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卓爾樂爾小澤征爾，率萬千美妙音符，征服一眾耳朵；
悲兮痛兮大師去兮，攜一顆美麗心靈，去往永生天堂……
我們熱愛的小澤征爾
A
公元2024年2月6日，一代指揮大師、日本著名指揮傢小澤征爾，因心力衰竭在傢中逝世。按中國人虛歲紀年的習慣，出生於1935年的小澤征爾，享年90歲。
消息傳出的2月9日，正逢中國農歷春節除夕。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親友已為小澤征爾舉行瞭葬禮。
得知小澤先生辭世的消息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當夜發表瞭一份談話，他說：“我對小澤征爾先生的逝世表示誠摯的哀悼。他胸懷全球，跨越國界而感動世界。他是一位偉大的指揮傢，也是日本引以為豪的傳奇人物。”
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是小澤征爾交往多年的老友，他情深意切地說：“在音樂領域不斷挑戰新事物的小澤，正是日本信譽的象征。與音樂同樣吸引人的是小澤的人品。放眼全球，如此具有魅力的人如今並不多見。好想跟他說‘請再等一等’。”
英國伯明翰市交響樂團首席指揮山田和樹緬懷道：“如果沒有小澤先生，我們無法在世界開展活動。他作為日本人在無路之境開辟道路，奮戰至最後一刻。”
小澤征爾生前曾說：“音樂如此重要！世界上有的情感、氛圍、精神和意志，隻有音樂才能表達。音樂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B
小澤征爾是人類世界最頂尖的指揮傢，他站在世界樂壇金字塔塔尖。他是卡拉揚、伯恩斯坦、查爾斯·明希這三位指揮大師的真傳弟子；他是第一位活躍在歐美樂壇並獲得廣泛聲譽的亞洲指揮傢；他與印度的祖賓·梅塔、新加坡的朱輝一起，被譽為“三大東方指揮傢”。
青年小澤征爾
小澤征爾一生隻做好“指揮”這一件事。他的指揮事業，是典型的“四部曲”，可分為成長期、成就期、高潮期、尾聲期：
從1951年16歲考入東京桐朋學園，跟隨恩師齋藤秀雄學習指揮開始，至1964年以首次指揮倫敦交響樂團為標志，這是他茁壯成長的成長期。
從1965年30歲在加拿大多倫多交響樂團擔任瞭音樂指導與常任指揮起，至2002年卸任波士頓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是取得非凡成就的成就期。
從2002年元旦擔任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指揮、兼任維也納國傢歌劇院音樂總監開始，至2009年12月被查出患有食道癌為標志，是他指揮生涯的高潮期。
從2010年1月接受手術開始，75歲的小澤征爾璀璨人生和指揮事業進入不屈不撓的尾聲期，直至2024年2月6日迎來“休止符”。
小澤征爾的指揮，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無比迷人，他取得瞭世界級的非凡成就，先後榮獲瞭諸多榮譽。
在日本，他被選為日本文化功勞者，榮獲日本文化勛章，獲得每日藝術獎、三得利音樂獎、高松宮殿下紀念世界文化獎等諸多獎項。
在歐洲，他榮獲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勛章、奧地利一等十字勛章，獲得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授予的“名譽團員”稱號，被法國評論傢協會選為年度人物，獲得意大利阿皮亞蒂大獎、金百合獎等等。
在美國，他不僅獲得肯尼迪中心榮譽獎，而且摘得音樂界的最高榮譽——格萊美大獎。
小澤征爾被美國舊金山大學、哈佛大學和法國索邦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無數中國人，都在深切悼念“一生隻活在音樂裡”的偉大指揮傢、音樂傢小澤征爾先生。
