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我們很可能在經歷氣候史上“最”離譜的一個夏天：
也許你清晨從貴州鎮遠的民宿標間裡醒來，發現窗外河水已經漫到三樓，連沙發也漂浮起來；也許在你山東東明6樓的傢中，忽然天色驟暗來瞭一陣龍卷風，把廚房冰箱卷去100多米外的草地上；又也許你去瞭川西跟團遊，結果半道遭遇泥石流、山體滑坡或山洪封路，一不留神暑期旅行變成極限逃生……
官方一場接一場的新聞發佈會勾勒著災難的形廓。2024年6月19日以來，國傢多次向災區預撥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並調動折疊床、夏涼被、傢庭應急包等中央救災物資支援前線。7月4日，中國氣象局在答記者問時表示，由於全球持續變暖加劇瞭氣候系統的不確定性，中國的極端高溫和極端強降水事件正在趨多趨強。7月14日，水利部召開新聞通氣會：今年入汛以來，全國多流域連續發生20次編號洪水；預計“七下八上”（即7月16日至8月15日）期間，七大江河流域均有可能發生洪水。
“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大傢開始感到無力和疲憊，這會讓人們把頭轉向一邊。”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周楚涵說。
“今年上半年確實重瞭一些，是我們做氣象災害這十年裡最重的一年。”卓明信援負責人郝南說。
“今年整個基金會的募款項目都不好，有些都搞笑瞭，（隻有）三位數。”全國曙光救援同盟指揮長王剛說。
在這個大江大河洪水並發、超警以上洪水較常年同期多出1倍的夏天，鳳凰網與6位來自民間救援隊、基金會和環保NGO的人士對話，試圖探索極端天氣導致災難頻發的時刻，面對救援人手、物資、公眾註意力等諸多缺口，我們的社會應急救援還能做些什麼？
一向快人快語的王剛，此刻就像“像素遊戲”裡的小人回到現實世界，吐詞磕磕絆絆，語速極慢。
王剛是全國曙光救援同盟指揮長、廈門市曙光救援隊隊長。接通鳳凰網電話時，他剛結束在湖南華容洞庭湖決堤的全部救援工作。在前線連軸轉瞭二十多天後，王剛已經頭腦發昏，記不清行動路線。他上下翻查朋友圈，回溯時間和地點。對講機中隊友同樣渾濁的聲音，不時打斷他的思路。
在洪水泛濫的2024年夏天，曙光救援的神經一直處在高度緊繃狀態。6月17日起，救援隊一連參與瞭7場水災救援：福建龍巖，廣東梅州，江西景德鎮、樂平、永修，湖南平江、華容。最多時有113名曙光隊員頂在前線。
◎ 2024年6月26日，曙光救援在江西浯口鎮救災
最難的一天是7月2號，王剛用“全線告急”這樣的詞語形容彼時——江西九江因“防汛人手嚴重短缺”，不得不發出“傢書”，號召當地人回鄉抗洪；洪水倒灌進入湖南平江，淹沒瞭近一半縣城；湖南汨羅更是出現瞭約30米的潰堤（那時距洞庭湖潰堤還有3天），當地人不得已將裝滿石頭的卡車駛入河中阻流……
那天凌晨2點50分，正在高速公路廬山服務區休息的隊伍收到求援消息，緊急會議後，他們決定兵分兩路：2車4艇繼續前往江西永修縣；主力團隊30人10車12艇攜帶水陸兩棲車連夜趕往湖南平江和汨羅地區；此外還調動瞭山東的志願者。
如果熟悉好萊塢的災難電影，你會知道難題總是接踵而至。現實也是如此。對於王剛來說，更麻煩的是“七下八上”防汛關鍵期和臺風季還沒到來，錢卻快花完瞭——截至7月17日，曙光救援的行動資金支出超過40萬，而這個民間救援團體全年的備災資金也就50萬。
