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對新疆棉瘋狂抹黑之際，40年前曾搭火車、靠沿途民眾送糧票遊走大西北的香港人馮煒光，決定以自駕遊的形式重訪新疆，實地瞭解棉花田的真相。
旅途中，他在媒體上連刊數篇遊記，記錄自己所見所聞，並多次浮想、對比香港社會現狀。
觀察者網近日同馮煒光先生聊瞭聊他的這趟新疆見聞。本文側重香港與新疆乃至內地在社會心理、文旅服務層面的比較。
觀察者網：您在遊記中經常邊遊邊對比、反思香港現狀。我讀到您多次感慨，內地的人能跨越千裡，從東北、深圳跑到新疆創業、工作，而香港的“黃絲”年輕人卻“連邁過深圳河也不願意”。那在您看來，這心理背後可能存在哪些原因？
馮煒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於典型的負面刻板印象。他們會覺得內地除瞭幾個大城市，整體是落後的。
其實不是這樣的，內地很多二線城市相當宜居，比如我現在長住的中山市，它還有一個很不錯的高爾夫球場；而很多香港年輕人很喜歡喝的一個奶茶品牌，就誕生於廣東江門。
在廣東中山騎行（作者供圖）
內地不同地域間的發展確實有差異，但這是難免的，畢竟即使是香港內部發展也不平衡，而我認為內地的發展，整體還算是相對平衡的。我以前讀過一些關於東南亞的書，瞭解到受殖民歷史影響，這些東南亞國傢會把很多資源匯集到首都，而首都以外的城市與首都相比，發展能差好幾個級別。而在內地，相較而言，差異沒那麼大，至少我在大灣區感覺不到這種情況——比如北上廣深能用的外賣軟件，中山也可以用。很多香港年輕人總覺得香港的生活最方便，對內地當下的這一發展不甚瞭解。
除瞭負面刻板印象，也因為很多香港年輕人長期存在著一種傲慢心理，以至於一葉障目。且不說一個國傢，即使是一個城市，也有發達和不發達的地方，不論是東京還是紐約都有好與不好的一面，香港也是如此。若用無人機俯瞰香港，會發現香港有些地方相當混亂，這裡擺一個貨櫃，那邊是一個廢車場，這些場面與香港中環的金融中心是雲泥之別——但是，這也是香港。我們不少香港年輕人缺乏這種自我反省的視角。
劉德華出演的一部電影《失孤》，講述瞭一位父親千裡尋子的故事。這電影一定程度上也強化瞭一些香港人對內地的負面印象。我記得數年前我來內地，個別不是很喜歡來內地的傢人就同我開玩笑說，“阿馮，你帶孩子回內地，要是不見瞭，怎麼辦？”這種自高自大的態度，再加上對內地的不瞭解，造就瞭很多香港年輕人“不想過深圳河”的心理。
觀察者網：心理層面，除去這兩點，可能還有其他原因？我以前和幾位經常往返兩地的香港青年聊過這話題，有位告訴我，不少香港年輕人會擔心成本和風險——在香港，有相對熟悉的資源和人脈；一到內地，可能就得從零開始。
馮煒光：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談。如果是旅行，出發前做好計劃，很多風險就相對可控。比如我有位內地朋友，是個年輕女孩，去埃及旅遊，我提前提醒她，到埃及留意下飲用水的問題，很多遊客喝瞭會拉肚子；其他常見的問題，她也都做好瞭準備，所以整趟行程很順利。我有次凌晨4點出俄羅斯的某個機場，接我的司機用簡單的英語提醒我，“先生，天還沒亮，你最好到酒店安頓，天亮瞭再出來，畢竟這裡的治安不是很好。”就像在羅馬經常被人偷錢包、紐約的地鐵又臟又亂，出門在外人生地不熟，多少都會遇到這類風險，提前做好防范能安全很多。
如果是工作，那就是另一種情況瞭。事實上，西方媒體某種程度上會將西方描述得比較正面，對於偏負面的新聞如槍擊、性侵案等，多是簡單略過；但是，對於我們國傢，隻要出現一兩件不好的事，他們就會瘋狂放大，而香港的年輕人對內地的印象很容易受這些媒體的影響。