C
曾經十多次來華訪問演出的小澤征爾，與中國有著特殊因緣。
1935年9月1日，小澤征爾在中國沈陽出生，彼時的沈陽還叫“奉天”。那一年是日本昭和十年，也是偽“大滿洲帝國”傀儡“皇帝”溥儀的所謂“康德”二年。
小澤征爾年輕時有本著作《指揮生涯——我的遊學隨筆》，早在1979年，中國音樂傢協會貴州分會就翻譯出版瞭；1981年4月，該書中譯本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書中《我的簡歷》裡，小澤征爾這樣敘述瞭傢庭背景：
我爸爸叫小澤開作，在我出生的前幾年，他在長春曾當過牙科醫生。可是隨著滿州事變（即“九一八”事變）的突然爆發，他停止瞭行醫，以一個協和會的創立委員的身份遷移到瞭沈陽。後來聽說他給我——他的第三個剛生下來的孩子，摘取瞭當時和我們傢有著深交的板垣征四郎的“征”、石原莞爾的“爾”，取瞭個“征爾”的名字。我出生後的第二年，由於爸爸又到北京去工作，我們傢也就搬到瞭北京。一直到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的前夕，我們才回到瞭東京。因此，我在進小學以前的所有回憶都是對北京的印象。（詳見該書上海文藝版第9頁）
需要說明的是，板垣征四郎曾是日本陸軍大將，二戰的甲級戰犯，1948年11月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石原莞爾則是陸軍中將，被稱為“日本第一兵傢”。當年他倆都是“九一八”事變主要策劃者之一，都是扶植偽滿傀儡政權的積極分子。
然而，這是歷史，取名字更是父輩的責任。
名字無非是名字。約在四十年前，年輕的我第一次接觸小澤征爾的名字，竟然錯看成“小征澤爾”，也不知何故。
知名旅日藝術傢湯曉東（東田龍）的鋼筆肖像作品——日本指揮傢小澤征爾像
與熱衷於戰爭的父親大不一樣，小澤征爾完全沒有受到自己名字的影響，他走上瞭音樂藝術之路、和平友好之路，對中國充滿瞭熱愛，中國也是他的故鄉，一生難舍中國情緣。
小澤征爾的母親也與他父親大不一樣，在《我的簡歷》中，小澤征爾這樣描述他的母親：“我那有著像櫻花的名字一樣可愛的媽媽是一個基督教徒，在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她就經常讓我們唱彌撒曲……”
小澤征爾母親的名字就叫櫻子。
母親辭世後，兄弟幾個帶著母親的部分骨灰，回到瞭北京住過的地方，在花壇種瞭櫻花，把母親的部分骨灰埋在櫻花樹下那溫暖的泥土中。
D
小澤征爾的童年，是在中國北京的四合院裡度過的。
那是京城很中心的位置——建國門新開路胡同69號院，著名的協和醫院和王府井就在西側。
小澤征爾出生次年，他們舉傢遷居北京，小澤在北京度過瞭孩提時代。在1941年6歲那年，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全傢匆忙回到日本。
童年的京城記憶是深刻的。胡同裡的鴿哨聲、四合院大門口的石門墩兒、玩伴們玩過的遊戲⋯⋯老北京的生活碎片，拼接成小澤征爾畢生無法忘懷的記憶。
“我的父母在中國結的婚，在中國度過他們的青春歲月。”小澤征爾的母親信仰基督教，常去的教會是北京煤渣胡同東口的基督教青年會，事實上，教會唱詩班的歌詠，成為瞭小澤征爾接觸西方音樂的啟蒙。
小澤征爾兄弟4個，都出生在中國，他是老三；大哥小澤克己，後來成為雕刻傢；二哥小澤俊夫，德國文學研究專傢；弟弟小澤幹雄，是演員和隨筆作傢。
童年時代就深植於骨子裡的“中國情結”，在小澤的心中，從來沒有變過。“十年浩劫”之後的1976年12月，那是一個冬天，小澤征爾終於有機會首次從日本回到中國，回到瞭闊別多年的北京，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瞭故居，還好，四合院的老房子還在，大門口的石獅子還是老物件——那個年代“變化不大”是特色。
有情懷且戀舊的小澤征爾，百感交集。要知道，1976年距離1936年他遷居北京，已經過去瞭整整40年。他父親也已經辭世。他特意帶著父親的遺像來到故居，完成父親“想再回中國看一眼”的遺願。
