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在拜登政府帝國計劃中的新含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政】

1月13日臺灣地區選舉的結果公佈後，美國國務卿佈林肯向當選者賴清德發出瞭一封簡短但頗有深意的賀電。雖然再次用嚴格標準化的語句重申瞭美臺“非官方關系”與美方的“一個中國”政策保持一致，並以《臺灣關系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美對臺“六項保證”為指南，但是中方仍然指出這份聲明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嚴重違背美方所作的“僅與臺灣地區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系”的政治承諾，向“臺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與佈林肯的聲明相呼應，美國拜登總統隨後在回答關於臺灣地區選舉結果的記者提問時，隻說瞭一句話：“我們不支持（臺灣）獨立”。這一表態，也與拜登2022年11月在巴厘島中美峰會中做出的、並在一年後舊金山中美峰會上再次重申的“五點承諾”相一致，即：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系反對中國，不支持“臺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沖突。

表面上看，這是圍繞一個中國原則“模糊性”而展開的又一次文字遊戲，並無新意。回顧歷史，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的50餘年裡，中國政府“一個中國原則”中固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一含義得到瞭普遍認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擁有完全主權這一含義，卻一直都被模糊處理甚至被故意挑戰，其中的操弄空間也隨著國際形勢和中美關系的變化而時大時小。

但是，自7年前開始，隨著美國大幅度改變其國傢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史無前例地將中國確定為對於美國國傢安全的主要威脅和頭號競爭對手，臺灣問題也隨之具有瞭一些不同於以往的新的含義。自拜登政府任期以來，美國全球戰略調整步伐明顯加快，構建新的世界帝國的戰略計劃日益清晰，臺灣問題也被深入結合到其帝國計劃當中並有瞭新的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同樣是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標準化表述，在特朗普和拜登這兩位總統口中，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意思瞭，已經大大有別於尼克松、卡特、裡根、老佈什、克林頓、小佈什等各個時期瞭。畢竟，將中國列為美國的頭號對手和主要威脅並通過國傢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轉型進行全面應對，已經是一個被連續兩屆美國總統確定下來的重大現實，不可能被隨口說出的幾個重申或承諾所改變。圍繞“一個中國原則”固有“模糊性”所展開的文字遊戲，即使仍將繼續下去，也越來越沒有實際價值瞭。

因此，有必要通過深入分析拜登政府構建新的世界帝國的戰略計劃（以下簡稱帝國計劃），理解臺灣問題在這一計劃中的新含義。

拜登政府正在構建新的世界帝國戰略計劃

一、帝國計劃起源於美國國傢安全戰略的大轉型

帝國計劃是拜登團隊的傑作，但該計劃的起源，卻是特朗普推動的美國國傢安全戰略大轉型。

2017年12月，也就是特朗普主政11個月後，白宮發佈瞭新版的《國傢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與2015年2月那一版《國傢安全戰略》相對照，涉華部分的表述有瞭明顯不同，兩年前是“我們與中國的合作范圍是前所未有的，盡管我們仍然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保持警惕，而且我們反對在解決領土爭端中進行恐嚇的任何做法。”新版是“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這一個修改意味著，經過瞭長達幾十年圍繞中美關系定位的反反復復，中國終於不再是美國的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終於被確定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內，以2017年版白宮《國傢安全戰略》和緊隨其後的五角大樓《美國國防戰略》（U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為指南，在此後直到2019年11月的兩年時間裡，陸續又有國傢安全委員會發佈的美國《印度-太平洋戰略框架》（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2018年2月）、國會通過並由總統簽署的《美國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US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2018年12月）和美國國務院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報告》（U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2019年6月）等多個帶有很強針對性的戰略文件出臺。

至此，可以說，美國對華政策爭論中主張遏制和對抗的一派（遏制派），最終取得瞭自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空前的大勝，而主張通過與中國接觸並將其納入國際機構和全球貿易使其成為“良善行為者”（benign actors）和“值得信賴的夥伴”（trustworthy partners）的一派（接觸派）聲音大減。考慮到遏制派關於中國威脅的觀點和論據由來已久且一致性很強，可以預計，這一套言論演化成“自我實現的預言”的可能性也隨之大增。

