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中國城市，年輕人最向往？
數據顯示，2022年常駐人口增長最多的10個城市，分別是長沙、杭州、合肥、西安、貴陽、南昌、昆明、武漢、鄭州和青島，均非一線城市。從人才流動的趨勢來看，重慶、成都、杭州等新一線城市已逐漸成為北上廣深不可小覷的對手。
吸引年輕人跨城流動的，不隻是工作機會。大城市擁有的文化生活——豐富的文藝活動、活躍的社區文化、熱鬧的公共生活，是很多年輕人留戀一線城市的重要原因。如今，非一線城市也在經歷一場“文藝復興”，文藝活動的質量甚至反超瞭部分一線城市：
文藝展覽層出不窮，免費的文化沙龍夜夜不斷，年輕人擠在書店、咖啡店、酒吧、老社區民房的狹小空間，或在戶外的茶館、廣場、草地，圍觀和參與一場又一場文化對話。
一些返鄉和退隱的京滬青年，把一線城市的公共生活帶回到這裡來。但這些曾經被稱為“文化沙漠”的城市，本身就具有一種內在的文藝力量。新周刊專題“城市之光”將深入這些城市的內部，觀察這場“文藝復興”何以發生、何以持續。
從書店開始，重返公共生活
5月中旬的一個周日，連續幾場夜雨之後，暑氣將至未至，正是重慶最舒適的季節。
晚上8點過後，天色黯淡下來，人群和車流湧向重慶九街。沿街的商傢早已備好酒水，服務員進進出出的腳步比耳邊的DJ舞曲的節奏還快。自城市向北擴張後，爛尾多年的江北洋河路片區搖身一變，成瞭重慶城的新不夜中心“九街”。
幾十米開外的鯉魚池四村緊靠著“不夜城”的邊緣，尚未被納入九街的商業版圖。得益於相對低廉的租金，這片老舊的居民區裡藏著不少風格化的小店。盡管如此，這裡仍是大部分人不會涉足的區域。
重慶九街夜景。 （圖/視覺中國 ）
匿名書店的出現，改變瞭這個老社區。苔痕斑駁的小花園裡，年輕人圍站瞭好幾圈，人群中央，一場露天辯論正在進行。
這是“明亮的對話”系列辯論活動第一次被搬到重慶、搬到室外。辯論的主持人是從成都趕來的律師張穎，正、反方辯手則來自現場的臨時選拔，辯論的主題為“自己的生活已經很痛苦瞭，還要不要關心社會議題”。
辯 論原計劃在書店內 舉行，不料參與者的人數遠超預估，於是自然地溢出到書店門口的社區花園——這場面，讓張穎想到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所在的雅典。
“明亮的對話”辯論活動的名字取自徐賁同名著作，其微信群公告裡寫道：“我們在很長的時間中，需要持續學習如何傾聽他人、理解他人和尊重他人。在這裡，讓我們保持文明、善意和克制……”（圖/匿名書店）
沒有麥克風，聆聽變得更加專註。 張穎留意到水滴落在地上的聲音，於是輕聲對圍成一圈的人群說： “你們發現瞭嗎？ 當我們安靜下來的時候，很小的聲音都會聽得見。 ”現場靜瞭下來，好像在領會這句話的弦外之音。
夜色漸濃，出於對音量的擔憂，交鋒回到書店內。有近百人仍留在現場，圍聚在不到20平方米的房間裡，站著，坐著，擠在椅子上、地上、過道上。進不瞭屋內的人，則靠在窗臺外豎起耳朵聽。
根據事先的約定，具體的辯論內容留存於當晚參與者的記憶中。我隻能透露，那一夜陸續有人落淚。
擠不進書店的人，圍在書店的窗外聆聽。（圖/匿名書店）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來自現場的一位中學歷史老師。 在一次代表正方的發言中，她以振聾發聵的氣勢對大傢說： “你們願意活在虛假之中，還是願意活在真實之中？隻要你是活在真實中，就要睜眼看這個世界！就是在關心社會！”
另一位辯手說：“我們可能會喜歡更強、更有生命力、更有戰鬥力的人，我當然也欣賞那些勇敢的人，但是我覺得一個好的社會，它應該允許和包容那些可能還不太成熟、不太堅強的人，它應該允許我們欣賞脆弱的美德。”
當辯論走向尾聲，許多本打算保持沉默的聽眾被勾起表達欲。沒有人再關註輸贏，不少人甚至“改旗易幟”，重新思考這個辯題。到瞭午夜，大部分人陸續離開，但現場仍不乏繼續講述的聲音。
社會學傢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脫離不瞭私人生活，公共領域所討論的問題往往來源於人們在私人生活中的真實感受，而共識總是在交流中形成並被表達和被掌握的。遣詞造句並不重要，在交往中相互理解，才是真正的理性。（圖/匿名書店）