1979年3月，在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期間，小澤征爾（左一）與母親、弟弟小澤幹雄在新開路胡同69號院內合影。 [日]木之下晃 攝
1976年的中國，百廢待興。那時這裡沒有巴赫，沒有莫紮特，沒有貝多芬，沒有德沃夏克。小澤卻說，“我會再來的，我相信有一天會有機會在這裡指揮貝多芬！”
從那以後，小澤征爾到訪中國十幾次，一次次揮動他的指揮棒。每次抵京有時間他就要去探訪故居。母親健在時，他總是要帶著母親一起來，每場演出母親都是他的觀眾。1979年3月，在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期間，小澤征爾與母親、弟弟小澤幹雄來到新開路胡同69號院，日本著名攝影傢、為諸多指揮傢拍過經典照片、被譽為“世界古典音樂攝影第一人”的木之下晃，為他們拍攝瞭合影。
1994年5月7日，小澤征爾還陪同母親來到出生地遼寧沈陽和平區民主路209號。
2002年，是小澤征爾迎來人生和事業高潮的一年，對他而言有著特別的意義。這一年，他辭別任職30年的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到奧地利擔任維也納國傢歌劇院音樂總監。
2002年元旦，小澤征爾執棒維也納愛樂樂團新年音樂會。在金色大廳，在奏響《藍色多瑙河》之前，他讓樂團主要成員用不同的語言向全世界問候新年，而他自己最後用中文大聲而真誠地說出“新年好”，大大出乎中國樂迷的意料，真是感動瞭。
2002年維也納愛樂樂團新年音樂會，小澤征爾用中文問候“新年好”的視頻截圖
2002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小澤征爾受邀和日本著名的四季劇團合作，到北京演出著名歌劇《蝴蝶夫人》。然而，赴京前幾天，小澤征爾的母親不幸離世。他懷著悲痛，依然堅持來北京指揮《蝴蝶夫人》，他把母親的照片放在樂譜架上。
當年誰都沒想到，小澤征爾和弟弟帶來瞭母親的部分骨灰，重訪北京故居新開路胡同69號院，和老鄰居們一起，將骨灰埋在花壇裡……
2004年2月22日，小澤征爾第8次來中國，次日上午第一站就是重訪故居。面對大門口的石獅子，花白頭發的小澤動情地說：“記得小時候，我經常爬到這上面玩。”跨進老院子，走到花壇前，小澤變得沉重起來：“我母親要活著，今年96歲瞭。”說罷，他朝著花壇鞠瞭三個躬。告辭時，他送給每戶老鄰居一瓶五糧液，還有一張當晚人民大會堂演出的貴賓票。
2008年元旦，小澤征爾再一次回到這個大雜院，鳳凰衛視跟蹤拍攝，鏡頭裡，小澤征爾回憶起兒童時代在這裡和小朋友們一起玩遊戲，還找到瞭當年用真槍打出的三個彈孔；回憶起當年埋骨灰、栽櫻花的情景。
小澤征爾的中國情緣，濃得化不開。在《指揮生涯——我的遊學隨筆》一書中，小澤征爾直言：“我一半是中國人，一半是日本人。”
E
1941年，小澤征爾隨傢人離開中國回到日本不久，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開始。在《指揮生涯——我的遊學隨筆》中，小澤征爾記述瞭開始求學的階段：
太平洋戰爭期間我是在立川度過的。我目睹瞭當時頻繁的飛機轟炸和那機槍掃射的可怕情景。隨著戰爭的失敗，盡管爸爸也陷入瞭經濟的困境，然而對我們這些孩子一向所愛好的東西，卻一直還讓我們繼續學瞭下去。戰後又經過瞭幾年，他才重操舊業，又去當瞭牙科醫生。我開始向豐增升老師學習鋼琴的時候，也正是我們傢處於戰後最艱難的階段。雖然如此，父母親為瞭我的學習，從不曾讓我的手離開過鋼琴，如今回想起來真使我感激萬分。
……我媽媽不僅會唱各種彌撒曲，根據我的記憶，好像在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她就開始叫我們幾個弟兄在一起合唱。那時唱的似乎就是彌撒曲十一號，那是一支精煉、漂亮的曲子。我傢有兄弟四人，可以組成男聲四重唱……在成城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和同學們一道組織瞭一個唱彌撒曲的《城之音》合唱團，我最初的指揮生涯也就是從指揮這個合唱團開始的。