到處都是錢窟窿——補充救援裝備，隊員訓練經費，日常開支，救災行動。為瞭省錢，一個月前，隊伍從廈門出發時自備瞭50箱面包、21箱自熱米飯和50張行軍床；每抵達一個地方，他們隻開三四間酒店房間供四五十名隊員輪流洗澡；休息時，女隊員住酒店，男隊員搭帳篷住行軍床。去年一年，廈門曙光積攢的礦泉水瓶和紙箱賣瞭3321塊錢。
◎ 救援人員在湖南華容縣洞庭湖決堤救災現場
7月13號零點18分，王剛和隊友終於回到廈門。與此同時，重慶暴雨引發的洪澇災害已致6人死亡。四川中北部也發出“特大暴雨”預警，部分區縣救災指揮部開始引導居民轉移避險。一天後，河南省南陽社旗縣出現瞭“超級暴雨”，三天降下瞭當地一年的平均降水量——上個月這裡還處於極度幹旱中——重旱瞬間急轉成瞭重澇，一夜之間，當地人努力澆瞭三輪水才搶救過來的玉米苗，被徹底淹死瞭。
16日，王剛一邊休整，一邊在朋友圈開始接力河南暴雨洪災的求助登記表。
“今年的氣象災害比較頻繁，發生時間也比較早，已經有好幾個國傢三級和四級救災應急響應瞭。”愛德基金會社區發展與災害管理團隊主任譚花說。
在她的觀察裡，極端天氣已經不再是國際舞臺上的倡導或者媒體傳播上的文字——他們去鄉村做項目，聽到農民講耕種習慣的改變：過去割完玉米後才是雨季，如今收玉米的時候雨就下起來瞭；以前果樹種在山腳下，現在要種到山上去，底下太熱瞭。
在救援和公益圈裡，人們還感到另一種變化也在悄然發生——持續甚至不斷加碼的災害之下，人和人之間的連接正變得疲憊而松散。更確切地說，災情獲得的關註、人力和資金支持，越來越不夠瞭。
◎ 2024年7月2日，江西永修縣，車主在拋錨的汽車中求助
可每當談起這個話題，對話氛圍立刻變得謹慎。
一則被小心翼翼提起的輿論事件是，7月5日，企業霸王茶姬向湖南華容縣捐贈500萬元，卻引來反對質疑聲。有人問，這些善款真的能幫到災民嗎？還有網友評論，災難頻發後，人們對苦難麻木瞭，“現在社會缺少聯結感及共通感，大傢都處於一種原子化狀態之下……對遙遠的他人有著很深的隔膜”。
“2021年河南水災時，老百姓對救援隊伍很尊敬，是吧？”青島紅十字同塵救援中心的負責人李延照說，他是國內最早做急流、舟艇、繩索、冰面等綜合救援技術培訓的人士之一，“以前我們說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好，（如今的氛圍是）這又不關我事，我憑什麼支援？”
2018年壽光水災時，800*800平米的倉庫幾乎裝滿瞭各地馳援的物資。而今年，據卓明信援負責人郝南觀察，“各個基金會的捐贈都挺慘淡的”（譚花形容，是“斷崖式的下降”）。不僅如此，“一些社會關註度高的災害事件，也沒有像以前那樣帶來大量的捐贈”。
北京緣夢公益基金會應急救援項目部負責人王涵介紹，今年基金會收到的公眾捐款占比80%-90%，其餘是企業捐款——稱得上“寥寥無幾”，而在過去兩年，企業捐款平均占比總籌集善款的20%左右。“我們往年合作的一些企業今年甚至都婉拒瞭。”截至7月15日，北京緣夢公益基金會的南方水災項目籌款45萬，而去年京津冀水災項目時，它籌得瞭700多萬。
譚花也表示，河南“7·20”水災和京津冀水災的募集款項達到“幾千萬”，今年的南方水災目前隻募到“幾百萬”。
往年，礦泉水和方便面是不緊缺物資——災害發生一兩天後，應急方便食物的需求就下降瞭，基金會采購時務必謹慎，不然就會過剩。今年卻有不同：“好幾個地方提出來的需求是應急方便食品，有的要面包，有的要方便面。”譚花在愛德基金會工作瞭20年，這讓她感到意外。
◎ 方便面是救災時重要的應急戰略物資
應急方便食品如此，更不用提災後所需的水槍（用於沖掃淤泥）、發電機、雨鞋、鐵鍬、手推車、電動三輪車、消毒藥具、水泥等等瞭——即便是社會援助充分的年份，這些災區百姓真正所需的物品也很少被外界關註到。
