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我演戈多
2013 年，新加坡上映瞭一部關於當地出租車司機的電影 ——「德士當傢」。
「德士」在新加坡就是出租車的意思。
電影記錄瞭兩名出租車司機的「愛恨情仇」，以及主人公在失業後經歷大起大落，通過駕駛出租車重燃起對生活的熱情的故事。
《德士當傢》，圖片來源：豆瓣
盡管看過電影的人不多，可還是在豆瓣上獲得瞭七分的評分，算得上一個不錯的成績。
當然，電影的創作水平並不是我們這篇文章的主題。
我們這次要講的，是電影主人公原型，蔡明傑的故事。
從中國到斯坦福
1952 年，蔡明傑出生在百廢待興的新中國。
在動蕩的年代中，蔡明傑抓住瞭 73 年短暫恢復高考的唯一一次機會，以優異的成績進入瞭南京大學生物系學習。
8 年後，蔡明傑從上海生化所獲得瞭碩士學位，並回到南京大學擔任講師。
1985 年，在南京大學已經工作四年的蔡明傑，得到瞭當時所有人都夢寐以求的機會，那就是通過著名的 CUSBEA 項目出國深造，而且目的地是誕生過八十多名諾獎得主的頂級名校 ——「斯坦福大學」。
蔡明傑的 Cell 論文，圖片來源：Cell
於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蔡明傑與導師 Ronald W. Davis 針對酵母的著絲粒進行瞭大量的研究。在其獲得博士學位的 1990 年，他們的發現刊登在頂級期刊 Cell 之上。蔡明傑是除瞭通訊作者之外的唯一作者。
在當時那個年代，一路名校加上頂刊文章這樣萬中無一的人生軌跡，不僅需要極高的天賦與個人奮鬥，還需要命運女神的眷顧。
即便是放在三十多年後的現在，蔡明傑的求學經歷，也足夠成為眾多生命科學研究人員艷羨的對象。
憑借著出色的學術表現，蔡明傑得到瞭華盛頓大學遺傳學系著名的博士後獎項，並在兩年後，全職加入新加坡科技研究局（類似於我國中科院）下屬的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擔任首席研究員 (Principal Investigator)。
新加坡的野心與錯位的生物學傢
二十世紀末期，生命科學的崛起使得歐美誕生出數個巨無霸級別的生物醫藥企業，並通過研發創新從全球獲得瞭巨大的利益。
此時的新加坡，盡管處在一個周邊國傢視華人為「異端」的不利地位，但還是通過有效的管理手段與港口資源，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迅速崛起，摸到瞭發達國傢的門檻。
可新加坡的管理者很快認識到，當地的經濟對港口以及衍生出來的石油加工產業過於依賴，不利於國傢的發展。
急需尋找其他支柱產業的新加坡政府，對「二十一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深信不疑。高附加值的生物醫藥行業，自然而然的成為瞭沒有自然資源的新加坡新的發展方向。
新加坡細胞與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圖片來源：IMCB 官網
為瞭打通產業上下遊，新加坡政府斥巨資建立瞭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並請來諾獎得主 Sydney Brenner 領導科技研究局的建立。分子生物學背景的 Sydney Brenner，也幫助新加坡建立瞭細胞與分子生物學研究所（IMCB）。
名校，頂刊。每一個看起來都有著強烈的吸引力。
優秀的蔡明傑也符合這所新建研究所對首席研究員的一切期待。加入 IMCB 之後的他，一直有著不俗的表現。
由於酵母領域較小，蔡明傑發表的期刊影響力並不太高。但 PubMed 等平臺的檢索結果顯示，蔡明傑作為通訊作者，平均每年依舊能穩定產出 1～2 篇 JBC 級別的論文，也擔任瞭學術期刊的編委。
同時，蔡明傑成功升任瞭副教授，及兼任瞭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附屬教授，也作為博士生導師培養出瞭數名優秀的博士生。
通過這些成績，我們不難看出，蔡明傑是一位合格的學者與導師，但新加坡細胞與分子生物學研究所一些領導似乎並不這麼認為。
