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大一線城市人口負增長的消息,引發熱議。其中,深圳是建市以來首度出現負增長。根據最新公佈的統計公報,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為1766.18萬人,較2021年末的1768.16萬人,減少瞭1.98萬人。

  此前,北京、上海已公佈瞭各自的人口數據,兩地常住人口數量較上一年同期分別減少瞭4.3萬和13.54萬。5月12日,《2022年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發佈,2022年末廣州常住人口1873.41萬人,比2021年末的1881.06萬人,少瞭7.65萬人。

  隨著北上廣深常住人口齊齊步入負增長時代,標志著一線城市的人口增長已經來到瞭一個臨界點,人口發展模式也必然面臨改變,新一輪的城際人口洗牌開始瞭。

  一線城市獨領風騷20年

  一線城市的概念,據說最早是由房地產商提出的。1998年,中國實施住房制度改革,開啟瞭住宅商品化的大幕。與之伴隨的,是以每年一個點的速度迅猛推進的城市化浪潮。而作為站在城市鏈頂端的一線城市,自然成為人口湧入的首選目的地。

  不過,仔細觀察這20多年北上廣深的人口增長曲線,還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兩個階段:其中2000-2010這十年,是屬於京滬的黃金時代。隨著2001年北京申奧、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作為兩項國際賽事舉辦地的京滬,掀起瞭大規模的城建高潮。城區面積、城市范圍急劇擴張,吸引來大量外來人口的湧入。

  2000年時,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數量分別為1363.6萬和1608.6萬,到2010年時已經飆升至1961.9萬和2302.7萬。十年間增長瞭六七百萬人,相當於每年增長一個中型城市的人口。

  但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特別是2014年以後,為瞭應對日益嚴峻的大城市病,京滬先後出臺政策,疏解城市功能、嚴控城市人口,人口增長由此開始放緩。比如上海,常住人口在2013年超過2400萬人以後,幾乎就不再怎麼增長瞭。而北京更是從2017年開始,常住人口出現持續的負增長,過去6年累計減少瞭11.1萬人。

  與此同時,同為一線城市的廣州和深圳卻繼續敞開大門,歡迎四方來人,於是順利地從京滬手中接棒,開始領跑人口增長。2000-2010年時,廣深的人口增量才兩三百萬,不到京滬的一半,但到瞭2010-2020年,卻猛然提升至六七百萬,跟京滬上一個階段的增量相當。

  但這種迅猛增長的勢頭,從前年開始戛然而止。2021年,廣州的人口增量從上一年的43萬銳減至7萬,而深圳更是從2020年的53萬暴跌至不足5萬,去年直接錄得負值。

  這種情況的出現,有生育率下滑的因素,也跟深圳調整落戶政策,提高落戶門檻有關。此外,還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響,如疫情導致企業用工需求下降,大批外來務工人員離深返鄉。畢竟,在老傢的租房成本、飲食開銷都要更低,疫情的影響也更小。

  類似場景在2019年的武漢也曾上演,但次年武漢人口就強勁反彈。所以不少人堅信,深圳的人口下降是暫時的、階段性的,今年一定會由負轉正。而今年年初,深圳地鐵客流再創新高就是一個明證。但不可否認,包括廣深在內的一線城市,已經不再是流動人口的首選目的地這點,也是事實。

  人口的“強省會時代”到來

  2017年,武漢一聲炮響,點燃瞭延續至今的“搶人大戰”的導火索。此後各線城市紛紛加入“戰局”,就連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地調低瞭落戶門檻。但總的來看,“搶人大戰”的最大贏傢,還得數各地的強省會。

  比如2017年“搶人大戰”元年,西安常住人口就暴增瞭104萬人;2021年,從疫情中逐漸走出來的武漢,全市人口則大漲瞭120萬人;至於杭州,從2019年常住人口凈增55.4萬人超過廣深起,人口增量已連續多年跑在全國前列;而成都的常住人口總量更是已經逼近北京,很多人預測,五到十年內“人口第四城”或將易主。

  和當初廣深接棒京滬是因為後者嚴格人口調控,而前者敞開大門不同,強省會接棒一線,主要還是源於人們對房價等生活成本的考慮。比如2022年人口增長第一名的城市,就是被稱為“炒房客墓地”的長沙。

  誠然,像長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就工作機會、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來說,跟一線城市還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人們選擇城市,並不隻關心奮鬥所得,也要考慮付出的成本,往往是兩者權衡的結果。

  目前,一線城市的房價明顯高於二線省會。其中最“便宜”的廣州,4月份均價也要45000元每平米,而北上深則都超過瞭6萬每平米。以至於就連華為這樣的頂級大廠,總部都從深圳遷去瞭東莞。

  但另一方面,一線城市的平均薪酬卻並沒有比二線省會高太多。根據智聯招聘公佈的一季度最新數據,一線城市中收入最高的上海(13433元),平均薪資隻比位於華中的武漢(9998元)、西部的成都(9694元)高出不到40%。然後再對比平均房價,很多人結合自身的情況,就會做出回歸二線省會的選擇。

  再加上最近這些年,隨著產業的轉移,鄂川皖湘桂等傳統民工輸出大省,人口回流趨勢明顯。而這部分回流人口,主要都去瞭當地的省會,從而帶動瞭像長沙合肥武漢成都等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

  可以說,屬於強省會的“人口時代”,已經悄然到來瞭。

  城市發展動力從人口數量轉向人口質量

  雖然人口湧入的具體城市有所變化,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整體趨勢,並沒有改變。

  當然,隨著我國總人口步入負增長時代,大城市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緩。即便是長沙杭州等人口增長靠前的城市,去年的增量也才十七八萬,遠低於北上廣深高峰期的年均六七十萬。

  事實上,增長乏力的不隻是頭部城市,就連中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也開始面臨類似的問題。比如全國人口第一大省廣東,曾是無數外出打工人的首選目的地,一句“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道出瞭其巨大的人口吸引力。2010-2020年,廣東常住人口增長瞭2170.93萬,是第二名浙江的一倍還多。

  但到瞭去年,珠三角九市中,除瞭珠海,其餘8城人口均出現負增長。其中被譽為“世界工廠”的東莞,人口更是減少瞭近10萬人。受此影響,廣東全省的常住人口也出現多年來的首次下降。

  長三角的情況雖然比珠三角好一些,但整體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緩。除瞭杭州和合肥,其他城市去年的人口增量均低於10萬,扣除本地自然增長部分,新增外來人口也已所剩無幾。

  而與此同時,長三角、珠三角外地人口本地化的趨勢卻正在加強。以深圳為例,雖然常住人口在減少,但戶籍人口卻從2021年的556.39萬增長到去年的583.47萬,足足多瞭27萬。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的比例明顯提升。

  這一方面說明,外地人口落戶大城市的願景依舊強烈;另一方面也提醒城市的管理者,推進常住人口平權化、市民化的重要性。

  因為隨著人口總量的下降,“搶人大戰”的高潮正在過去,而推動城市發展的動力也已從人口數量轉向人口質量,這也是為啥最近召開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人口紅利終將過去,接下來要拼的是人才紅利、人文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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