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中美元首會晤之前,拜登在被問及如何定義會晤是否成功時,曾概括瞭幾點:一是雙方回到正常的框架進行交流,二是在危機時刻能夠拿起電話互相通話並做出決定,三是確保雙方軍隊始終保持接觸。
這充分凸顯瞭軍事在雙邊關系中的特殊地位。軍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戰略互信基礎,也堪稱是難度最大的部分。就拿“中美關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的臺灣問題來說,最復雜脆弱的風險也在於軍事。習近平主席在會晤中要求美方“停止武裝臺灣”,正是著眼於軍事角度。
從“習拜會”的成果看,軍事領域達成一系列安排,包括恢復兩軍高層溝通、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開展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這涵蓋瞭兩國軍隊管理、指揮的主要層面,體現瞭中美雙方對切實管控分歧、應對危機、防范風險的共識,且極具針對性。東海、臺海、南海等“海上軍事安全”是風險點最為富集的地帶;而戰區處於指揮最前線,構建戰區通話機制,有助於縮短處置鏈條,提高反應效率。
前些年,中方曾形成瞭一系列有關軍事行為的制度安排。譬如中美國防部防務磋商(DCT)、亞太安全對話、聯合參謀部對話、國防部工作會晤(DPCT)、海上軍事安全磋商、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等。
但這些軍事合作機制,不具備硬性強制力,其實際運作依賴於雙邊總體關系大環境。如果雙方政治氛圍良好,就能夠有效發揮緩釋矛盾、潤滑摩擦、規避風險的作用。而一旦雙方關系惡化,則往往首當其沖陷入停滯。中美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2017年11月舉行首次會議後,第二次會議便因美方悍然制裁中國軍隊部門及將領而推遲延宕。中方上次派出軍委副主席層面高級將領訪美,則要追溯到2015年。
中美關系要呵護好來之不易的回穩勢頭,最緊迫的就是軍事領域避免“擦槍走火”,預防“黑天鵝”事件幹擾。此次中美元首會晤,為雙邊軍事對話提供瞭頂層引領和基本遵循,也是逐漸累積互信的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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