2021年拜登接替特朗普主政白宮，新政府大范圍推翻瞭前任政府的各項政策，但是卻保持瞭對於這個戰略大轉型的繼續推動。其說辭有二：其一，盡管上述戰略文件是在特朗普任期內出臺的，但並非特朗普及其同僚的工作成績，背後其實是美國政府中一群政策制定方面的專業人士努力推進的一個連貫的議程，其結果被認為是“整個美國政府處理與中國之間戰略競爭的藍圖的開始”；其二，雖然這些文件勾畫出瞭清晰的戰略，但特朗普並非是一個合格領導人，美國國傢機器中最重要的幾個戰略部門，如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等，都不情願配合特朗普的工作，這一戰略的貫徹執行隻能由拜登政府來領導。

在對抗中國這件事情上，特朗普和拜登一脈相承

就這樣，盡管拜登本人直到2019年之前都不是一個對華鷹派，美國國傢安全戰略轉型還是在特朗普與拜登兩個任期之間完成瞭一個繼承。2021年初拜登開始其任期後，搭建瞭一個主要由對華鷹派人物組成的幕僚班子，包括國務卿佈林肯、國傢安全顧問沙利文、國傢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中國事務協調員杜如松等。正是在這些人的大力協助下，很順理成章地接過瞭這一普遍認為不能指望特朗普來完成的任務，並以一種顯著區別於特朗普團隊的方式加速推進戰略轉型。

2021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瞭《戰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利用其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技術和意識形態力量，成為美國一個戰略性的、緊逼性的、全球性的（a strategic, near-peer, global）競爭對手”，並責成拜登政府確保美國及其盟國“通過航行自由和商業自由流動等方式，不受限制地往來（印度-太平洋）地區，並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既不能支配該地區，也不能脅迫位於這一地區的鄰國。”

一年之後，拜登政府發佈瞭它自己的白宮《國傢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的威脅描述為“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重塑國際秩序，又擁有日益強大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競爭對手。北京雄心勃勃地在印太地區擴大勢力范圍，並成為世界的領導力量。”[1]而同月晚些時候發佈的2022年五角大樓《美國國防戰略》中則明確表示，“（該報告）指示國防部采取緊急行動，維持和加強美國的威懾力，並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本部門的主要挑戰。”

拜登團隊認為，由於特朗普肆意破壞美國與盟友的關系，毫無章法地發動貿易戰，危險地支持右翼極端主義勢力，頻頻導致國內政治的不穩定甚至觸發瞭“國內恐怖主義”，不僅削弱瞭美國對抗中國的能力，而且事實上進一步為中國擴大影響力創造瞭機會。因此，他的團隊必須在這幾個方面大大改變前任的做法，減少其中的自相矛盾和不確定性，更加有力地推進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的戰略。所以，無論拜登這三年多的任期與特朗普四年任期在其它方面的差別有多麼大，但在對抗中國並讓美國為可能的沖突做好準備這個大目標上，拜登實際上是在多個重要方面進一步鞏固瞭原計劃。

正是連續兩屆美國總統接力式的推動，美國終於完成瞭這個被《經濟學人》稱之為的“自尼克松訪華五十年來美國外交政策最具戲劇性的突破”。由於無論是在美國歷史上還是在中國歷史上這都是第一次，到目前為止，其中所包含的重大戰略含義尚未全部展現出來。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中方近年來反復強調中國的發展“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和不確定性”，而導致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美方這個戰略“突破”。

二、帝國計劃的形成和世界帝國的構建

帝國並非一個歷史名詞。理論上講，帝國指的是一個在規模上超越單一民族國傢的政治組織，這個組織由眾多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組成，內部具有一種“中心-邊緣”結構，其中的中心國傢或民族通過其支配性地位主導其他邊緣國傢或民族。因此，隻要帶有這種結構的政治組織出現，無論它是否宣稱自己是帝國，它實質上就是一個帝國。

