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前門地區的大江胡同裡，一座造型古樸的建築靜靜佇立，門頭匾額上，由知名物理化學傢盧嘉錫題寫的“臺灣會館”四個大字龍飛鳳舞，與一側金色牌匾上的“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相互呼應。立於簷下，仿佛看到一幅記錄百餘年京臺交流史的長卷徐徐展開，而新的故事仍在繼續……
近日，“統戰新語”實地探訪瞭北京臺灣會館。館中四合院內，臺灣會館的歷史、科舉制度在臺灣、在北京的臺灣人、京臺交流新篇章等四個單元構成的“中華魂·京臺情”常設展覽，讓大眾可以一睹百餘年來臺灣同胞愛國愛鄉的光榮歷史和他們在京生活的印跡。
臺灣會館東門。
臺灣會館北門。
會館是從明清遺留至今的特色人文景觀。北京的會館多由全國各地的在京士紳、官員等籌資或捐資設立，旨在供本鄉舉人赴京參加會試時棲身暫住，同時也作為在京鄉人聚會聯誼的場所。鄭成功收復臺灣後，科舉制度被移植到臺灣。清廷統一臺灣後，科舉制度在臺灣得到進一步發展，為方便臺灣舉人來京趕考，1890年前後臺灣官員和在京臺灣鄉紳購建臺灣會館，1905年科舉制度廢止後，這裡逐漸成為臺灣同胞在京城聚會、落腳的場所。 據文獻記載，北京曾有兩座會館專供臺灣鄉舉趕考居住。一是全臺會館，位於宣武門外後鐵廠胡同，現已不存在；另一處就是如今的臺灣會館，2009年臺灣會館在原址基礎上重新修建、擴建，將僅有540平方米的兩進四合院擴建為3800平方米地上、地下兩層的建築。
臺灣會館內景。
在瞭解歷史後，便可走進“科舉制度在臺灣”的展廳——臺灣會館的建立與科舉制度這一古代人才選拔機制關系緊密。 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清廷統一臺灣，翌年設立福建臺灣府，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在一府三縣先後設立儒學；自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年 ）開始，陸續有臺灣士子渡海到福州參加鄉試、到北京參加會試，在臺灣會館創建前，臺灣士子赴京趕考期間多棲身於福建各縣市會館。 經兩岸學者對現存史料多方考證，自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210年間臺灣共考中33名文進士，300多名文舉人。臺灣會館內展出的文獻資料及碑刻詳細記錄瞭33位臺灣進士的資料。
展廳內部。
這其中，三位進士的經歷別具代表性。 第一位是臺灣首位進士陳夢球，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二甲第三十一名。1683年施瑯率軍攻入澎湖，陳夢球之兄陳夢煒受鄭克塽之命上降表，陳氏兄弟被編入“正白旗”籍。 第二位是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丘逢甲。甲午戰爭後，他三次刺血上書，要求“拒倭守土”，是臺灣民眾反割臺鬥爭的主要發動者和組織者之一，他帶頭捐獻傢資、號召創辦義軍，任全臺義軍統領。丘逢甲還贊助“戊戌變法”，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鬥爭。1912年元旦，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是唯一的臺灣籍參議員。 第三位是清朝最後一位臺灣進士汪春源。1895年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正在北京趕考的臺籍舉人汪春源、羅秀惠、黃宗鼎與在京臺籍官員葉題雁、李清琦等多方奔走，率先上書都察院，力爭不可，由都察院代奏光緒皇帝，表示“全臺赤子誓不與倭人俱生”，此為“五人上書”，表達瞭臺灣同胞強烈反對割臺的決心和民意。此即臺灣人的“公車上書”。
展廳展板上，臺灣籍進士的故事清晰呈現。
“在北京的臺灣人”展廳內還有一件本不屬於臺灣會館的展品——一塊刻有“晉江邑館”的木牌匾，同樣引人註目。據介紹，19世紀末至20世紀，寶島被日本割占後，許多臺灣百姓搬至大陸生活，相當一部分北上京城；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臺胞心懷實業救國的理想，在京創辦實業……晉江邑館是其中不少人的落腳地。 創作《城南舊事》的臺灣作傢林海音全傢曾長期居住在晉江邑館，這塊牌匾之所以能保存下來，是因為當時林傢的一位傭人——王姓老太太將其帶回傢中當作床板。2010年臺灣會館再次重張之際，才將這塊牌匾購回。如今，這件曾見證臺胞林海音在京“舊事”的珍貴古董同樣放置於臺灣會館陳覽。
展出的“晉江邑館”牌匾。
在“京臺交流新篇章”展廳，展示著近10年來臺灣會館所舉辦的兩岸交流活動。每一張照片背後， 是一個個京臺交流的動人瞬間。同樣由盧嘉錫題寫的“臺胞之傢”四個字，道盡瞭兩岸親人間的情愫與衷腸。 自再次重張後，絡繹不絕的參觀來訪、異彩紛呈的文化交流、美輪美奐的各式展覽、精英薈萃的學術論壇以及溫馨動人的臺胞聚會讓臺灣會館熱鬧非凡。 史料展、書畫展、攝影展、工藝展、檜木展、時裝展……作為大陸民眾瞭解臺灣和臺灣民眾走進北京的窗口，臺灣會館在兩岸的知名度日益提升；臺灣會館還舉辦瞭多場學術研討會、報告會、講座等活動，並打造“臺灣會館論壇”品牌。會館的精神內涵和文化承載力得到進一步深化，逐步成為北京涉臺歷史文化研究基地。 未來，臺灣會館將始終作為“敘親情、聯鄉誼”的“臺胞之傢”，為促進兩岸同胞多角度、多層次、多領域交流搭建橋梁。
臺胞之傢匾額。
想瞭解更多關於北京臺灣會館的故事嗎？請親自打卡，推開大江胡同裡的那扇木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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