變化勢必影響救災救援工作。北京緣夢公益基金會在全國共支持100多支民間救援隊，並和30多傢社會組織長期合作。“如果沒有資金，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參與很多救援行動，大規模災害的救災有運營成本。如果沒有快速的籌款能力，資金怎麼能到一線也是一個問題。”王涵說，他剛從湖南救災前線回到北京。他們今年響應瞭廣東韶關和梅州、廣西桂林、湖南華容和汨羅、河南南陽、重慶的救災與救援。
譚花所在的愛德基金會的情況是，“哪裡發生災害還是會響應，但是響應規模明顯比較小。用有限的資源，能做多少是多少”。
據郝南觀察統計，近幾年達到需要公眾募捐程度的水災大約是每年20次，而真正引起全國范圍內踴躍援助的水災隻有2021年“7·20”河南暴雨和去年的京津冀水災。甚至，有的災情信息都沒能走出當地——今年6月，黑龍江倭肯河、廣西崇左和百色都發生瞭嚴重水災，都沒能在輿論場留下什麼痕跡。
現實之一是，公眾關註度和災情嚴重性並不總是成正比。在湖南水災中，華容縣因為洞庭湖決堤多次登上熱搜，得到瞭更多的關註。然而，實際上平江縣的災情遠超華容縣——郝南估算，平江、汨羅救災需求折算成貨幣價值的話，大概是華容的十幾倍。
◎ 2024年7月2日，湖南平江縣，救援隊運送被困民眾
目前國內缺少對水災嚴重情況的定級，類似地震震級——“這能讓公眾更容易理解災情到底有多嚴重。”郝南說。
現實之二是，社會捐助卻和公眾關註度成正比。這意味著，災情嚴重的地方，可能因為沒有被“看見”，從而得不到足夠的支持。
今年6月中旬，廣東梅州和福建龍巖水災時，當地通訊中斷，消息傳不出來，“一開始沒有受到特別多的關註”。“過瞭大約兩天，我們才發現還有很多村莊在失聯中。”譚花說。郝南提到，廣東梅州、福建龍巖受災之深之廣，其所需的救災賑濟資源是平江的好多倍——平遠、蕉嶺、武平、上杭，這四個重災縣的受災程度都比平江要嚴重。
災情聚焦，這看起來是一個大眾傳播的話題——比起事後才能被量化的災害，它更取決於在受災第一現場，是否有可以幾何倍擴散的新聞點出現。“鄭州地鐵的情況出來之後，牽動瞭很多人的心。當時還有一個在線求助文檔，每個求助信息都很緊急，大傢就意識到原來水災特別嚴重。”譚花說。
◎ 2021年7月27日，鄭州沙口路地鐵口紀念遇難者的鮮花
但這遠不止一個傳播問題。受訪者們試圖梳理“災情失焦”背後的原因：經濟環境、企業效益、災害麻木、信任危機……又都默契地點到為止。
郝南強調道，捐贈遇冷不是今年的偶發現象——2015、16年之後，公眾對災害捐贈的意願就下降瞭。他在2008年汶川地震時成為一名志願者，後來辭去牙醫工作，全身心投入在人道主義援助中。
郝南的語速不快，善於掌握談話的主導權。在這個極端災害日漸頻發、而大眾捐助愈加疲軟的夏天，他以不由分說的氣勢反問道：“公益組織要先做到，有沒有說清楚捐贈的必要性？公眾有那麼多的質疑，有沒有人回應、解釋一下？”
早年間，譚花和同事向企業、資助人尋求資金支持民間救援隊，總是吃到閉門羹——人們更希望善款直接用在災區百姓的身上。當時地方政府的救災能力不斷提升，也更傾向於獨立完成救援工作。
直到2021年河南暴雨，由於地區缺乏應急響應機制，有的地方甚至連備災的救援艇都不夠用。譚花說，民間救援隊在當時發揮瞭積極作用，也讓社會對它們的關註和態度發生瞭轉變。
今年的情況更不一樣瞭。“災害發生那麼多，大傢都有點顧不過來瞭，希望能夠有社會力量幫助他們。”譚花說。7月2日，江西九江江州鎮人民政府在官微上號召“全鎮父老鄉親和在外奮鬥的鄉親們”，“立即集結、迅速行動”，投入抗洪搶險中。
