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胡青山
1932 年的一天，美國公共衛生局（PHS）性病部門的研究人員找到瞭 26 歲的黑人農民查爾斯 · 波拉德，邀請他第二天去附近的一所學校接受免費的身體檢查。
此時的查爾斯還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場長達 40 年的騙局。
「我去做瞭檢查，他們說我有敗血癥。」檢查後，查爾斯參與瞭一項治療「敗血癥」的實驗。直到 1972 年，66 歲的查爾斯才得知，自己的病並非所謂的「敗血癥」，而是梅毒。
查爾斯是「塔斯基吉實驗」中僅存的 74 名幸存者之一，這項實驗涉及 411 名非洲裔男性梅毒患者，直到 1972 年因媒體曝光終止。在漫長的 40 年的實驗中，這些梅毒患者無法接受到正規治療，他們甚至一直以為自己患的是「敗血癥」。
被「敗血癥」欺騙 40 年的梅毒患者
1928 年，一項由挪威人主導的梅毒病理回顧性研究發表。這項「奧斯陸梅毒研究」以幾百名白人男性為對象，揭示瞭未經治療的梅毒病理性征兆。
挪威的這項實驗激發瞭美國公共衛生局的靈感，他們想知道黑人感染梅毒未經治療會有什麼癥狀。於是，一項「預期性實驗」在 1932 年展開，無數美國黑人因這一實驗直接或者間接死亡，這就是美國醫學史上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實驗」。
「塔斯基吉實驗」建立在美國眾多帶有種族歧視的梅毒研究之上，在實驗啟動之前，就曾有研究結論指出「梅毒對人的影響取決於種族」，對黑人的心血管系統影響更大，而對白人的中樞神經系統影響更大。有觀點甚至認為，梅毒會侵入白人「發達的」大腦，而「放過」黑人「發育不完全的」大腦。
這種帶有強烈種族歧視的研究其實是當時美國社會的縮影。那時的美國社會普遍認為，在黑人中根治各種性病是不可能的，好的醫療服務也不可能改變黑人逐步退化的進化過程。
1932 年，「塔斯基吉實驗」在阿拉巴馬州梅肯縣展開。梅肯縣的梅毒控制研究表明，該縣 36% 的美國黑人患有梅毒，但是他們並不知情，因此梅肯縣的黑人成為瞭「絕佳的」研究對象。
參與實驗的黑人農民
圖源：美國國傢檔案館
在招募受試者的過程中，研究人員遇到瞭困難，他們難以說服當地黑人參與實驗。不過，塔斯基吉大學（Tuskegee University）和護士尤妮斯 · 裡維斯的加入起到瞭重要的推動作用。
塔斯基吉大學是美國一所私立的傳統黑人大學，在當地黑人社區中有一定的威信。而尤妮斯 · 裡維斯是塔斯基吉大學的學生，在學校附屬的約翰 · 安德魯醫院擔任護士。
尤妮斯 · 裡維斯與受試者交談
圖源：美國國傢檔案館
1930 年代，美國處於經濟大蕭條時代，失業與貧困彌漫在美國上空。城市居民排隊領救濟面包，鄉下農民吃野草根、蒲公英，無傢可歸者用木板、舊鐵皮、油佈甚至牛皮紙搭起瞭簡陋的棲身之所。
在白人尚且難以謀生的經濟危機下，黑人的生活更加困頓。此時，塔斯基吉大學開展瞭一項救助活動，名為「裡維斯小姐集會」。在那裡，塔斯基吉大學向社會底層，無法支付醫療費用的黑人提供免費的體檢、體檢當日的午餐和一些小病的治療。
正是基於塔斯基吉大學和「裡維斯小姐集會」的知名度，貧窮的黑人逐漸同意加入這項人體實驗。不過，塔斯基吉大學和裡維斯並非有意將黑人同胞推向火坑，在 1932 年，梅毒還是無藥可救的絕癥，而實驗能夠提供一些醫療資源，甚至能給參與實驗的貧困黑人帶來一些小福利。
裡維斯護士認為對於這些參加實驗的黑人而言，「好處超過瞭潛在的風險」。
最終，411 名非洲裔男性梅毒患者與 200 名健康非洲裔男性（作為對照組）參與瞭這次實驗，為瞭研究梅毒的自然發病情況，這些梅毒患者都被告知得瞭「敗血癥」，而非「梅毒」，這一隱瞞就是整整 40 年。
參與「塔斯基吉實驗」的人數
圖源：美國國傢檔案館
不予治療與無限期延長：研究員在等黑人們死
「塔斯基吉實驗」啟動之初，托力弗 · 克拉克醫生是負責人，他的本意是追蹤一批感染梅毒的黑人 6~9 個月，隨後給他們提供治療，但是一年以後克拉克醫生退休瞭，研究脫離瞭原定的軌道。
克拉克醫生離開以後，這項本該 6 個月就結束的實驗變為瞭一項長期的研究。
而不久後，另一個意外發生瞭。
在「塔斯基吉實驗」啟動之時，一個幫助南方黑人教育和社會發展的芝加哥福利機構「羅森沃德基金」為這些梅毒病人的最終治療提供經濟資助。
但是，隨著美國經濟危機愈演愈烈，「羅森沃德基金」退出瞭「塔斯基吉實驗」。在資金缺乏的情況下，研究仍然以長期的形式存在瞭下來。