另外，我也對很多香港年輕人說過，去一個地方旅行和去一個地方生活，不是一回事。比如，香港有些人喜歡去日本，我會跟他們說去日本生活和去日本旅遊是兩種感覺，而在中國，大傢同文同種，隔閡相比要少很多。
觀察者網：一方面，想法受外界影響，另一方面，也有觀點指出，四、五十年前經常強調的“獅子山精神”，在現在香港年輕一代的身上有點淡瞭。
馮煒光：確實淡瞭一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點是因為時至今日，“獅子山”這一文化符號原本的積極意義被模糊瞭，混進瞭其他一些概念。如“黑暴”期間，有人三番四次地跑到獅子山掛橫幅，借此表達自己對政府的不滿。換言之，當下再提起“獅子山精神”，概念未必純粹。也因此，你或許可以留意到，現在不論是香港特區政府還是香港主流媒體，都很少提及這詞。
觀察者網：您剛提到部分港人對內地的刻板印象問題，隨著這幾年大灣區建設的推進，這一情況有沒有好轉？還是說，實際上“信息繭房”越來越厚瞭？
馮煒光：香港人內部存在多種分野，譬如政治分野。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一些向來比較支持國傢的香港人確實往返兩地更為頻繁。比如我有留意到，星期日回香港的人變多瞭，因為很多人周末來內地居住、休息。像我經常搭乘從中山港到尖沙咀中港城的輪渡，在一些節假日會因乘客爆滿而買不到票。
在政治分野之外還有階級分野，可以簡單分為精英階層和一般階層。比如我最近因病去香港的一傢醫院，接診的醫生是這類病情的專傢，對兩地的態度也比較開放，但仍會特別提醒：“馮先生，你住在大灣區，要記得回來復診。”他們總覺得香港同內地存在一種界限，這種界限絕對不是所謂敵我，也不是“我不是中國人”的心理界限，而是潛意識裡認為兩地隔得很遠，就像我們香港人去澳門，總覺得是去一個特別的城市。
我當時就回復醫生：“其實我坐船回中山隻要1.5小時，再算上半小時的網約車，前後隻要兩小時就可以到傢瞭；而坐車從港島到屯門、元朗，若遇到堵車，可能都不止兩小時。”後面這點，我真的經歷過。我媽媽住養老院，有次因呼吸問題急需送到屯門醫院。當時我正在港島同一個立法會的朋友吃飯聊天，從那邊急找一輛車趕到屯門，中間花瞭一個多小時，幾乎是我坐船回中山的時間。
圖自作者朋友圈
多次親身體驗過，就會知道往返香港-內地兩地，其實同在香港內部活動沒什麼分別，而且過關並不像一些香港人想象的那麼困難——很多香港人將過關想象成空氣悶熱、通道擠滿人，甚至有人悶到暈倒——實際上，像在中山港，說過就過，根本沒那麼多事。
觀察者網：您在遊記中多處提到，不管是餐飲服務員還是路上遇到的路人，都對您非常友好。與此相對照的是，很多遊客尤其是內地人在香港的旅遊體驗並不是那麼的舒心。比如，我有次在粉嶺一傢餐飲店用普通話點餐，櫃臺服務員就很不耐煩地表示“唔知你講乜”，後來是後面排隊的顧客幫用粵語報菜名才完成點單。
針對這類問題，網上有過很多探討，尤其是前陣子國泰航空出現“毛毯事件”後，東亞地區有不少遊客反饋，不單單是針對內地人，很多其他地方的非白人在香港也會受到歧視。而且，僅從我個人的體驗來看，相比海港城這類大商場，越是街頭的門店，服務員的態度似乎越糟糕。
馮煒光：這裡頭需要逐點分析。第一，這個觀察是正確的，香港基層的店鋪對內地人或者說非白人的態度是會差一點。
對待白人，其實他們的態度也不一定是好，隻不過因為要講英文——香港人稱之為“講雞腸”——大傢心理上多少會有一些負擔，所以不會有過於明顯的不禮貌，甚至他們想表達不禮貌都表達不瞭。而與內地同胞交流，就算大傢是“雞同鴨講”，其實也隻是某些詞匯難聽懂，聽多瞭基本上都能聽得懂對方在說什麼。所以，當他表達不滿時，內地同胞能大概知道，也因此很容易產生沖突。