中國學者強世功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人類文明史很大程度上是帝國擴張與爭霸史，現代西方主權國傢形態其實也是在帝國背景下誕生的，並將自身建構為殖民帝國或新型帝國主義。從更大的背景看，人類文明史乃是從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的歷史。因此，中美關系就不能被理解為兩個主權國傢之間的關系，而是中國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傢與美國所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之間的關系。[2]

這是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自冷戰結束以來，美西方國傢憑借其支配性地位維系瞭一個全球性的“中心-邊緣”結構體系，當中心國傢的支配力量嚴重不足，不得不日益依靠武力強行維護其全球統治地位時，無論決策層的本意如何，一個以美國為核心、以分佈在世界各地的盟國和夥伴為其外圍層的世界帝國體系就自動出現瞭。

拜登政府的帝國計劃就是這樣產生的。由於這個新的帝國是一個世界帝國，不是一個區域性帝國，不存在區域性帝國固有的地理邊界，因此構建帝國的第一步就是劃定整個帝國的無形邊界。這個行動，體現在拜登政府在推動其新版國傢安全戰略時與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不同之處——與盟國和夥伴國傢的協調與合作方面。

2022年美國《國傢安全戰略》中寫道：“我們在世界各地的聯盟和夥伴關系是我們最重要的戰略資產，也是促進國際和平與穩定不可或缺的因素。強大而統一的北約、我們在印太地區的聯盟以及我們在其他地區傳統的安全夥伴關系，不僅能阻止侵略，還提供瞭加強國際秩序的互利合作平臺。……美國是一個擁有全球利益的全球大國。由於我們對其他地區的積極參與，我們在每個地區都變得更加強大。如果一個地區陷入混亂或被敵對勢力統治，就會損害我們在其他地區的利益。”[3]

表面上看，這個表述並無特別之處，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關於美西方在全球范圍內劃定“我們”和“他們”之間邊界的清晰表達，美國的盟國和夥伴國傢都會明白無誤地接收到這一帶有很強“選邊站隊”含義的重要訊息，並據此調整各自的立場和行動。

之所以說這一表述是“選邊站隊”信號，是因為新版《國傢安全戰略》在將中國確立為主要威脅和頭號競爭對手的同時，也分別賦予瞭俄羅斯、朝鮮、伊朗等國和暴力極端組織（VEOs）以相應的威脅等級，並制定瞭不同的應對策略。

2022年美國《國傢安全戰略》將中國確立為主要威脅和頭號競爭對手

而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中，“強大而統一的北約”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對俄羅斯的大力排斥，“我們在印太地區的聯盟”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對中國的全面圍堵，而“我們在其他地區傳統的安全夥伴關系”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對朝鮮、伊朗等國以及各種“暴力極端組織”的強行壓制，所以它是一個套用瞭防禦性話語的進攻信號表達。真正要表達的含義是：

美西方帝國開始劃定無形邊界，1）在全球范圍內明確、精準地劃分出“我們”與“他們”；2）在熱點地區的沖突中毫不猶豫地“選邊站隊”，不惜訴諸武力維護“我們”的利益，打擊屬於“他們”的對手；3）在屬於“我們”的各國之間加強內部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來自“他們”的挑戰。

這個行動被中國政府形象地稱之為“築墻設壘”。美西方之所以在俄烏戰爭中堅定地支持烏克蘭對俄羅斯進行打擊，之所以在巴以沖突中堅定地支持以色列對哈馬斯進行打擊，之所以在西太平洋不斷加強軍事存在並對臺灣和菲律賓提供支持，為可能發生的臺海沖突和南海沖突做準備，無不是世界帝國訴諸武力確定其無形邊界的具體體現。