過去兩年間，“明亮的對話”在成都周而復始地上演，組織者希望借此展開一種因理性而可持續的公共交談。
在重慶開展這樣的對話，是匿名書店成立的初衷。
謝丁是前媒體人，老板莫比常年在書店策劃活動。他們創辦匿名書店時就計劃好瞭，要提供一個讓公眾有機會參與嚴肅討論的場所。書店不用太大，但要靠近年輕人、靠近社區。廁所門上，六個玻璃方格裡貼著“重返公共生活”六個大字。
書店的廁所門上，六個玻璃方格裡貼著“重返公共生活”六個大字。（圖/李贇攝）
從2022年12月8日開店之日算起，這裡已經舉辦瞭30多場活動。活動向所有人開放，不收費、無須預約，唯一的要求或許是“盡量說普通話”——謝丁說，活動不止面向本地參與者，既然要參與公共討論，那最好使用通用語言。
在一次活動中，大傢聊起瞭胡鑫宇自殺事件。一位19歲的高中畢業生分享的親身經歷，給莫比留下瞭很深的印象。後來，她請到三個來自超級中學的學生，來講述他們的高中生活，這吸引瞭不少超級中學的老師以及鄉村教師前來參加。莫比又受到瞭啟發，打算聯系這幾位老師，從另外一個面向來聊聊中學。
這種題碰題、現場“抓人”的思路，讓沒有任何活動經費的匿名書店總能找到分享嘉賓，也讓活動的參與人群邊界不斷擴大。
沒有嘉賓的時候，書店就放映電影，常駐重慶的青年導演李維負責幫他們選片。第一季叫做“誰的三峽”，放瞭四部跟三峽有關的紀錄片，也呼應著所在的這座城市。封控解除後，東南亞再度成為熱門的境外旅行地，但除瞭遊客視角之外，許多人對於東南亞知之甚少， 因此第二季的選片也緊緊圍繞“東南亞”這個主題。
來到匿名書店的人，有不少會用“文化沙漠中的一片綠洲”來形容這裡。盡管人們對於公共生活的理解不盡相同，有的人甚至並不清楚何為“公共生活”，但這似乎不重要。
在經歷瞭漫長的疫情後，或許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城市中生長出來的一點點文化空間，都是一種越來越重要的公共生活。
一座城市的精神土特產
重慶，形容詞前綴從3D、5D增加到8D，這座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毋庸置疑。將其作為畢業旅行目的地的人不計其數，其中有極少一部分人，把重慶之行的“打卡點”定在一間寫字樓裡的小辦公室。
那是獨立出版品牌拜德雅的工作室，坐落在重慶江北區紅土地。這傢做書的小作坊，因為不顧潮流地出版瞭一系列關於齊澤克、尼采、利奧塔、拉康、福柯、列維納斯等哲學和人文社科類書籍，成瞭不少讀者心中的“重慶之光”，還被業內笑稱為“重慶的精神土特產”。
拜德雅的編輯告訴我，一個貴州凱裡的高中生讀瞭拜德雅出版的書，選擇瞭太原大學哲學系，今年專程來到拜德雅的辦公室“朝聖”……（圖/新周刊記者攝）
拜德雅最開始是重慶大學出版社旗下品牌，取自古希臘詞匯“παιδεία”（Paideia）的音譯，意為古希臘城邦為公民提供的理想教育，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藍江將其翻譯為“拜德雅”，並主編瞭拜德雅品牌下的“人文叢書”。
2017年，為瞭獲得更大的自由度，鄒榮和任緒軍決定自立門戶，將拜德雅系列從重慶大學出版社獨立出來，成立瞭拜德雅圖書工作室，繼續引進、出版那些看上去冷門又艱深的書籍。2020年，25歲的梁靜怡從德國學完歷史，回到傢鄉重慶，加入拜德雅。來的第一年，她就用一份包含45個選題的清單驚艷瞭兩位前輩。2022年，又一位在南京遠程工作的夥伴加入瞭這個團隊。
拜德雅出版的部分書籍。（圖/豆瓣小站）
真實而鮮活的互動，是拜德雅做書的一大動力。
一次書市上，一個買過《別再問我什麼是嘻哈1》的年輕人來詢問續作的出版進度。借此機會，任緒軍給他推薦瞭關於福柯和阿甘本的書。
還有一次，一個帶著小孩的女士來到拜德雅的攤位前，讓他們推薦一本書。任緒軍推薦瞭利奧塔的《異識》，心裡卻犯嘀咕：如果是碎片式閱讀的話，這本會不會太難瞭點？沒想到過瞭一段時間，這個媽媽回來感謝任緒軍，說這本書對自己的啟發很大。任緒軍感到驚喜——一本在編輯看來都很難懂的哲學書，也能遇到合適的讀者。
