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著為治學之本 創新為治學之魂

執著為治學之本 創新為治學之魂

——讀《清學沉思錄》

作者：王俊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總編輯）

　　《清學沉思錄》是黃愛平教授的又一部新著。是其從40年來潛心治學清史撰寫的100多篇文稿中精選出來的代表性論文結集，計47篇，約80萬字。文章所涉及的范圍，誠如作者所言，乃為有清一代的學術思想文化。

《清學沉思錄》 黃愛平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清學沉思錄》大致可分兩條主線：一是對明末清初至晚清時期各種學術思潮、學術流派，代表人物的學術思想、成就及其地位、作用和影響的研究。諸如明末清初學術思想轉變中的經世實學，由理學向經學回歸中的經史考證，康雍乾三帝的統治思想與文化選擇，清中期乾嘉漢學的興起、發展與流派演變，清代由盛轉衰時期的經世主張，乃至清晚期的今文經學與邊疆史地之學等，幾乎囊括瞭有清一代的各種學術思潮與流派。論述的學林人物，也大都是著名的學者、思想傢和文人學士。作者秉持實事求是的治學理念，對清代學術的諸多相關問題及其代表人物進行瞭深入細致的研究，多有新穎獨到的見解。

欽定四庫全書 資料圖片

　　《清學沉思錄》關註的另一條主線，則是對清代重要文獻典籍的考證與評析，包括《明史稿》《明史》《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廿二史考異》等著名典籍，還涉及《漢學師承記》《漢學商兌》，以及乾隆朝官修史書、清代詩文集的整理編纂，乃至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與圖書編纂等重要問題。作者以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對諸多文獻典籍的編纂緣起、內容價值、版本校勘、庋藏流傳等問題，都依據翔實的史料，進行瞭嚴密的考證和深入的探討。同時，對這些典籍的編纂者或主持者，如萬斯同、王鴻緒、紀昀、翁方綱、錢大昕、江藩、方東樹等人作出的重要貢獻，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及其學術思想的成就與局限等，也都加以開拓性的研究，並給予客觀公允的評價，匡正瞭學術界某些偏見和不實之詞。

　　由此可以看到此著所涉時間跨度長，內容范圍廣，資料豐富，視野開闊，體大思精，多有創見，不愧是一位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及中國歷史文獻學名傢多年潛心治學的結晶，是一部很有研究深度和學術價值的厚重力作；既可視為作者治學道路和學術研究的縮影，也從一些側面呈現出作者的治學境界和精神風貌，還可從中窺見作者遵循的治學宗旨、研究方法、為人風范，乃至其近年來所以屢獲學術殊榮成為人文學科傑出學者的奧秘之所在。

　　我國古代先哲諸葛亮有言：“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也正是愛平教授始終堅守的學術品格和努力追求的治學境界。她曾在一篇談學術研究與學問精神的文章中說：“執著為治學之本，淡泊為治學之境，踏實為治學之法，創新為治學之魂。”她深深懂得“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的真諦，腳踏實地，刻苦自勵，立志做大學問、真學問，有自己的宏偉志願和長遠目標。

　　收入《清學沉思錄》一書的關於《明史》的一組論文：《萬斯同與明史纂修》《王鴻緒與明史纂修》《明史稿本考略》等，是愛平教授攻讀碩士期間的研究課題。為瞭高質量地完成這些論文，她廢寢忘食地輾轉於北京各大圖書館，甚至萬斯同、王鴻緒的傢鄉江浙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大海撈針式地搜訪各種相關資料，查閱諸多不同版本，而後進行精心考證，排比對照，找出異同，從而有說服力地推翻學界某些已有的定論，達到超越前人的研究高度。這些論文在當時就一鳴驚人，其中一些觀點，如否定王鴻緒“竄改”“攘竊”萬斯同《明史稿》的說法，肯定其對《明史》纂修的貢獻等，至今仍為學術界所認同。其後撰成的《天一閣藏萬斯同〈明史稿〉辨析》一文，也同樣延續瞭這一認真嚴謹、實事求是的學術風格。作者旁征博引，爬梳比勘，從傳稿編排、傳目設置、文字體例以及修改情形入手，結合史館分工狀況、有關文獻記載，以及史稿書法體例等，對天一閣博物館珍藏的12冊《明史稿》作瞭深入的考辨分析，判定其為萬斯同多次修改的未定稿；在此基礎上，進而將天一閣本《明史稿》與國傢圖書館藏313卷《明史紀傳》及416卷《明史》相互比勘，詳加辨析，認為天一閣本《明史稿》系二者之底本。並且，從天一閣《明史稿》到313卷《明史紀傳》，再到416卷《明史》，構成瞭一個前後因襲、彼此銜接、相對完整的萬斯同修改稿系列，由此基本解決瞭長期以來眾說紛紜的萬斯同《明史》稿本問題，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