從我進瞭成城學園中學起，就開始跟豐增升老師學鋼琴，我在他身邊學瞭不少巴赫的作品。（詳見該書第9至10頁）
從唱彌撒曲開始，繼而指揮合唱團，同時學習鋼琴，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小澤征爾，與音樂有瞭不間斷的親密接觸。“我是極其樸素地從大自然當中，從全人類當中，或從漫長的歷史當中，感覺到其中蘊藏著的音樂。”這就是小澤征爾的音樂天賦。
當然，僅有天賦當然是不夠的，成長期離不開學習，而學習少不瞭老師。小澤征爾在一生不同的階段，遇到瞭不同卻最好的音樂老師：
首先是有信仰的母親，然後是鋼琴老師豐增升——小澤征爾和小澤幹雄兄弟聯合著有《鋼琴巨人豐增升》一書，是向豐增升老師致敬的。當年他傢所買的，是親戚便宜出讓的一架二手鋼琴，父親和大兒子、二兒子一起，從橫濱將鋼琴綁在手推車上，用瞭3天時間才拉回立川市的傢中。
沒想到，喜歡英式橄欖球的少年小澤，在一次球賽中折斷瞭兩根手指，也折斷瞭鋼琴傢的夢想，隻能轉而專心學指揮。這也真是因禍得福。
1952年，17歲的小澤進入齋藤秀雄參與開辦的桐朋學園。齋藤秀雄是日本著名指揮傢、大提琴演奏傢和音樂教育傢，也是小澤媽媽的遠親，他成為瞭把小澤送上音樂指揮舞臺的“造化之師”。
桐朋學園是短期大學——日本的短期大學相當於中國的大專，學制一般為2至3年。小澤征爾曾講到：“我上瞭四年高中、三年大學。先在成城讀瞭一年高一，到瞭桐朋又讀瞭一年。當時桐朋的音樂系還沒成立，我等瞭一整年。後來又在那兒上瞭兩年半大學……在那七年間，我一直擔任學生樂團的指揮。”
這位從桐朋學園畢業的“大專生”，在關鍵的人生十字路口，做出瞭最正確的選擇：到歐洲去遊學、去尋求發展機會！天賦很重要，運氣很重要，努力很重要，關鍵時刻方向和道路的選擇更重要；年輕的時候，一定要努力把事業打開，把格局打開。
小澤征爾指揮2002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唱片封面
然後就有瞭小澤帶著一輛摩托車、隻身乘坐遠洋貨輪去法國的佳話。那是富士重工贊助他的雛兔牌輕型摩托車。
“我天天騎著小摩托車，哼著歌，在巴黎的街上閑串。”有瞭這輛小摩托，青年小澤征爾更自由、更奔放，也更接地氣瞭：“逛街時，我註意到巴黎有不少婦女的內衣店。我隻要有時間就去轉轉，研究研究，店裡的人也許還以為我是為瞭研究女人的內衣到巴黎來的呢！想不到自從我騎小摩托車旅行以來，從來還沒有迷過路，哪怕是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隻要我想去，就憑著我的感覺，或許是充分發揮瞭靈感的緣故，我都能摸得到。”（詳見《指揮生涯——我的遊學隨筆》第41頁）
在巴黎時，小澤從來不進日本飯館，因為對他這個“窮小子”來講，日本飯館的價格都很高。在異國他鄉，小澤思念故鄉的滋味，媽媽從日本寄來包裹，裡頭有他喜歡的醃梅、紫菜、海膽醬、海帶卷，“我當時一口氣吃瞭十來個海帶卷”。
生在中國的他，對中國餐館可是很贊：“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比較優越，無論走到哪兒，都有中國餐館。反正，中國人經營的飯館遍及全世界，這好像是中國人那種堅韌不拔精神的一種說明。”（詳見第162頁）
在歐洲遊學，小澤征爾有瞭更多的發展機會。而機遇從來是給有準備的人的。1959年9月，24歲的小澤征爾參加法國貝桑松國際青年指揮大賽，斬獲冠軍，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日本人，從而一舉成名。
1960年，為瞭向“似有某種魔法”的卡拉揚學習指揮，他從巴黎趕到柏林，參加“向卡拉揚學習指揮的青年指揮比賽”。他以馬勒的《大地之歌》、羅西尼的《威廉•退爾》序曲作為考試的課題曲目，又獲得瞭第一名。之後有幾個月的時間，他從巴黎趕到柏林跟卡拉揚學習，從而得到瞭卡拉揚的親傳。