《異識》，[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著，周慧 譯，拜德雅 | 上海文藝出版，2022-3
但面對讀者所表達的喜愛之情，他們抱持著十分謹慎的態度。最近，出版業的性別議題風波引發瞭他們對光環和權力的思考，被問及是否認為自己的工作有改變他人的力量時，他們毫不猶豫地否認：“想要改變或塑造他人，是十分危險和虛妄的想法。思想本身有影響力，但書做出來瞭，從業者就要把自己拉遠一點。”
從地理坐標上看，紮根重慶的拜德雅也在或有意、或無意地“拉遠一點”。
對於在重慶土生土長的鄒榮來說，傢鄉的飲食和氣候塑造瞭一個人，重慶那些“很頑固的地方”留在瞭自己身上，去別的地方會適應不瞭。
而對於任緒軍來說，盡管對地域沒有特殊的情感，在重慶工作仍是不錯的選擇：三位坐班的編輯都來自川渝地區，低廉的租金大大降低瞭在此創業或生活的成本；網絡和交通的便捷性，很大程度地抵消瞭遠距離工作的障礙。同時，雖然重慶的文化行業相對薄弱，從業者鮮有機會與同行交流，但也省去瞭用在人際上的時間和精力。偏居一隅，遠離“中心”和“圈子”，因而避免瞭紛擾，可以更專註於手頭的事。
總而言之，在這座熟悉的二線城市裡，拜德雅的編輯們實現瞭工作節奏、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三者的和諧統一。
在重慶，拜德雅的編輯們實現瞭工作節奏、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三者的和諧統一。（圖/圖蟲創意）
下午5點，編輯們準時下班，各奔城市的東西。我和任緒軍搭乘軌道6號線，越過尚未漲潮的碧色嘉陵江，從紅土地站直達小什字站，往位於解放碑五一路的刀鋒書酒館走去。
刀鋒書酒館是重慶為人熟知的文藝地標之一。我們抵達時，老板江凌正和圖書行業的朋友劉澳、聶文帥，以及“閃現”到重慶的詩人絲絨隕在書店門口聊天。
“這些年，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開始逃離北上廣，回到傢鄉，給城市帶來一種新的活力。雖然重慶的文化氛圍遠遠比不上成都，但可喜的是還有流動性。流動性是很重要的東西，流動才會產生出各種的需求。不管人還是思想，固化和單一都是可怕的。流動才有盛宴。”
“本來culture，文化，這個詞就是耕作，現在就是把種子埋下的階段……重慶要有各行各業、各種各樣的人願意去做許許多多微小的事情，去填補很多的空白和細節，才能一片片地完成最終的拼圖。”
“夜宴記”現場，人們聚精會神地聽嘉賓分享經歷。（圖/刀鋒書酒館視頻號）
江凌是任緒軍的老相識，他一直試圖在獨立和商業之間找到平衡。在刀鋒書酒館做瞭幾年一期一會的讀書會後，他決定把讀書會改成瞭更長期的讀書計劃，報名進來就要參加一年，由自己擬定書單，帶著大傢一起共讀、討論。他想和參加讀書會的人建立更長期的溝通和瞭解。
晚上的解放碑，空氣中飄蕩著火鍋和酒精的味道。我身邊的文化工作者們聊起瞭傢鄉的奇聞異事：每一年都重建、每一年都被沖垮的“太平橋”，電視劇《漫長的季節》和作傢金特，村子真實的恐怖故事……
午夜12點，不遠處的鐘聲在雨中敲響，書店已經打烊，屋內的音樂響起，絲絨隕一邊踱步，一邊念詩：
“降調的小練習，聆聽的小練習/偶爾成為他者/偶爾，比不幸的人更不幸的/小練習……”
深夜，詩人絲絨殞在刀鋒書酒館為朋友念詩。（圖/江凌攝）
“藝術工廠”的活力與無奈
相比四川盆地的平原地區，住在山間的重慶人習慣瞭在奔忙中尋找活路，論“閑適”遠比不上隔壁成都。
或許是時間被生存過分擠榨，長久的緊張和匱乏加重瞭居民對公共文化的冷感。 這裡從不缺乏傑出的寫作者和藝術傢，但一年到頭卻碰不上幾場像樣的沙龍或畫展。
與文化的貧瘠相對的，是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 於是，最沉湎於聲色的浪蕩子和最憤世嫉俗的批評傢，時而並行，時而交錯，出沒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個片區的同一傢火鍋店裡。
