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書房,書桌和書櫥都在客廳,書櫥立於對面,頂天立地,形成所謂書牆,坐在書桌上一眼可見,很方便。前幾年,我對藏書做瞭一次大清洗,知天命的年齡,我終於明白有些領域我是再也不可能做瞭,所以無情淘汰瞭很多書,大約二十多箱。大致估算瞭一下,留下的書有兩千冊左右,都是研究所需。我不是藏書傢,是讀書人,凡自己所藏的書,一定是看過的,有的看過很多遍。 我的書櫥結構分明,不同的區域對應著我研究的學科。書櫥最左面幾列書,是我的香港文學區域。我做香港文學的歷史很長,出版博士論文《小說香港》的時候是2003年,出版《報刊香港》的時候已是2019,這兩年又在做《香港地方誌·文學卷》,可見一直沒有離開香港文學。身在內地,找香港文學方面的書很困難,這也是內地香港文學研究水準不高的原因,資料不易獲得。隨著我去香港的次數增多,慢慢也積累瞭不少書。每次去一次香港,都成箱地往回拉書。每次路過海關的時候,都忐忑不安。排著長隊,別人都沒事,但幾乎每次我都會被準確地查到。一本一本拿出來看,好在我買的都是學術書,從來沒出過事兒。 有一次我實在好奇,就問工作人員,那麼多人,為什麼單單檢查我?工作人員指瞭一下牆邊,隻見一排排電腦,凡經過掃描器的行李,都看得清清楚楚。工作人員說,別人最多一兩本書,你一個箱子全部是書,肯定要查?其實,他們的檢查也是裝模作樣的,大致翻翻,政治八卦肯定扣下來,其它書也不瞭瞭之,如果想知道內容有沒有問題,我估計還需要去文學所進修一下。我疑心,他們內部有一個禁書書目,隻不過工作人員懶得一一去對。想起來一個笑話。毛尖寫過一篇文章,說陳子善先生在香港買瞭一些涉黃的書,擔心海關通不過,就塞到毛尖的行李裡。毛尖是學生輩,隻好忍聲吞氣。

我的香港藏書中,並沒有什麼珍本秘本,多是新書。香港確有藏書傢,如許定銘先生,搜集瞭不少舊刊舊書,我讀過他幾本書,如最近比較有名的《香港文學醉一生一世》,隻能心嚮往之。內地似乎隻有陳子善先生,與香港的藏書傢有一些交往。香港文學類書籍,有一些覺得比較有意思的,可以拿出來一說。 一是全套《文藝新潮》影本,這是我在臺灣東華大學客座時,從須文蔚教授那裡複製來的。須文蔚本人是數位文學專傢,也是香港文學專傢,他研究《香港時報》多年,頗有心得。《文藝新潮》創刊於1956年,是香港現代主義文藝中最搶眼的一種雜誌。讓主編馬朗引以為豪的是,這本雜誌當年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臺灣流傳,並在臺灣有關現代詩的論爭中被引用。在東華大學複製的時候,記得花瞭1000臺幣。錢沒有白花,我後來撰過《香港<文藝新潮>的翻譯》,獲得中國比較文學“雙年獎”。不是我水準高,而是沒什麼人看過這套刊物。 二是香港三聯新出的《葉靈鳳日記》(2020)三大本,相信內地多數現代文學研究者都沒有看過。我在讀香港大學特藏部淪陷期間報刊時,發現多篇葉靈鳳宣揚大東亞戰爭的文章,很出乎意料,於是寫下瞭《視線之外的葉靈鳳》,發表在2019年第4期《文學評論》上。此文發表後,引起香港學界的註意,也有不同看法。香港學者陳智德先生說:“等《葉靈鳳日記》面世,或者就有結果瞭”。時隔不久,2020年,《葉靈鳳全集》終於面世瞭。結果是,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期間日記很少,這可能是刻意的,但並不能證明什麼。不過,這套日記提供瞭葉靈鳳的很多資料,記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樊善標寫過一篇解讀文章投在臺灣的刊物,恰巧我的審稿專傢,就先睹為快瞭。提醒國內現代文學的研究者,也註意這一套書。 三是盧瑋鑾、熊志琴編著的《香港文化眾聲道1》和《香港文化眾聲道2》。“友聯”在香港是一個神一般的存在,影響瞭好幾代香港文化人,但由於政治敏感,“友聯”的面目一直隱晦不清,各種說法莫衷一是。所幸的是,自2002年開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發起“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工作項目,首先將目光聚焦於“友聯”及《中國學生週報》。盧瑋鑾帶領博士生熊志琴走訪瞭“友聯”歷年來的重要人物何振亞、奚會暲、古梅、孫述宇、王健武、林悅恒、胡菊人、戴天、羊城、羅卡、吳平、陸離、古兆申、金炳興等人,這一過程前後歷經十二年,如今終於編成出版。看到這些歷史當事人的名字,就讓人激動,這裡會有多少原始資料呈現,又有多少問題可以找到新的線索。