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賢 

11月7日《朝日新聞》上刊登瞭一篇題為《日中友好,有關山崎豐子的回憶》的文章,作者是一位30多年前留學日本的中國女性。文章寫的是作者已去世的夫君和公婆一傢與著名作傢山崎豐子之間的一段溫暖回憶,寄思於中日友好。

她回憶瞭當年公公曾幾次接受直木文學獎得主山崎豐子的采訪。當時山崎豐子正著手寫戰爭遺孤主題的長篇小說《大地之子》,而這位作者的婆婆正是一位日本遺孤,被中國養父母撫養成人後與作者的中國公公於上世紀80年代回到日本,兩人的兒子就是這位中國留學生在日本遇到的夫君。作者從公婆那裡聽說瞭很多關於中日間的往事,也聽說瞭兩國恢復邦交後日本新日鐵公司對寶鋼公司的支援等過往,因為她的公公就是當年兩傢公司合作時的翻譯人員。作者還回憶瞭自己與夫君舉行婚禮時還收到瞭山崎豐子寄來的廣辭苑詞典和賀信,信中山崎豐子寫道:“請為日中友好多多盡力”。作者在文末這樣寫,“三十多年過去,公婆和丈夫已不在人世,中日關系也已然沒有瞭當時的氛圍。回想往事,令人懷念,也令人悵惘。”

文章短小精悍,文脈清楚而有所表達。我不禁想知道這位中國作者的名字。不看還好,一看嚇一跳。作者竟是我們日本華文作傢協會的作傢會員杜海玲老師。和海玲老師在日華作協多有接觸,前幾天我們協會舉辦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本華文文學新發展”的會議上,海玲老師還全程負責瞭主持工作,她的隨筆和散文清新雋永,但在日本報紙上讀她的日語文章還是第一次,又通過文章知道瞭她的一些經歷,不禁感慨良多。


三島由紀夫文學紀念館

說到杜海玲老師主持的這次學術研討會,我在其中也經歷瞭一個涉關中日民間交往的溫暖故事,它顛覆我旅日30年對日本人的印象。這次活動,我們邀請瞭數十名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國內的著名作傢和學者來參會。研討會第二天,作為文學活動的一部分,計劃帶領大傢到富士山下山中湖附近的“三島由紀夫文學館”參觀。不巧的是,我們計劃參觀的日子正趕上休館日,無疑這將大大降低這次文學活動的內容水準。作為聯系人,我試著撥通瞭文學館的電話,向工作人員講明瞭緣由。沒想到對方將電話轉到瞭當地教育委員會,經過一番商量,我在電話裡聽到的結果竟是“為瞭中國作傢和學者不枉此行,特意在休息日實施特殊開放”。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我知道,日本是一個嚴守規范、從不會輕易改變規則的國傢。但這一次,卻為瞭遠道來訪的中國作傢們進行瞭如此特別的通融。整個過程中沒有送禮請客、沒有低三下四的請求,隻是幾分鐘靜靜的等待。10月28日,參會的中國作傢和學者得以如願以償,留下瞭富士山下有關文學的美好印象。大傢聽說瞭日方的特別照顧,臨行時對館內工作人員深深鞠躬表示謝意。

回到海玲老師的文章,正如她文中所表達,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間友好人士為促進兩國關系,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做出瞭不懈的努力。他們既包括山崎豐子這樣傾情傳達中國人民善良胸懷的日本著名作傢,也包括新日鐵等日本大公司向中國傳授技術的日本工作人員,包括海玲老師去世瞭的公公,他們默默承擔起中日間的翻譯橋梁,還包括三島由紀夫文學館工作人員這樣有良知的普通民眾。所有這些人,都是熱愛和平的人,他們不分國籍。

1984年山崎豐子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邀請,開始創作以戰爭遺孤為主題的小說《大地之子》。這部小說1995年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在日本播放,引起瞭日本社會的強烈反響,也掀起瞭日本社會對中國民眾的感激之情,大大促進瞭中日友好關系。筆者1994年留學日本,恰逢其時,充分感受到瞭當時日本民眾對我這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的熱情關懷和幫助。

與之相對,近年來中日關系江河日下。四川大地震、3・11大地震以及武漢疫情期間等中日人民互幫互助的溫暖故事宛如夢幻般一夜消失,彼此間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作為一名和“中日友好”同時代成長的七零後,我常常為近年的中日關系感到難過,同時也為那些罔顧事實、一味對中國污名化的日本報道感到憤慨,更為過去的日本政府罔顧兩國同為亞洲重要成員國、需彼此攜手合作才能促進地區安全穩定和繁榮的這一現實,一味追隨美國,令人感到失望。

希望石破茂政權能夠承諾首相就職講演時的決心,與中方全面推動戰略互惠,在各個層面與中方積極對話溝通,建立“建設性穩定關系”。這事關兩國國運和民生,也事關兩國友好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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