某種意義上，極端天氣的高發，推動瞭民間救援的發展。“（民間）水域救援是從2016、17年開始蓬勃發展的，原因是水災越來越多。”郝南說，河南水災後，民間救援隊的數量翻番，從2000支到如今的4000多支；近五年新成立的隊伍幾乎清一色是水域救援，鮮有地震、山地領域的隊伍。
“民間救援隊的優勢是靈活機動，信息來源也更迅速。”青島紅十字同塵救援中心的負責人李延照說。河南水災時，他的隊伍到瞭新鄉牧野區寺莊頂村附近，遇到一位老人從一間廠房裡遊出來。一番詢問，才得知老人是附近的村民。距離此地三公裡外的村子已經被洪水圍困瞭好幾天，信號中斷，外部無人知曉。救援隊趕到後，看到房頂上站滿瞭村民，他們拿棍子敲擊鋁盆，喊著救人。隊員們花瞭兩天時間才將村裡數千人順利轉移。
◎ 2021年7月24日，河南新鄉牧野區，被淹沒的房屋
但是，極端天氣帶來更加頻發的多種災難，我們成長中的民間救援隊真的足以應對嗎？
郝南對此有很多思考：
在他看來，培養一個專業合格的救援人員需要3-5年。“我估計現在幹救援的大多數人都不具備做救援的基本素質，”他毫不含蓄地說，“我們在現場看到不少隊伍和個人確實很積極，但是他完全不具備救援的能力，他就不應該出現在現場。”
“這麼多隊伍幹著生死攸關的事情，卻沒有操作的標準，沒有技能的標準，也沒有現場指揮協調的標準。”他繼續說，這會危及救援人員和被救人員的生命安全。
一些隊伍練瞭很久的技能，但並不知道這些技能在災害現場什麼時候能用得上。“大傢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幹活。”郝南說。氣象災害救援的時機非常重要，“怎麼在水漲之前趕到現場”——“你不能等到水退瞭才去救人，這不成作秀瞭嗎？”
圈子裡還存在著另一種冒進的英雄主義。“不管能力有多大，行不行，他想去一線就會去，這叫有組織無紀律，那不就亂成一片瞭嗎？”李延照說。近些年，無論是訓練還是救援現場，都發生過民間救援隊員遇難事故。
與鳳凰網通話那天，山東東明出現瞭強對流龍卷風，風力掀翻瞭板房的房頂，造成5死83傷。如果是十年前，李延照聽說有險情，一定立刻帶隊出發。如今的他知道，等他做好準備帶隊從青島奔赴500公裡抵達東明，已經錯過瞭最佳救援時間。
“誰距離近誰優先，誰能力大誰優先。”李延照說，如果沒有相應能力，就要給專業的救援隊讓路，“不然社會應急力量會被詬病”。
這不完全是技術和態度問題，也跟資金有關。“兜裡沒錢，他怎麼提升裝備能力和救援能力？越沒錢，越想幹點活引起別人的註意。幹活越多，危險越多，傷亡越大。”李延照總結。
民間救援隊的資金主要來自於政府、基金會、企業和公眾，不同隊伍的情況大有不同。李延照隊伍的資金來源包括10%的政府支持、3-5%的社會捐贈，剩下的缺口靠他每年在全國做六七百場救援培訓等補齊。一年幾百場培訓做下來大概有200來萬。
◎ 李延照在救援培訓中
此外，政府也會購買社會應急力量的服務。服務期通常為一年，民間救援隊負責相應區域的安全隱患排查、處置突發事件、普及防災減災知識等任務。盡管國務院在2013年發佈過《關於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但政策落地情況地域差異。李延照觀察，北京、深圳的政策落地最好，“有的地方是抵觸的”。
在任何領域，如果沒有有效的機制做保障，資源註定會分配不均。就像救災時，越靠近路邊的災民得到的物資越多，越是被困的“孤島”越得不到幫助——民間救援隊同樣旱澇不均。“沒資源的，仰著腦袋隻能看天。”
盡管問題重重、困難重重，李延照還是由衷佩服做救援的兄弟姐妹——“他們從事這個事的時候，你別看他累成什麼樣，但他是享受的。”
過去幾年裡，周楚涵所在的國際環保機構綠色和平一直努力讓公眾理解，極端天氣出現的背後，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大背景：氣候變化。