在中國，有個版本的小學四年級語文教材中，收有一篇《小澤征爾的判斷》的文章，有點意思：
日本的小澤征爾是世界上著名的音樂指揮傢。
在他成名以前，一次，他去歐洲參加指揮傢大賽。在決賽時，他被安排在最後一個出場。臺下坐滿瞭觀眾，他們大多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大師。評委會交給他一張樂譜。小澤征爾全神貫註地揮動著指揮棒，以世界一流指揮傢的風度，指揮著世界一流的樂隊演奏具有國際水平的樂曲。
演奏中，小澤征爾突然聽到樂曲中出現瞭一處不和諧的地方。他以為是樂隊演奏錯瞭，就指揮樂隊停下來重奏一次。但是，他仍覺得不自然。在場的作曲傢和評委都鄭重聲明樂譜沒有問題。面對幾百名國際音樂大師，小澤征爾考慮再三，堅信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不！一定是樂譜錯瞭！”他的喊聲剛落，評判臺上的評委們立即站起來報以熱烈的掌聲，祝賀他大賽奪魁。
原來，這是評委們精心設計的，目的是試探指揮傢是否能夠堅信自己的正確判斷。他們認為隻有具備這種素質的人，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的音樂指揮傢。前面的參賽者雖然也發現瞭問題，但是在國際音樂大師面前，都放棄瞭自己的意見。隻有小澤征爾不迷信權威，相信自己，果敢地做出正確的判斷，因而獲得瞭這次大賽的桂冠。
具體沒寫清楚小澤征爾在哪一次比賽中遇到這個事情，而這個故事在中國傳播廣泛，有的是以“給材料作文”的作文題出現。
不過，在那個時代，無論音樂大師有多少，他們主要活躍在歐美的音樂舞臺。
1960年，小澤征爾在美國伯克郡音樂節指揮比賽中奪冠，獲得以美籍俄羅斯指揮傢庫謝維茨基命名的大獎，成為瞭法國指揮大師查爾斯·明希的學生。1961年，通過選拔，小澤征爾成為瞭伯恩斯坦率領的紐約愛樂樂團的3位副指揮之一，成瞭伯恩斯坦的助手和學生。
在那個交響樂壇鮮見東方面孔的年代，來自日本的小澤征爾師從明希、卡拉揚、伯恩斯坦三位大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F
拜師學藝，並不容易。
在美國做伯恩斯坦的副指揮時期，有點類似於今天的“博士後”，學習、研究、實踐兼而有之，收入不高，生活不易。在與他的好友、日本著名作傢村上春樹的對談中，有講到；他們的對話，後來由村上春樹整理成一本書。
村上春樹熱愛音樂，他曾說：“我將聽音樂視為人生中至高無上的喜悅。我是從哪兒學會寫作的？答案就是音樂。”“愛運動看《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愛音樂就要看《與小澤征爾共度的午後音樂時光》。”在村上春樹的等身著作中，有一本比較特殊，那就是《與小澤征爾共度的午後音樂時光》（中譯本由劉名揚翻譯，南海出版公司2020年1月第1版），日本著名音樂傢坂本龍一和中國著名鋼琴傢郎朗都曾傾情推薦。而在更早一些的2014年，上海音樂出版社以《和小澤征爾先生談音樂》為題出版過這本書。
《與小澤征爾共度的午後音樂時光》中譯本封面
在《與小澤征爾共度的午後音樂時光》中，小澤對村上講到最初生活的艱難，在美國曾租住在“半地下室”：
我入行時還是單身，一周領一百美元，靠這種酬勞根本無法維持生計。婚後增加到瞭一百五十美元，手頭依然拮據。我在紐約總共住瞭兩年半，隻能租便宜的公寓棲身。記得第一套公寓月租是一百二十五美元，而且是半地下的。早上起床打開窗戶，就能從窗口看到行人的一雙雙腳。婚後加瞭薪，終於搬到瞭樓上。紐約的夏天熱得嚇人，公寓當然也沒有冷氣，晚上熱得睡不著，隻得到附近挑一傢最便宜的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電影院，在裡頭睡到天亮。當時住在百老匯街附近，電影院倒是不少。但每放完一部電影，就得離開座位去大廳，隻得每兩小時起身一次，在大廳裡閑晃打發時間。（詳見該書第96頁）