黃桷坪，四川美術學院（以下簡稱“川美”）的駐地，奇人異士出沒之處。在這裡，彩色塗鴉以主街為中心向周圍蔓延，佈滿瞭建築外立面、商鋪卷簾門和路邊的電線桿，因此被當地人叫做“塗鴉一條街”。成為網紅打卡地之前，黃桷坪是重慶的一塊“文藝飛地”，散發著和整座城市格格不入的氣質。
黃桷坪的交通茶館廣受遊客鏡頭的青睞。（圖/新周刊記者攝）
在黃桷坪長大的李一凡，因為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的出圈而走進瞭公眾視野。他的母親曾是川美的文學老師，後來，他前往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念書，又到廣州工作，兜兜轉轉一大圈，最終還是回到瞭黃桷坪，進瞭川美這座“藝術工廠”當油畫系老師。
“藝術工廠”是李一凡的比喻。他說這裡和重慶這座工業城市一樣，延續著工廠的生產思路，既生產藝術和文化，也生產藝術傢。 但生產出來的東西，這個地方不需要也不歡迎，反而源源不斷地外流。
川美的體系曾培養出一批批傑出的學生，但在過於龐大的聲名下，幾乎所有由上至下的資源都向體制內傾斜，脫離這個框架的野生藝術傢很難爭搶養分，隻能在夾縫中求生存。
有一次，李一凡在飛機上遇到瞭一個法國籍大學同學，對方已經是巴黎的一名文化官員。“她告訴我巴黎每天有200多場演出——法國人很清楚，文化就是個釣魚的東西，相當於蚯蚓的作用，目的是把魚引來。而重慶是逼著蚯蚓生更多小蚯蚓，最好還能生蛋。”李一凡說，“我喜歡重慶，但我沒在重慶掙到一分錢。這些年，最優秀的那些人，包括我最好的學生，早就走光瞭。”
至於回傢，李一凡的理由也很充分：“山水的區隔、交錯的城鄉關系、多核心的城市形態、極端的天氣……重慶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樣，其實是有創造的原力的。”
1939年4月，美國記者白修德來到作為戰時陪都的重慶。後來他在書中寫道：“剛到重慶的頭幾周，我被這座城市迷得神魂顛倒，都要忘記我的工作和抱負瞭。”（圖/視覺中國）
與自然對應的是這座城市魔幻的能量，重慶擅於孕育荒誕故事。 2015年，在重慶大學教書的湖南人華偉成走進瞭洋人街，遇見瞭他的“繆斯”——流浪漢孫治國。
重慶洋人街，是老少咸宜的無厘頭的魔幻樂土。金字塔、耶穌像、UFO、鬼屋，這些粗制濫造的模仿物和異想天開的後現代主義裝置，填充瞭一代重慶人比夢境更奇幻的周末時光。在華偉成眼中，洋人街就是濃縮版的重慶，像一個大火鍋，什麼東西都在這裡翻滾。
在洋人街的藍色秋千上，華偉成遇到瞭看起來臟兮兮的孫治國。這個流浪漢和希臘神明一樣半裸著上身，嘴裡念叨著一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華偉成的視線跟隨孫治國，把他眼中的洋人街融入自己的創作。
華偉成鏡頭下的洋人街。2019年，洋人街正式拆遷，從彈子石搬到瞭遠離主城區的涪陵，“洋人街的皇帝”孫治國也開始“流亡”。2022年年底，華偉成圍繞洋人街和孫治國拍攝的紀錄片《神遊樂園吟留別》入圍阿姆斯特丹電影節。（圖/小紅書@華偉成）
華偉成關於洋人街的攝影作品，在位於黃桷坪的器·Haus空間展出。這個由藝術傢楊述和策展人倪昆創辦的藝術空間，在過去17年間不間斷地舉辦著大大小小的展覽，成為不少年輕藝術傢的起點站。
可惜，在工廠的思路下，藝術總是一邊被生產，一邊被收編。 如今，黃桷坪的器·Haus空間也已成為回憶。我見到倪昆時，他身穿印有“德藝雙罄”四個字的T恤，他告訴我，器·Haus空間的原址將被商業開發，改造成某類創意園區，遠在北碚的新址尚未落成。
我沒有約到楊述，據說，他正忙著躲在“違建”裡畫畫——楊述的個人工作室由停車場改建，這些年一直和居民相安無事，沒想到疫情期間，住戶和物業產生矛盾，他的工作室成瞭犧牲品。現在，停車場附近有居民自發巡邏舉報，以至於他不敢開燈，隻能大白天偷偷摸摸地在工作室裡畫畫。
回到社區
學者周琳說，重慶江湖有漂泊和匱乏，也有生命力和某種程度的自由。
“具體來說，江湖既代表著漂泊、動蕩、原子化的個人、匱乏、粗糙、草莽、殘酷，也可以是創造力、生命力、包容、多元、不拘泥、某種程度的自由，而本質上來說，江湖是一個存在於基層民眾間、在野生和馴化間，和正式制度並存的社會空間和社會規則。”