“我們會有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包括高溫和強降水。”周楚涵說，這意味著過去沒有處理過極端天氣事件的地區和人群需要應對災害；即便有過應災經驗，很可能應付不瞭新的災害強度瞭。
現實卻是，大多數民眾，就連一些救援人員也不清楚他們的工作和氣候危機之間有什麼關系。“我當時覺得吃驚，”周楚涵說，“又可以理解，他們覺得救援是一項技能，背後的根本原因對他們來說不那麼重要。但是當你對（氣候變化）趨勢有所瞭解，會做出預判指導救援工作。”
綠色和平也在努力倡導預防災害的重要性。“把資金投入到（災害）事件發生之前，投入到在對氣候變化的適應上，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響應能力的培養。而不是事後再去救濟、修復，卷入到惡性的循環中，那會需要越來越多的資金。”周楚涵說。
這在業內已是共識。湖南洞庭湖救援搶險時，郝南在線上跟瞭全程。他認為當地的應急工作做得非常及時，政府安排的大巴車在傍晚6點30就開到即將發生潰壩的村子，村民也有應災經驗，配合有序。準備到位的快速反應，“減少瞭救援的工作量，也減少瞭人員傷亡”。
◎ 2024年7月7日，湖南嶽陽，卡車正排隊堵住決口
“預防（災害）具體要做什麼？是要真正的減少傷亡，”郝南說，“這不是靠救援隊，是靠一整套預警監測逃生演練體系。”
然而，基金會籌到的用於防災的資金更是少之又少——人們更願意將善款實實在在地送到災民手裡。
“我們都知道防災、減災比單純救災更重要，但是基本上沒有太多錢能用到這上面，”譚花說，“大傢更關心救災工作有沒有做到位，東西有沒有發到老百姓的手上。”
災害總是和無情、肆虐相關，但救援現場最不缺的是人們的互相守望。梅州龍巖水災時，政府部門投入幾架直升機運輸物資、轉運人員，可一些“孤島”村落並不具備起降條件。一開始，是周邊村的村民每天徒步4小時給孤島裡的老人們送吃的。志願者們聽說後，每人每天背著三四十斤的水和食物走山路送去物資，像螞蟻搬傢一樣人力運輸。
“這就是社會力量，”郝南說，“當災後的需求和剛性的投入之間存在缺口時，這部分社會的韌性補上瞭。”
在許多救援人的心裡，繞不開的時間點——或許也是情結——是2008年汶川地震。李延照說，那是中國社會應急力量的志願者元年。那一年，包括他在內的幾名無線電愛好者成立瞭民間救援組織“青島一七五軍團”，其中部分人前往震區支援。
◎ 汶川地震發生的2008年，成為中國志願者元年
那年也是譚花加入愛德基金會的第四年，她在當年7月去四川參與災後重建工作。當地一位村支書告訴他們，地震後，路斷瞭，他們村由於位置偏遠也成瞭孤島。一開始，村民們相互接濟，勉強度日。隨著食物逐漸消耗，整個村子快堅持不下去瞭。
村支書終於撥通瞭鄉鎮書記的電話。對方回他，先撐著。但撐到什麼時候？沒人知道。在絕望日漸加重的煎熬中，村支書在廢墟裡找到一隻收音機。他打開調試瞭一會兒，呲啦的聲波裡傳來總理的聲音：“大傢堅持下去，黨和政府不會放棄你們。”
幾個月後，在建起的臨時板房裡，村支書對譚花他們講起那個時刻，嚎啕大哭。
“他知道他們村子沒有被放棄，”譚花回憶著，強調道，“社會公眾的信心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作者 王之言 ｜ 編輯 周褶褶
排版 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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