他沒有另外外出打工，主要時間都是用來研讀樂譜，他是三個副指揮裡頭最用功的一個。善良敦厚的小澤征爾甚至這樣想這樣做：“另外兩位副指揮，其他曲子由他們負責，但他們萬一碰上突發狀況呢？因此我連他們負責的部分也得研讀，時間怎麼都不夠用。”
小澤征爾曾經評價說“日本人是努力專傢”，其實他自己就是最勤奮最努力的人。“我憑著一股傻勁，朝著音樂這唯一的目標沖刺，除瞭音樂什麼也沒幹過。”
當然，大師的成長，並非都是一帆風順。在近現代歌劇發源地意大利，小澤征爾第一次出場指揮歌劇演出，就遭遇瞭“滑鐵盧”。
青年小澤初次在斯卡拉歌劇院登臺，與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意大利男著名歌唱傢帕瓦羅蒂合作，演出普契尼歌劇《托斯卡》，結果遭遇一片倒彩，集體爆出噓聲。人傢叫“帕瓦羅蒂”， 小澤則沒有“怕瓦落地”。在與村上春樹對談中，小澤征爾說：“我和帕瓦羅蒂是至交，那次他熱心地請我到米蘭演出。我很喜歡他，就這樣讓他說服瞭。當時卡拉揚老師非常反對，告訴我那等於自殺，還威脅說我真的會被人殺掉。”
村上春樹驚訝地問：“被誰殺掉？”小澤回答：“被觀眾。米蘭的觀眾是出瞭名的難討好。果然，起初我的確遭遇瞭一片倒彩。但那次公演一共演出七場，大概三天後，我忽然驚覺：咦？今天沒倒彩瞭？最後演出就這樣順利結束。”（詳見第212頁）
歌劇是近現代歐洲文化的精髓，一直都被視為最燦爛的文化遺產。2002年，小澤征爾接受主持人楊瀾訪談時說：“我喜愛歌劇。在美國的管弦樂隊當指揮是非常忙碌的。我有時一年能接一部歌劇，有時一年到頭也不能完成一部，時間太有限瞭。有機會去維也納專心做歌劇，這對我來說太棒瞭。在我去世前，我還要多指揮幾出歌劇。”
看到一段珍貴的黑白影像，那是60多年前的1962年，年輕的小澤征爾指揮紐約交響樂團，演繹莫紮特的傑出歌劇《費加羅婚禮》的一段。經典恒久遠，一曲永流傳。
2011年9月，小澤征爾原計劃來中國，在國傢大劇院指揮演出匈牙利作曲傢貝拉·巴托克的歌劇《藍胡子城堡》，但因上一年食道癌手術，不得不取消。癌癥也是一種老年病，身體上經受這樣的挫折，也是沒辦法的事。
為瞭表達歉意，小澤征爾在病中連夜錄瞭一段視頻給中國觀眾。其中第一句，就是用中文說：“真的對不起，下次我一定來中國！”在短短3分鐘裡，他說瞭7次“對不起”。最後，他誠懇地說：“希望下次再來，你們等著我！”
人生如歌歌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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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雄獅般”的長發，是小澤征爾重要的標志；指揮的時候，看起來“離開譜”，其實最不“離譜”。越到後來，小澤征爾越是刪繁就簡，指揮棒都不用瞭——沒有指揮棒，雙手就是最好的指揮棒。
小澤征爾始終把音樂放在第一位，渾身上下都洋溢著音樂。他善於運用他那“會說話”的雙手、富有表情的炯炯目光、看似誇張的動作帶動整個樂團，將音樂一下就推上去瞭，並且能使每位演奏傢發揮最大的潛力。
他的指揮，個性風格超越瞭技術技巧，既熱情洋溢又柔韌堅定，既激動張揚又簡潔明快，既灑脫大方又準確細膩，既突出節奏的鮮明清晰又註重音樂的旋律線條，極富形象化、色彩性和藝術感染力，扣人心弦。
他能準確把握不同風格的音樂作品，善於用自己的情感來揭示和重塑不同作曲傢的作品內容，準確捕捉到作品的微妙情感變化，“無論恬靜與激烈、纏綿與憤怒、詼諧與莊嚴、細膩與粗獷等情緒都能表達的恰如其分”；而且總是佈局清晰嚴謹，層次流暢細致，音色渲染如詩如畫。
作為音樂指揮史上的一位天才奇才，小澤征爾對待藝術的嚴肅認真、勤奮刻苦，是很多人都望塵莫及的；他為世界的指揮界帶來瞭不受歐洲傳統束縛的全新感受力，對樂壇和樂迷影響深遠。
作為樂團指揮，完全可以“將頭腦埋在總譜裡”，即“看譜指揮”，以防“離譜”；但小澤征爾不一樣，他總是要“把總譜埋在頭腦裡”，即“不看譜指揮”。