另外，香港人向來說慣瞭粵語，說普通話確實不流利，一些詞語的讀音還相差甚遠。比如啤酒，廣東話讀“ be1 zau0”，普通話念“pí jiǔ ”，我也是和內地交流多瞭才大概聽懂。中國語言文化博大精深，但對於香港一個基層的服務員而言，他不一定有這樣的覺悟，心裡聽不明白你在講什麼，就會很厭煩，認為最好不要服務你，找一個說得明白的人服務會更方便。
再就是社會心理。畢竟英國“殖民”管治香港長達156年，即使香港回歸至今已有二十餘年，一些香港人仍難改被“殖民”心態，認為白人高人一等。而在對待內地人時，一定程度上，部分香港人從“一國兩制”的安排中獲得一種優越感，並基於此構建起自己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這並非國傢認同，他們也不會認為香港是一個“獨立國傢”。
如果要類比，可能有點類似早些年的上海人，我清楚地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些上海同胞曾驕傲地告訴我，“全國每6個人裡，就有1個是我們養起來的。”現在的一些香港人有點像當年上海人的那種心態，認為如果不是自己有東西比其他地方的人優越，就不會有“一國兩制”；如果不是自己比較優越，國傢也不會對自己這麼重視。自認為優越，現在卻要服務對方，他們心理上難免有抵觸。
還有一點是逆反。就算心裡很不喜歡，他們也不能不承認內地遊客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之一，而且數量龐大，帶來很多生意，經濟貢獻巨大。因此，他們可能產生一種逆反心理，覺得“你不要這麼麻煩，差不多得瞭”。也因此，假如中間突然有一些事，譬如要推一輛嬰兒車進來，或有些食物搞錯瞭，他們就很容易產生不耐煩的情緒。
最後提到一點，互聯網傳播很容易將一些問題放大。
觀察者網：確實如此，人們往往對負面信息更感興趣，因此，媒體和自媒體為瞭流量會更熱衷於傳播負面內容，導致兩地民眾對彼此的嫌棄一點點加深。除瞭鼓勵大傢盡可能地親自到當地去看一看，您有沒有什麼其他建議？
馮煒光：香港政府和香港媒體是要多做一些宣傳，不能任由負面信息在媒體上肆意發酵。此前因“黑暴”問題嚴重，所以我們看到香港滿街都是對香港國安法的宣傳；下一步，我覺得應該多做做關於兩地融合的宣傳。
在新疆，你能經常看到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這樣的口號標語；而在香港，你幾乎看不到與內地同胞民族融合相關的宣傳，既沒有“普通話和廣東話都是中國人的語言”之類的標語，也很少有“我們是一傢人”之類的宣傳片。
香港一些茶餐廳的服務態度是出瞭名地差。我記得2000年初劉德華還拍過廣告，直言“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唔夠嘅”（“今時今日這樣的服務態度是不夠的”），號召香港社會改善待客之道。而現在，既沒有正面呼籲香港人改善態度的廣告，也沒有鼓勵兩地民眾互相包容的宣傳。這點其實應該多由香港政府來推動，香港政府也經常做一些宣傳短片（TVAPI，TV Announcemen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普通媒體很難有動力去做這些事，最多也就是做一些采訪。
另外，我一直鼓勵香港的中高層官員來內地一些城市如烏魯木齊、銀川、拉薩、長春等地掛職。在這邊，他們面對的不僅是民政、財政等問題，也可能接觸到民族事宜，這樣就能對我國的民族問題有更深刻的瞭解和認識，以後也能以更接地氣的方式幫國傢說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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