2023年全年，是拜登政府帝國計劃加快推進的一年。第一個標志性事件是2023年1月9日出臺的第三次北約-歐盟聯合聲明，該聲明釋放出的信息非常明確。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謝爾蓋·裡亞佈科夫在2023年5月接受采訪時針對這份聯合聲明指出：西方的“思想傢”和政治傢們正在按照“這個世界的秩序必須以確保西方10億人的安全和福祉的方式重建”的設想開展行動。他這一解讀的根據是該聯合聲明第9款，即：我們將進一步調動我們所掌握的政治、經濟或軍事手段，以實現我們的符合我們10億公民利益的共同目標。[4]

此後的幾個月裡，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甚至菲律賓等幾個自認為是“盟國和夥伴”的國傢在反華方面爭相表現、動作頻頻，即可解讀為它們都已對這一新的戰略心領神會，積極向帝國靠攏，不再采取模糊或搖擺的立場。

第二個標志性事件是2023年8月18日美日韓三方戴維營會談之後發佈的“戴維營精神”三方聯合聲明。該聲明基本上是1月北約-歐盟第三次聯合聲明在印太地區的復制，與後者關於“我們10億公民”的表述相對應的表述是：我們將加強美日、美韓同盟戰略協作，推動三邊安全合作邁上新臺階。當我們共同踏入這個新時代時，我們的共同價值觀將成為我們的指南，一個自由開放的、讓我們5億人民安全和繁榮的印太地區，將成為我們的集體目標。[5]

其中的信號也十分明確，就是用“共同價值觀”劃線，將“我們5億人民”從印太地區中分離出來，作為“帝國人民”維護其安全與繁榮，同時將其他幾十億人作為反對和打擊的對象。這是繼大西洋地區的劃界行動之後，在印太地區的又一個劃界行動。

在10月20日發佈的2023年美國-歐盟聯合聲明中，措辭更加直截瞭當，在第一條的第一段就使用瞭“代表將近8億公民”的表述：美國和歐盟及其成員國代表著近8億公民，我們通過價值觀團結在一起，並通過地球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關系聯系在一起，重申我們對跨大西洋夥伴關系的承諾，為我們所有的人民帶來好處。[6]

結合起來看，這就是一個以美國為中心，分別在歐盟、北約和日韓等不同方向上劃出的、包括瞭10億“帝國人民”的帝國邊界。新生的世界帝國具有以下三個突出特點：

1. 它不是區域性的，而是通過海洋航路的連接分佈在全球不同大陸；2. 它不是包容和開放的，而是通過人為設定的“共同的價值觀”構成的一個排他和封閉的圈子；3. 它不是以經濟、文化、民族或地緣為聯結紐帶的，而是以美國作為核心國傢通過其全球霸權獲得支撐。因此，人們一定不能再將其作為一個一般性的主權國傢聯盟看待，必須將其視為一個具有21世紀特征的、無形的世界帝國。

三、臺灣問題的新含義

根據這些聯合聲明，以及美西方國傢間以及與盟國間的一系列多邊和雙邊協定，可以大致上勾畫出這個正在形成中的美西方世界帝國的基本輪廓，即一個包括內外四層的同心圓結構。

第一層是核心層，就是美國這個當今西方文明的核心國傢，作為當今世界唯一擁有美軍、美元和美媒等多個霸權支柱的超級大國，它是美西方世界帝國無可挑戰的核心。

第二層是緊密層，由美國之外的4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傢”，即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組成，它們與美國之間通過“五眼聯盟”（The Five Eyes Alliance）、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系（AUKUS）等多邊組織保持緊密的聯盟關系。

第三層是半緊密層，由歐盟各國、日本、韓國、以色列等國傢組成，它們與美國之間分別通過北約、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正在形成的美日韓“三眼聯盟”、美國-以色列特殊關系等多邊和雙邊安排保持緊密的聯盟關系。

第四層是外圍層，由多個與美國簽有多邊或雙邊防務協定的非北約盟國組成，其中多邊協定包括東南亞條約組織、裡約集團等，雙邊協定所涉及的包括在大中東地區美國的多個非北約盟國，在中東歐的烏克蘭，在東亞的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和臺灣地區等。在2021年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邊安全對話”（QUAD）形成之後，印度也被部分地結合到瞭外圍層當中。