研究的「價值」或許是研究人員違背醫學倫理，堅持推進該項目的原因之一。1934 年，「塔斯基吉研究」公佈瞭第一份梅毒研究的醫療數據報告，報告一經發表，立刻引起瞭醫學界的爭相借鑒和參考，業內也對他們的「實證結果」給予瞭相當高的評價。
實驗的醫療道德考量在最初就很有限，隨後在獲取榮譽的驅動下迅速減退。
在沒有資金支持的情況下，為瞭確保受試者繼續參與實驗，研究人員告知病人「這是免費特殊治療的最後機會」，甚至通過提供喪葬費用作為交換，要求病人簽署死後解剖協議。
在「最後的免費治療」威脅之外，研究人員也象征性地使用瞭猩紅油膏、水銀藥膏等重金屬治療方法緩解病人的癥狀，這些治療方法雖然微有成效，卻有嚴重的副作用。
為瞭獲得更多的研究數據，一些病人甚至被欺騙參與腦脊液抽取調查，在當時的美國，抽取腦脊液的腰椎穿刺不僅痛苦，而且存在風險。
參與實驗的黑人農民
圖源：美國國傢檔案館
更為惡劣的是，即使出現瞭有效治療梅毒的藥物，研究人員卻隻想等這些患病的黑人死亡，以獲得更多的研究數據。1943 年美國醫學界發現青黴素能夠有效醫治梅毒，但是，研究人員卻故意不對患者施以有效治療手段，甚至阻礙患者接受治療。
不久後，二戰到來，250 名黑人受試者應召入伍。體驗時，他們被查出患有梅毒，並被勒令接受治療之後再參軍。即便在這種情況下，研究人員仍然想方設法阻止他們接受治療，當時的一位公共衛生部代表就直接說，「目前為止，我們沒有讓那些一直檢測為陽性的病人接受過治療。」
在無法獲得有效治療手段的情況下，這些參與實驗的黑人患者隻能「被死亡」。美國國傢檔案館 1969 年數據記錄顯示，「塔斯基吉實驗」中梅毒組 276 人死亡，死亡率高達 62.3%。對照組中 18 人因為感染瞭梅毒被轉入梅毒組……在這些冰冷的數據背後，是一個個備受折磨的生命。
遲到瞭 65 年的道歉
二戰結束後，納粹的殘酷人體實驗被披露，引發國際社會討論，這直接導致瞭 1946 年的《紐倫堡守則》和 1964 年的《赫爾辛基宣言》的誕生。這些守則與宣言規定瞭醫學實驗的倫理范疇，諸如被試者的知情同意，自願無強迫等。
但是，即使在國際社會對醫學實驗倫理道德已經達到共識的情況下，「塔斯基吉實驗」仍然沒有終止，直到 1972 年，美國公共衛生部一名研究員彼得 · 巴克斯頓向媒體曝光瞭這個項目。
其實，早在 1966 年，彼得 · 巴克斯頓就已經向性病研究部門的主任提出瞭「塔斯基吉實驗」存在的倫理與道德問題。但是，那時主導實驗的部門重申瞭「繼續研究直至完成，也就是直到所有被實驗的人們都死去並被驗屍，是有必要的」。
在無法直接解決問題的情況下，1972 年，彼得 · 巴克斯頓向《華盛頓星報》和《紐約時報》揭露瞭「塔斯基吉實驗」的內幕。一時輿論嘩然，憤怒的民眾要求美國衛生部回應。
然而，直到「塔斯基吉實驗」被披露，時任美國公共衛生部性病部門主管約翰 · 海勒醫生仍然辯解稱「總體來說，醫生們和公務員們隻是單純履行瞭他們的職責。其中的一些隻是服從命令，另一些則是為瞭科學而工作。」
最終，美國國會召開聽證會，同意終止該項目。此時，411 名參與實驗的黑人中僅 74 人存活。
1972 年 11 月 16 日終止「塔斯基吉研究」的文件
圖源：美國國傢檔案館
1997 年 5 月 16 日，距離「塔斯基吉實驗」啟動 65 年以後，總統比爾 · 克林頓正式道歉並在白宮為實驗的受害者舉行瞭紀念會。
「這些實驗本不應該發生，但是它卻發生瞭。我們現在不再沉默，我們終於懸崖勒馬。我們註視你們的眼睛並代表全體美國人民宣佈，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是令人羞愧的，我感到很抱歉。對於我們的非洲裔美國公民，我再次為聯邦政府實施瞭這樣一個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的實驗感到抱歉。」
當時的 8 名實驗生還者中，5 位參加瞭這場紀念會。
至此，美國醫學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被掀過。但是，我們清楚地知道「塔斯基吉實驗」背後的種族歧視遠沒有因為總統的道歉而消失……
策劃：栗子、carollero | 監制：gyou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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