在新加坡工作的老人，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作為一個曾經艱難求生的小國，新加坡是一個實用性非常強的國傢。在餐飲產所，隨處都是上瞭年紀還在工作的老人，因為整個國傢都是一種「不養閑人」的心態，這一點與現在國內流行的「非升即走模式」極其相似。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盡管 2008 年的蔡明傑已經擁有瞭教授的頭銜，而且工作時間長達 16 年，但已經 56 歲的他在產出上已經跟不上年輕學者，自己四五分的文章，也比不過其他實驗室的 CNS 瞭。
更加致命的是所內的「政治鬥爭」，讓這位學者失去瞭一個安心做科研的環境。
正是因為種種原因，這位擁有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以及十多年獨立領導實驗室的首席研究員，被其所在的單位沒有任何補償地炒瞭魷魚。
學歷最高的出租車司機
已經處在知天命之年的蔡明傑，從來沒有預料到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去迎接自己的下半生。
在經歷瞭崩潰之後，做瞭一輩子科研的他重新開始投遞簡歷。但由於年齡偏大與非學術界經驗的匱乏，加上 2008 年的經濟危機，沒有合適的學術機構與公司向他伸出瞭橄欖枝。
迫於生活的壓力，這位教授做瞭一個讓所有人都詫異的決定，那就是「開出租車」。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2009 年 2 月，可能是史上學歷最高的出租車司機開始營業。
蔡明傑每天需要為出租車支付大約為人民幣 330 元的租金，扣除掉這部分成本和其他支出後，這位斯坦福博士的日收入僅為 150～250 元人民幣。在每月全勤的情況下，他的收入也不超過一萬人民幣，可能不到現在新加坡一名新晉助理教授的五分之一。
當然，這位出租車司機在營業的同時，也用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角打量著這個世界。並在博客上分享在載客時的所見、所聞與所思。
都說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並不是每一個出租車司機像蔡明傑一樣受過最好的教育，教授過很多學生。就像蔡明傑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去觀察那些看不見的酵母一樣，他也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去重新審視這個世界。
高學歷加上深入的剖析，讓蔡明傑的博客很快獲得瞭大量的關註，蔡明傑也先後受到瞭新加坡主流媒體的多次報道。
出租車司機日記
2013 年，蔡明傑將自己在開出租車期間的經歷，整理成「出租車司機日記」，並得以出版。同年，由他的經歷改變的電影「德士當傢」上映。
博士何去何從？
雖然蔡明傑的故事是一個特例，其選擇出租車行業部分也是為瞭表達自己對原工作單位的不滿，但還是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不得不說，對學者的考核要求，有時會使研究向著「短平快」的方向改變。在現行的晉升壓力之下，人們很容易想到是不是要放棄需要「十年磨一劍」來沉淀的方向，追求容易發高分論文的領域？想沉下心來做小眾研究，更是難上加難。
其次，每當有高學歷人從事類似「出租車司機」，「快遞小哥」與「外賣員」這樣大眾認知中不需要學歷背景的工作時，都會在網絡上引起熱議。
在大眾的認知中，博士從事這樣的工作似乎是對資源的浪費，浪費瞭國傢和傢庭對博士長期的投入與培養。然而與之相對的是，對於以生命科學為例的某些專業，是否有足夠的產業規模去吸納每年產出的博士學位，仍是一個未決的問題。
同樣，正如我們此前介紹過的，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的生物學傢離開學術界之後去開大巴車一樣，有人在離開學術界之後依舊能夠獲得幸福。
博士學位，終究隻是一個學位，並不是從事科研就能通往幸福的「通行證」。
如果一個博士能在自己選擇的職業中找到內心的安寧，那麼無論選擇何種職業，都是值得尊重的。
因為，追尋自己的內心，往往比隨波逐流更加可貴。
監制：gyou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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