　　《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一書的寫作，尤其是愛平教授淡泊寧靜、踏實治學的典型例證。她在撰寫此書過程中，為瞭發掘利用最新的第一手檔案資料，曾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抄錄有關編纂《四庫全書》的檔案資料。在長達八個多月的時間裡，幾乎每天早出晚歸，從早晨開館，到下午閉館，一去就是一整天。除瞭查閱原始檔案外，她還廣泛搜集參與纂修《四庫全書》的各位館臣及相關學者的文集、奏疏、筆記、信函、年譜以及實錄、政書、方志等文獻，盡可能做到“竭澤而漁”，而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依據豐富的史料，對《四庫全書》纂修的全過程，從時代背景、編纂緣由、機構組成、書籍采征、編輯校勘、刪改禁毀、繕錄收藏、刊刻補遺，到分類編目、撰寫提要等諸多方面，都一一作瞭縝密的考證和翔實的論述，澄清瞭不少學術界長期莫衷一是的問題。該書甫一問世，立即受到中外學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半個多世紀以來《四庫全書》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至今仍受到學術界的推崇。有學者認為：“這部學術精湛的力作，已絕無爭議地成為四庫學研究領域中的經典和必備。”

　　本書收錄瞭一組與《四庫全書》研究密切相關的論文，諸如《紀昀與〈四庫全書〉》《翁方綱與〈四庫全書〉》《文淵閣與〈四庫全書〉》《翰林院〈四庫全書〉底本考述》，以及《論〈四庫全書總目〉的目錄學成就及其思想內容》《〈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與清中葉的學術思想走向》《試論四庫提要對清前期官方經學的解讀與評判》等。這組專題論文，大多撰寫發表於《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之後，在已有基礎上，對《四庫全書》纂修涉及的重要問題或關鍵人物，進而予以專門探討。以《翰林院〈四庫全書〉底本考述》為例，以往學界多認為清宮翰林院庋藏的《四庫全書》是當時另行抄錄的一部副本，因有“第八部《四庫全書》”之稱。盡管有學者指出“翰林院所存隻系各書底本，並未另有鈔本”，惜語焉不詳，亦未引起學界重視。愛平教授則在爬梳大量原始檔案資料的基礎上，從四庫館制定進呈書籍發還措施、發還部分珍本及存目書籍，到《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部分底本的遺失抵換；從乾隆帝最初下令再抄一部《四庫全書》以備翰林院收藏，到最終接受四庫館總裁的奏請，將抄錄《四庫全書》所用的3000餘種底本作為副本存貯翰林院，作者抽絲剝繭，細加考證，基本厘清瞭翰林院底本的來龍去脈以及與之相關的進呈書籍發還情形，證實翰林院收藏的《四庫全書》確系當時抄錄各閣《四庫全書》所用的底本。又如《翁方綱與〈四庫全書〉》一文，作者仔細梳理檔案記載，認真查閱翁氏本人著述，廣泛參考有關論著資料，從專職纂辦各類圖書典籍、參與管理文淵閣《四庫全書》、參與復校文溯閣《四庫全書》等方面，揭示瞭翁方綱在四庫館擔任的工作及其為《四庫全書》纂修作出的傑出貢獻。這些專題論文，皆進一步深化瞭《四庫全書》有關問題的研究，推進瞭四庫學的發展。

　　每位學者的治學道路都各有不同，大多與其個人的生活環境、成長經歷以及性格愛好等因素有關。本書作者自幼受傢庭熏陶，接受瞭良好的傳統文化方面的啟蒙教育。本科有幸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受到文字學、音韻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以及文獻學史等各專門學科的系統訓練，既引發瞭她對文獻典籍的濃厚興趣，又奠定瞭其傳統學術的堅實功底。其後在長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中，學術的發展、專業的整合，又促使她將文獻學作為學科基礎和研究根本予以高度重視，無論是課堂教學、專業建設，抑或人才培養、學術研究，她都極為強調文獻的基礎、歷史的眼光、思想的深度，努力踐履文獻學與學術史、思想史和社會史相結合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

　　作者倡導並實踐的這一治學路徑，在本書中多有突出的呈現，如《清代的黃帝祭祀與文化認同》，作者廣泛查閱實錄、政書、正史、方志、經書、文集等資料，將有清一代的黃帝祭祀歸納為帝王廟祭、傳心殿祭、先醫廟祭、黃帝陵祭等不同形式，全面梳理瞭各種黃帝祭祀的具體情形，特別是作者不辭辛苦，實地考察陜西省黃陵縣黃帝陵廟存石碑現狀，同時結合政書、史籍、方志等相關記載，對清代自順治迄宣統各朝皇帝祭陵次數及祭告事由作瞭細致的考訂比勘，不僅補充瞭前人記載的缺略之處，還訂正瞭有關史籍的訛誤。在此基礎上，作者著眼於政治、文化等更為廣闊的視角，從治統的接續、道統的傳承，以及治統和道統的合一等方面入手，鞭辟入裡地剖析瞭清代不同形式的黃帝祭祀所呈現的特色，深刻揭示出清統治者通過黃帝祭祀所反映出來的對中華文明和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心理。這些研究大多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文獻考證與理論分析相輔相成，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誠如一位前輩學者所言，其研究成果“展示瞭一個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義理與考據相結合、思想與文獻相結合的學術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