我對“友聯”問題一直很關心,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紀》撰文寫過有關的論文,但資料畢竟有限。讀完這兩本書,再與我所掌握的材料融會貫通,我很快寫出瞭《“友聯”與<中國學生週報>》,在臺灣的學術期刊發表。這其中的材料涉及面很廣,遠非我這篇文章可以說盡。 四是《香港新文學大系》,這套書是大系總編陳國球兄所贈。1919-1949已經出完瞭,現在正在出1950-1969,不但規模大,而且內容獨到。除傳統的新文學小說卷、散文卷、戲劇卷、史料卷以外,還多出瞭“通俗文學卷”和“舊體文學卷”,少瞭“文學論爭卷”,呈現出香港新舊文學相容的特色。這次我編寫《香港地方誌·文學卷》就受此啟發,又增加瞭“翻譯文學”“英語文學”“三及第文學”“粵劇與說唱文學”等,這些都是內地的新文學大系所沒有的。 此外,還有陳君葆後人謝榮滾先生贈送的七卷本《陳君葆日記》、林曼叔先生贈送的多卷本“香港文學研究叢書”、陶然兄贈送的“香港文學選集系列”二十卷、陸續購置的價格不菲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香港當代作傢作品選集”、還有從各種管道找齊的盧瑋鸞、鄭樹森、黃繼持主編的一系列香港文學“資料選”、“作品選”和“年表”等,各有各的價值,各有各的故事,篇幅所限,不再多談。說起香港文學來,我總是如數傢珍,內地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現在雖然不再說香港文化沙漠論瞭,但對於香港文學總是看不上的,我隻好敝帚自珍瞭。 書櫥上香港文學的鄰居,是臺灣文學書籍。我曾在臺灣幾所大學客座,做講座的大學更多。在臺灣的時候,閑來無事,誠品書店是我晚上散步總去的地方,那裡不但有書,還有很多活動。臺灣的二手書店,也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每到臺北,必去臺大對面的地下書店。一來二往,臺灣文學方面也積累瞭不少書。可惜,我隻寫過一本《後殖民理論與臺灣文學》。沒做臺灣文學,一個重要原因是感覺到臺灣本地的研究力量太強瞭。我在成功大學客座時,是在臺文系,那裡還有一個中文系,作傢蘇瑋貞就在那裡。在臺灣,臺文系相當於內地的中文系,是主要的學科。我在臺文系上課的那個班,博士碩士加起來60、70人,全是研究臺灣文學的。臺灣二、三流作傢都已出全集,幾乎所有的刊物都被研究過瞭。從此我就不太從事臺灣文學研究瞭,也不指導學生做這個領域。所積累的資料,也就放在那裡,不太光顧瞭。 唯值得一提的,是古遠清辛苦給我寄來的一大套“古遠清臺灣文學五書”,包括《臺灣文學焦點話題》(上下)、《戰後臺灣文學理論史》(1-3)、《臺灣文學學科入門》、《臺灣查禁文藝書刊史》、《臺灣百年文學制度史》。出版這一套書後,古遠清與老伴就在疫情中雙雙去世瞭,讓人傷感。古遠清在海內外是有爭議的人物,不過在臺灣文學史料上,他可以說是不輸於臺灣學者的。 毗鄰港臺的,是海外華文文學。近年來,隨著中國在海外影響的擴大,海外華文文學、特別是北美新移民文學的研究越來越火。我指導過博士生做這個方面的研究,出版瞭《北美文學三十年》。不過,我在這方面並無積累,書櫥上多是海外作傢贈送的書,還應邀編過“新世紀海外華文女作傢”叢書。倒是近來開始註意華人英文創作的研究,搜集瞭一些書。原來華文文學在中文系,華裔文學在外文系,各行其事,互不幹擾。我一直覺得兩個領域有重疊之外,於是與人大郭英劍教授合作,召開“華裔/華文文學研討會”。至今已經在蘭州和桐鄉開過兩屆瞭,下一屆在暨大。對於這種跨學科碰撞,究竟能否創造出建設性的成果,尚無自信。 港臺海外文學之外,我的書櫥中間的部分是翻譯文學領域的書籍。以語言為中心的翻譯研究在國內一直就存在,不過西方自七十年代以來已經發生轉型,我們稱之為翻譯的文化研究,或者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前不久去喀什參加“翻譯史論壇”,發現他們把我出版於2003年的《翻譯與新時期話語實踐》,視為國內翻譯文化研究的一本比較早的書。在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方面,謝天振和查明建撰寫的《中國20世紀外國文學翻譯史》(上下)和楊義主編《中國翻譯文學史》(1-6),分別是外文系和中文系的代表作,成為我的書櫥上翻譯研究的主力。這一領域研究者一直比較少,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一看是翻譯,便認為是外文系的事,外文系的學者一看是中國文學,就認為是中文系的事情,結果兩邊都不沾。這個領域的參考書很少,每次我去書店,都仔仔細細地搜尋這個區域,結果都很失望。近年來,我較少涉及翻譯瞭,這個領域反倒出現瞭不少成果。

