由與新冠疫情及俄烏沖突相關的供給側沖擊和需求轉變所驅動的。導致消費者價格指數上升的一個主要因素是住房短缺引起的租金上漲，而更高的利率會加劇這種狀況。同時美聯儲的通貨緊縮戰略可能導致非裔美國人的青年失業率躍升至20%以上，給這個高度不平等的國傢留下長期的傷痕。
就目前情況來看，美聯儲及其主席在各方面都失去瞭自身信譽。當前的危機暴露瞭美聯儲未能解決促成2008年危機的治理問題。其中一個佐證就是，矽谷銀行CEO貝克爾竟然列席瞭本應監督其銀行的地區美聯儲的董事會。
矽谷銀行倒閉所引發的仍在醞釀中的金融動蕩是否會演變成更深層次的危機，還有待觀察，但投資者和儲戶沒有理由相信美聯儲所謂這種事件不會發生的保證。隻有對存款保險、治理、監管結構和監督實施有意義的改革，才能恢復各界對銀行的信心和美聯儲的公信力。
（作者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國際企業稅改革獨立委員會成員。版權：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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