不服輸的重慶先民，身上流淌著鬥爭的血液。很大程度上，生存就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充滿彈性的江湖，是一代代重慶居民爭奪來的生存空間。許多關於公共空間的實踐，就隱藏在這座城市錯落的佈局中。
（圖/電視劇《最後的棒棒》截圖）
2007年，川美教師劉景活在黃桷坪塗鴉一條街開瞭喜瑪拉雅書店。10年後，書店搬到瞭凍庫，緊鄰著周邊的幼兒園、中學、大學和職校。我去書店找劉景活時，正好是放學時間，店門口不時有學生和鄰居路過，向劉景活打招呼。
說是書店，喜瑪拉雅書店卻根本不賣書，也沒有任何商業屬性。這裡更像一個公共圖書館，向願意讀書的人免費開放書籍和書桌。小小的空間連接起過去和未來：其一，書店所在的地方曾是抗戰時期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舊址之一、全球信息的樞紐點；其二，不少藏書來自已故大師傢屬的贈送，而服務的對象以各個年齡段的學生為主，孩子們從這間小小書店開始，走向廣闊世界。
搬遷後的喜瑪拉雅書店。談起收進來的藏書和走出去的孩子時，劉景活如數傢珍。（圖/新周刊記者攝）
同在黃桷坪的軍哥書屋，在防空洞裝滿瞭重慶各區的地理、歷史老書和資料。 如今，這裡發揮著城市旅遊宣傳和社區公共空間的作用。 老板茍軍大部分時間駐紮在書屋，每一周還會自掏腰包，請人給大傢講評書，住在周邊的居民有空就會來聽聽。
在南岸區，年輕情侶曉茉和亮子開放出自己的“屋頭”（重慶話“傢裡”的意思）。他們策劃活動、做飯，甚至在外出旅行的時候，開放出自己的客廳和臥室，把自己的“屋頭”變成許多人的“屋頭”。
各種自發的嘗試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朝著城市擴張的反方向，星星點點地散佈在老社區和舊居民樓裡，以一己之力構建身邊片區的公共生活。
霧讀讀書店。
三年新冠封控留下太多難以言說的傷痛，或許是大病初愈後的倦怠，無力往外走的人，選擇往回走——離開向上爬、向內卷的北上廣深，放棄令人疲憊的競速軌道，二線城市的人們開始嘗試向下紮根、向外散開。
壓力總會存在，這些重建生活的努力，需要篤定的內心，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被問到長期計劃時，大部分空間的經營者表示對自己在做的事談不上有多大信心。他們隻是帶著江湖兒女的飄逸和淡然，“能做多久算多久”。
匿名書店的想法成形前，莫比和謝丁去問瞭李一凡的意見。李一凡非常支持，告訴他們可以成功。後來我問李一凡，是不是看到瞭在重慶公共生活的希望，他笑著說：“那也沒有，我其實也不知道，我就是想促成這個事。”
李一凡說，自己現在就是一個成全別人的角色：“誰要去做空間、做書店、做對談，我肯定去捧場。”
2022年年末，李一凡先後在706重慶青年空間、匿名書店做嘉賓，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圖/匿名書店）
重慶就和它的地圖輪廓一樣，宛若中國的一個縮影。 得益於直轄市8萬平方公裡、3000萬人口的巨大體量，多年以來，重慶各轄區源源不斷地往主城輸送著人才——這些年輕人帶著野心、活力和一身故鄉風土，構成這座城市多元文化的源頭。同時，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城鄉的差異也日益突出，作為社會交流的公共活動，一種在場的、公共的、嚴肅的對話，顯得分外迫切和必要。
我生長於重慶，大部分時候，離開這裡的沖動構成瞭我過往生命的原動力之一。這一次，以觀察者的身份在重慶遊蕩10天後，我終於投降，承認自己受到瞭回傢的誘惑：
在這座不相信永恒的超級城市，最接近永恒的隻有變化和矛盾；它隨機而平等地擁抱每一個人，每一次重逢，你都有機會重溫初見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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