近來令人矚目的,是2021年面世的謝天振主編的《重寫翻譯史》。這本書是謝天振先生生前編輯,去世後才出版的。謝老師生前,就和我多次談及重寫文學史的問題。他突然去世後,此事也就中斷。幸虧宋炳輝先生還記得此事,他在傢屬陪同下,打開謝老師的電腦,找到瞭這本沒編完的書稿。經過他的整理修訂,這本書在2021年面世,裝禎很有書卷氣,其中收錄瞭我的二篇論文。宋炳輝寫瞭一篇“編後記”,敘述成書的過程。他花費瞭大量精力,繼續編完瞭這本書,但他並沒有在編者上署名,顯示瞭文人的風範。讀瞭這本書,覺得它在學術上衝擊瞭現有翻譯史的格局,同時更感到惘然,緬想起謝天振先生。 中文系學者的新書,最值得註意的,是李今教授主編的書《漢譯文學序跋集》。這套書是她分別送我的,迄今已經達十一卷。李今教授當年和我一起參加楊義先生主編的《中國翻譯文學史》,她寫“俄蘇文學卷”,我寫“新時期卷”。出完這套書後,似乎隻有我們倆還在堅持翻譯研究。她還報瞭翻譯研究方面的重大項目,漢譯文學序跋集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我大致瞭解其中的過程,知道這其中所付出的辛苦,它們是從無數史料中淘出的成果。李今還做瞭一個資料庫,收到籍合網上,題為“現代漢譯文學編年考錄”。有關翻譯方面的史料,很容易便能查到,在此也做一下廣告,似乎知道的人並不多。 還有一本剛剛得到的新著,是香港中文大學王宏志先生寄送我的《龍與獅的對話》。王宏志是一位原創型學者,1999年出版的《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是中國當代翻譯文化研究的先聲。近年來,他又將對翻譯研究帶到歷史領域,從國外獲取瞭大量一手資料,重新觀察1792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這厚厚一大本書的出版,是翻譯史研究界的大事,把翻譯研究帶到一個新的高度。王宏志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主任,曾邀請我去講座。他一直力勸我做香港翻譯研究,下半年還要來北京,和我商談香港翻譯的事情。 書櫥的右邊部分,是西方理論書籍,這一片書面積最大,是我的藏書中數量最多的。我對於理論的愛好和閱讀,從大學就開始瞭,可以說早於我的香港文學研究。我的外文書,也集中分佈在這裡。早年出國,中國窮書生哪有錢買書,書店隻能是參觀的地方,看看有什麼新書出現。去的隻能是二手書店。在哈佛最喜歡去的,是哈佛廣場旁邊的一個叫Raven半地下書店,這裡的學術書多,價格還便宜。有時候淘到幾本好書,能高興一天。記得有一次花瞭一美元買到瞭米莉特的《性政治》,興奮到不可思議。 能放在我的書櫥上的外文書,其實隻是我的外文書的一小部分,多數外文書都是A4紙複印本,無法在書櫥上站立,隻能堆在另外的地方。談到外文書,說起來都是淚,我現在的記憶,都是在國外的圖書館偷偷複印的情景。國外的版權保護很嚴格,像內地那樣裝訂成書是不可能的。並且,國外不讓完整複印,隻能偷偷印完。在這種情況下,隻能拼命讀書,在國外完成利用。在劍橋的時候,我天天都呆在圖書館。哈佛很特別,借書不限制數量,可以無限借閱,結果就借瞭一書架的書。我的《後殖民理論》中的有關於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幾章,就是在哈佛寫就的。隻有特別需要的,才去買二手書或偷偷複印。複印來的書,隻能用夾子夾起來,堆在一起,找起來很不方便。有關外文書,也有幾本有點故事。 艾特爾(E.J.Eitel)的《中國的歐洲》( Europe in China)是第一部香港史,我順利找到瞭,但我一直還很想找一本19世紀的描寫香港的小說,以考察西方虛構文類對於香港的想像。功夫不費有心人,經反復尋找,我終於在劍橋的圖書館中淘到瞭這本未見之於記錄的道威(W.Carlton Dawe)小說集《黃與白》。巧合的是,此書出版於1895年,恰與《中國的歐洲》出版於同一年,這給我研究19世紀英國對於香港的敘述,提供瞭有力的文本。這本書對於香港史以至英國殖民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某位曾任民進黨前宣傳部長的臺灣教授,以後殖民主義作為“臺獨”論述的理論根據,信手引用西方理論傢的後殖民論述。