小澤征爾是數百年、幾億人當中才出一個的指揮天才。他擁有所有指揮傢最羨慕的天分——“照相記憶”，猶如把每一頁樂譜都拍下來存在自己的腦海裡，而不是零散地記憶一個個樂句。他說：“我能記憶每一頁樂譜，並在腦海中為自己翻譜。”
作為卡拉揚的弟子，就憑這一點，小澤征爾就可以被稱為“小卡拉揚”或“新卡拉揚”或“東方卡拉揚”。記得四十多年前我就看過報道，說卡拉揚能夠把600多部交響曲的總譜全部記在腦海裡，指揮演奏時用不著翻譜。
小澤征爾認為，“對指揮傢而言，記憶力遠不及理解力重要，畢竟隻要看著樂譜指揮就好”，但記下樂譜的好處是，演奏時有餘力與演奏者進行眼神交流，“尤其在演奏歌劇時，指揮傢邊看著歌手邊指揮，雙方便能用眼神確認和溝通”。
卡拉揚指揮得爐火純青，是可以“閉著眼睛指揮”的。小澤征爾與村上春樹對談時說到：“像卡拉揚老師分明暗自將譜背熟瞭，指揮時卻從頭到尾閉著雙眼。他最後一次指揮《玫瑰騎士》時，我就近觀察過，發現他從頭到尾眼睛都沒睜開。”
當然，指揮傢光憑天賦是不夠的，小澤征爾的努力遠遠超過他的天分。日本著名作曲傢武滿徹，曾在小澤征爾寓所住過一段時間，目睹瞭他的勤奮：“每天清晨四點鐘，小澤屋裡就亮起瞭燈，他開始讀總譜。真沒想到，他是如此用功。”
是的，小澤征爾從青年時代就養成晨讀的習慣，一直堅持不松懈。他說，“我是世界上起床最早的人之一，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常常已經讀瞭至少兩個小時的總譜或書籍。”
他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馬勒的《第九交響曲》，歷時一個半小時，指揮臺上放著樂譜，從頭到尾不曾打開，所有的音符都記在他的腦子裡。指揮臨近結束，一顆顆汗滴從頭上落下來。全場起立鼓掌，掌聲經久不息。
在與村上春樹對談中，他們就詳細談到研讀樂譜。指揮傢研讀樂譜，猶如書法傢研讀法書碑帖。小澤征爾說：“鉆研音樂時，我總是心無旁騖地研讀樂譜，隻思考音樂本身，不太思考其他問題。我唯一能依賴的，就是自己和音樂僅有的聯系……專註地讀著樂譜，音樂就會自然而然融入心中。”
村上春樹問：“這是否需要長時間集中精力？”小澤征爾回答：“是的。齋藤老師教過我們，必須秉持自己正在創作這首曲子的心態，專註地鉆研樂譜。”
還有山本直純老師也一樣，有一次山本老師叫小澤征爾去他傢，“我剛到，他就遞給我一份空白的五線譜，要我把上次練習過的貝多芬《第二交響曲》的樂譜從頭到尾填上去。”（詳見《與小澤征爾共度的午後音樂時光》第159至160頁）
小澤征爾也曾與日本著名作傢、思想傢大江健三郎對談，漢譯本《我們同年生：大江健三郎·小澤征爾對話錄》由鄒東來、朱春雨翻譯，文匯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開始於艱難，結果於輝煌，這是怎樣一個令人唏噓不已的過程呢？”在對談中，大江健三郎也認為小澤征爾是個“非常不可思議的人物”，“所有的曲子你都是記在腦子裡指揮的，這多麼不容易啊”。梅西昂的《阿西西的聖方濟各》是大型歌劇，要演六個鐘頭，把總譜都記在腦子裡，大江健三郎都感到非常吃驚。（詳見該書第128頁）
法國作曲傢梅西昂（1908-1992），對西方現代音樂有開創性的貢獻；他一生所寫的歌劇，隻有《阿西西的聖方濟各》一部。這部“信仰之作”，融入瞭作曲傢一貫的宗教哲學思想，合成瞭多種音樂與戲劇形式——如歌劇、神秘劇、清唱劇、基督會劇等，其一部的篇幅等於人傢三四部。
一絲不茍，孜孜以求。像小澤征爾一樣，把全部總譜印在腦子裡，世界上有幾個人能做得到呢？
藝術務本，本立而道生。
小澤征爾曾與紐約愛樂樂團、舊金山交響樂團、波士頓交響樂團、維也納國傢歌劇院等眾多享譽世界的藝術機構深度合作。尤其是從1973年起，他擔任波士頓交響樂團音樂總監長達29年；從2002年至2010年，又出任維也納國傢歌劇院音樂總監。總而言之，在音樂界，大傢都服他。音樂就是小澤征爾人生不可缺少的燃料。大師的藝術精神、藝術靈魂、藝術信仰，盡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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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澤征爾擁有一顆善良良善、美麗美好的心靈，讓人感佩。