美西方世界帝國的同心圓結構

這一新興的美西方世界帝國正是拜登政府帝國計劃的產物，一旦完全成型，它就是一個凌駕一切的帝國霸權。如果說傳統的霸權是基於支配關系的，那麼這一帝國霸權則是基於敵我劃分的，其主導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都將大為不同。

臺灣問題的性質變化和新含義的出現，就是這個新的全球戰略形勢的產物。

自臺海兩岸出現分治局面以來，臺灣就成瞭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一顆棋子，但是這顆棋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大不相同的作用。在冷戰時期，臺灣被美國當作遏制共產主義蔓延的前沿陣地，是美國要花大力氣保衛的“不沉的航空母艦”；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後，臺灣被美國當作制約中國、敲打中國的一張王牌，通過時松時緊的對臺政策推動中國一步步走入美國為中國安排的軌道。但是，在美國將中國確定為頭號威脅和主要對手之後，臺灣的作用則大不一樣瞭。由於美國最新的對華戰略是試圖通過建構多層結構的世界帝國來集中力量打敗中國，那麼，臺灣就必須在打敗中國這個新的目標中扮演角色、發揮作用。

從美國方面看，單純的保衛臺灣或者打臺灣牌都不再是其新的對華戰略的一部分瞭，這顆棋子必須要起到類似於中東方向上的以色列或者東歐方向上的烏克蘭這種更大的地緣戰略作用。非如此，不能與美國新的對華戰略和全球戰略相適應。

由於美臺之間《臺灣關系法》的存在，無論臺灣自身願意不願意，它已經自動成為瞭正在構建中的美西方世界帝國的一個外圍成員，在帝國多層結構的最外層占據瞭一個位置。這個位置與臺灣自身的安全保障無關，與臺灣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也無關，其真實的地位隻有一個——與中國正面沖突的最前線。

在當今世界，與臺灣這個地位最為相近的，正是深陷戰爭泥潭當中的烏克蘭——第一，同樣是非北約盟友；第二，同樣是位於帝國多層結構的最外層；第三，同樣是與主要對手國傢正面沖突的最前線。更為兇險的是，第四，同樣被美國的國內軍援法案以協防的名義緊緊綁在瞭美西方的戰車上；第五，同樣被美國輸出的所謂價值觀徹底清零瞭獨立思考能力以至於心甘情願地奔赴自我毀滅之路。

事實上，美西方利用烏克蘭對俄羅斯進行戰略性打擊的這一套，也正在臺灣全套上演——第一步是收緊戰略包圍圈，像北約東擴那樣一點點擠壓中國的安全邊界；第二步是漸進式地極限施壓，像烏克蘭顏色革命那樣在臺灣制造分裂和動亂；第三步是一直等到中國忍無可忍不得不做出強力反擊後立即抓住口實，給中國戴上侵略者和破壞和平穩定的大帽子並借此展開對中國的戰略打擊。

美西方世界帝國天然帶有侵略的本質，在它眼中，除它之外的所有“低等”國傢和地區都是不應該有主權邊界的，都是可以自由進出的；但它卻又宣稱自己代表和平、穩定和秩序並據此獲得合法性。正是由於這個內在悖論，迫使它在發起侵略行動之前必須要披上反侵略和維護和平的外衣。因此，上述的三部曲幾乎就是美西方帝國發動戰爭的固定程序，俄烏戰爭的爆發是這個程序，巴以沖突的爆發也是這個程序，其中都包含瞭漸進式的極限施壓和對手的忍無可忍這個重要環節。當前的臺灣局勢顯示出，同樣的程序也正在執行當中。

這是中國在臺灣方向上面臨的一個嚴峻局勢。雖然中國通過大力增強綜合實力正在逐步贏得控制局面的主動權，但利用臺灣這顆棋子漸進推動與中國發生正面沖突這一固定程序的操作權仍在美西方世界帝國手中。因為這個帝國仍然擁有多種手段在臺灣制造事端對中國大陸進行極限施壓，直至中國忍無可忍。