我聽瞭以後,覺得意思不對,並且正好相反,後發現他的論點來自於Bill Ashrcroft等三位澳洲學者編的厚厚的《後殖民研究讀本》(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正好我買過此書,仔細勘察,發現他誤用瞭書中的introduction,張冠李戴瞭。這個發現,讓臺灣的反“臺獨”學者津津樂道,呂正惠在他給我的《臺灣文學與後殖民理論》一書所寫的序中,還提及此事。 批判後殖民理論最出名的書,是阿吉茲·阿罕默德(Aijaz Ahmad)的《在理論的內部》(In Theory)。決定在“後殖民經典譯叢”中翻譯這本書的時候,我用的還是在美國的複製本。後來因為翻譯,與阿吉茲聯繫上瞭,曾反復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包括書名的翻譯。前兩年阿吉茲來清華的時候,親自贈送我原本,並告訴我從小就嚮往中國,讀過魯迅的小說,他說還會送我他新出的書。可惜,他回印度後,不久竟去世瞭。汪暉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十分驚愕。後來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做瞭紀念專輯,我也編發瞭一篇文章。 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74年4、5月間訪問中國,回國後寫下一本《關於中國婦女》(About Chinese Women),它是女性研究乃至中國研究的名著,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這本書至今沒有漢譯本。不但沒有漢譯,我當時找遍瞭國內各大圖書館,竟然都沒有英文本。後來,終於在美國複印到這本書。奇怪的是,讀完後,我發現這是一本對於中國和東方世界十分友好的著作。當然,後殖民批評傢斯皮瓦克對克利斯蒂娃對於中國的稱讚進行瞭批評,認為它是站在西方立場上“他者化”中國的行為,這已經是後話瞭。 近年以來,外文書可以借助於電子書瞭,情況就好多瞭。記得華東師大朱國華教授就特別對電子書網站表示感謝,他有關西馬的博士論文完全是借助於電子外文書完成的。不過,他那個時候,國內對於國外電子書庫還沒有限制,現在他用的那個電子資料庫現在已經打不開瞭。現在電子書庫隻能用一陣,就被封瞭,然後再換到另一個電子書庫。讀書真不容易,有時候很無奈,無怪乎聽說中科院有學者呼籲開放網路,掌握世界最新信息。 除瞭港臺海外文學、翻譯文學和當代理論之外,我還有不少其它書籍,難以歸類。多數是近現代文學史思想史類的,如《魯迅全集》《胡適文存》《陳獨秀著作選編》等,這是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基本參考書。有時候,為瞭得到一套書而去開一個會。季進請我去復旦參加一個會,說明送一套五大本《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我顛顛就去瞭。還有一些學生時代的遺留,一直捨不得扔掉,如青少年時代愛讀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編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小時候節衣縮食買瞭很多,一直保存到現在。一看價格,餘冠英先生編的《詩經選》是0.82元,文學所編的《唐詩選》上下兩卷2.10元,就不能不恍如隔世瞭。當時也沒想到,後來會在自己所景仰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工作瞭一輩子。

作者簡介

趙稀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二級研究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傢。英國科學院Fellow,美國國務院Fulbright Scholar。國傢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傢,波蘭羅茲大學、中國臺灣成功大學、東華大學客座教授。著有《小說香港》《翻譯與新時期話語實踐》《後殖民理論》《中國翻譯文學史》《翻譯現代性》《翻譯與現代中國》《報刊香港》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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