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香港基礎科研出色,且國際聯系強,有助推動中成藥研究轉化落地。右圖:中成藥結合先進生產技術,加上香港的優勢,方便與國際接軌“走出去”。
“一元的原材料,如何可以變成100元的產品?這個轉化過程不隻是藥物生產,其實還建基於很多研究數據。香港可以發揮科研優勢,在整個產業鏈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浸會大學暫任首席創新總監劉樂庭指出,中醫藥在全世界的認受性越來越高,香港應善用“官產學研”模式,加強科研成果轉化及商品化,助力中藥走向國際。
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中醫藥發展,並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劉樂庭認為,中醫發展應該結合創新科技,例如把工程學與中醫的“望聞問切”結合,發展智慧中醫,加強中醫認受性。/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Health and wellness(身心健康)是全世界都越來越重視的領域,而中醫藥的認受性在全球都有一個向好的發展,有好大的發展潛力。”劉樂庭在浸會大學負責策略性推動高影響力研究、浸大前沿創新的轉化和轉移,以及整體創新和科技的政策研究,身兼浸大校長資深顧問及中醫藥學院榮譽教授的他,看好中醫藥發展前景,“科技化會是中醫發展的其中一個方向”。
何謂中醫發展科技化?劉樂庭舉例,中醫診癥靠“望聞問切”,但操作非常依靠中醫師的經驗,但若要令更多人,甚至外國人都相信中醫,可以配合科技手段應用,“我們是否可以結合工程學的技術,例如感應器、化驗技術等,做到以往隻能靠經驗去做的事呢?”劉樂庭認為,配合創新科技把中醫藥科學化,才能令中醫藥發展的道路走得更遠、更闊。
浸大建轉化和合作平臺
劉樂庭在創新產品的研發及商品化上擁有超過20年經驗。他認為,本港的中醫藥基礎科研做得非常好,但最大的癥結在於,大學做完基礎研究、發表文章後就停瞭下來,未必會繼續做轉化研究,以至很多科研成果無法轉化為可以應用的產品或服務。“一方面老師們再去做轉化研究的誘因不是很大,另一方面亦因為缺乏資源,不隻是資金,還有人才資源,所以好多研究做到一個階段就沒有辦法繼續做下去。”
“我們有一個常用圖表,叫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技術就緒指數),將基礎研究到應用分為12個階段,一般大學研究隻做瞭1到3,實際應用則涉及9到12,但4到8通常沒有人做,我們稱之為‘死亡之谷’。如果銜接不到,大學的研究成果就永遠沒有辦法推到應用。”
劉樂庭指出,怎樣做轉化是很大的領域,亦需要特別技能,故浸會大學成立創新、轉化及政策研究院(ITPR),希望建立一個提供全面支持技術轉化和合作的平臺,令大學的科研成果可以“落地”。“如果他(學者)有興趣,我們可以協助他繼續做下去;如果他沒有時間或沒有興趣做下去,我們也可以幫他做,找業界合作,將研究成果推到可以應用。”
他以發展新藥為例,在大學做基礎科研的教授未必懂得新藥開發的流程,故需要找行業內的專傢幫忙,令過程事半功倍。“你叫這些專傢加入大學,不現實,但我們希望促成不同的合作,引入財政資源、專業資源,幫助老師們走過這段路。”他透露,ITPR會設立新的轉化研究實驗室,和中醫藥學院合作,對中醫藥做更多轉化研究。
政府近年致力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其中“產學研1+計劃”獲撥款100億元,以配對形式,資助有潛質成為成功初創企業的八大院校研發團隊,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發展。劉樂庭認為,這計劃是好的開始,但預期本港仍需時建立成熟的產學研協作生態圈,“我們要先走出第一步,才能一路推出去。其實很多人是抱觀望態度,見到成功例子就會願意再投入更多。”
政府須發揮領頭協調作用
劉樂庭又提到,香港除瞭基礎科研做得好,在吸引人才、籌集資金等方面亦有優勢。香港可以在推動中醫藥標準化、國際化方面作貢獻,例如透過研究數據、檢測服務等為中藥材原材料增值。他舉例,國內很多中藥材出口到世界各地,但產值並不高,“在內地賣一元的原材料,在日本可能變成賣100元的產品,這樣的轉化可以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其實香港可以發揮我們的優勢,透過我們的研究及轉化,將原材料轉化成更有價值的市場產品,也可以讓更多外國人接受中醫藥。”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發展中醫藥,政府計劃制定全面的《中醫藥發展藍圖》。劉樂庭說,社會有越來越多中醫藥發展討論是好事,但現在是各有各講、各有側重,缺少優次安排及分工,政府必須發揮領頭及協調作用,明確發力方向,令不同持份者共同推動中醫藥發展。“哪些要優先處理?哪些要政府處理?哪些可以民間先行……政府可以綜合考慮後找準定位及方向,排出優次,或一起發力,或各有分工,大傢一起做好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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