之所以美西方主動制造事端的手段很多，從來不缺，答案在美國關於戰略轉型的文件中即可找到。在2022年2月的新版《美國印度-太平洋戰略》中，關於中國對印太地區的威脅是這樣描述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脅迫和侵略行為遍及全球，但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最為嚴重。從對澳大利亞的經濟脅迫，到與印度在實際控制線上的沖突，到對臺灣施加的日益增長的壓力以及對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周邊鄰國的欺凌。我們在該地區的盟友和夥伴承擔瞭中國有害行為的很大成本。[7]

從中可以看到，一旦美西方開始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方式對付其戰略對手時，對手國傢哪怕隻是對自身利益進行瞭最起碼的捍衛，也會被認定為構成瞭嚴重威脅甚至被指控為主動侵略。在這種情況下，美西方啟動開戰程序，甚至根本不用等到中國忍無可忍被迫反擊。

臺灣問題的新含義，就是在當前這樣一個戰略背景下自然而然產生的。回顧歷史，在最近50年裡，美國的確有不少時期將中國當作“戰略夥伴”看待，而夥伴關系中也一直摻雜有很多復雜的考慮。小佈什總統第二個任期內將中美關系用四個C——Candid,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和Complicated——來描述，就反映瞭這種復雜性。

但是，伴隨著美國安全戰略的大轉型和世界帝國的出現，中國這個“戰略夥伴”最終變成瞭“戰略競爭者”，原本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也最終位於激烈競爭關系的簡單化和極端化瞭。在這種情況下，關於“一個中國原則”和“不支持臺灣獨立”的表述，也將失去其中“坦率”、“建設”、“合作”和“復雜”等含義，隻剩下在與中國發生正面沖突並對中國進行戰略打擊這個總目標中的單純含義瞭。

所以，結論很清楚：在美國方面，其實已經不存在“保衛臺灣”這個任務瞭，也不存在“打臺灣牌”這個遊戲瞭。美西方要打擊中國，打擊的對象就是包括臺灣在內的完整的“一個中國”，而不是存在“臺灣獨立”這個麻煩的“一個中國”，非如此，不能與世界帝國的戰略相適應。

為什麼臺灣的島內政治和選舉結果越來越不重要瞭？為什麼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承諾和保證越來越沒有價值瞭？為什麼臺灣問題越來越成為中國的國內事務瞭？不過都是因為臺灣問題的含義已經完全變瞭。

歸根結底，“一個中國原則”靠外人的承諾和保證是無法落實的，還是要由中國人自己通過實際行動來實行。兩岸的中國人，都應該清醒地看到這一點。

【註釋】

[1] The PRC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creasingly,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to do it. Beijing has ambitions to create an enhanced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to become the world’s leading power.

[2] 強世功《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 ——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https://www.guancha.cn/QiangShiGong/2023_11_08_714888.shtml

[3] …our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round the world are our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asset and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contributing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A strong and unified NATO, our alliances in the Indo-Pacific, and our traditional security partnerships elsewhere do not only deter aggression; they provide a platform for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that strengthens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United States is a global power with global interests. We are stronger in each region because of our affirmative engagement in the others. If one region descends into chaos or is dominated by a hostile power, it will detrimentally impact our interests in the others.

[4] We will further mobilize the combined set of instruments at our disposal, be they political, economic or military, to pursue our common objectives to the benefit of our one billion citizens.

[5] And we will enhanc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U.S.-Japan and U.S.-ROK alliances and bring our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 new heights. As we embark together in this new era, our shared values will be our guide and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n which our half-billion people are safe and prosperous, will be our collective purpose.

[6]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representing nearly 800 million citizens, united by our values and bound together by the most dynamic economic relationship on earth,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a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that delivers for all our people.

[7] The PRC’s coercion and aggression spans the globe, but it is most acute in the Indo-Pacific. From the economic coercion of Australia to the conflict along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with India to the growing pressure on Taiwan and bullying of neighbor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bear much of the cost of the PRC’s harmful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