奧地利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是我年年都要收看電視直播的音樂會。2002年，小澤征爾開始擔任維也納國傢歌劇院藝術總監；這一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是小澤征爾指揮的，金色大廳響起瞭金色的音樂。
也是從2002年1月1日開始，歐洲單一貨幣——歐元，正式開始流通；因此，金色大廳管風琴上掛出巨大的歐元標識，顯得格外醒目。
日本華僑報專欄作傢裡建，在《我和小澤征爾的一面之交》中，記敘瞭那次演出之前，在維也納一傢最高級的日本餐廳“雲海”接待小澤征爾的經歷。那時裡建暫時被借調到該餐廳，擔任副經理。
因為工作的原因，小澤征爾那天很晚才從瑞士蘇黎世飛來維也納。在夜裡臨近十一點的時候，小澤征爾終於走進瞭餐廳。那時餐廳已打烊，就他一個人來用餐，“他挑瞭一處餐廳最隱秘的角落坐下”，日本廚師長為他準備瞭他最喜歡的料理。“一個寬35厘米，長60厘米左右的托盤終於端上來瞭。看著滿盤多達近十種五顏六色的各式小碟，小澤征爾的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笑容。”
有個感人細節是：用餐中，在與負責接待他的裡建副經理寒暄之後，小澤征爾為自己“來晚瞭”特意欠身道歉。（詳見2022年12月22日日本華僑報網）
這就是謙遜低調、溫和親切、有著極高修養的小澤征爾。
郎朗則和小澤征爾一起吃過盒飯。2007年12月31日，剛開幕運營的國傢大劇院，迎來首場新年音樂會，小澤征爾與郎朗、薑建華等眾多音樂傢攜手登臺演出。小澤征爾辭世後，郎朗回憶起這次合作：“我還記得當時因為排練一天沒有出音樂廳，我和小澤征爾大師在國傢大劇院食堂一起吃的盒飯，他對藝術一絲不茍完美追求的精神，值得我們尊重與敬仰。”
郎朗的悼念文字很真摯：“感謝大師對我的幫助與提拔，曾經有幸和小澤征爾大師與柏林愛樂樂團合作《門德爾松第一鋼琴協奏曲》，與國交合作貝多芬C小調《合唱幻想曲》。”許多受惠於小澤征爾的人都是這樣的心聲：“小澤征爾是我有幸見過的最熱情、最善良、最慷慨的人之一。他是一位偉大的朋友、傑出的榜樣、模范音樂傢和領袖。他一直是我一生的靈感來源，我會深深地想念他。”
小澤征爾重情重義。1984年，為紀念恩師齋藤秀雄逝世10周年，他創建瞭齋藤紀念樂團。1992年，小澤征爾又創辦瞭松本齋藤紀念音樂節，以此向恩師致敬。
2008年12月，英國《留聲機》雜志邀請世界各地樂評人投票評選出“全球二十大樂團”，齋藤紀念樂團作為亞洲惟一代表名列第19位，一躍成為日本樂團之光；其評語曰：“這是一支令人興奮的樂團，是每年在深山中舉辦的松本齋藤紀念音樂節的駐節樂團……”從“齋藤紀念樂團”到“齋藤紀念音樂節”，足見小澤征爾忠於藝術，忠於人性，忠於情感。
而小澤征爾一次次回到中國，就是一次次感人的感恩之旅。這也印證瞭奧地利作曲傢馬勒的話：“音樂中最好的東西，在音符裡是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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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小澤征爾訪華史，就是一部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中國音樂發展史。
繼1976年歲末首訪之後，小澤征爾於1978年6月第二次訪問中國，指揮中央樂團演奏瞭兩場音樂會，地點分別在民族文化宮禮堂和首都體育館，尤其是在北京首都體育館的演出，數萬人觀看，盛況空前。
演出曲目不僅有在“文革”期間禁演的弦樂合奏《二泉映月》和《草原小姐妹》，也有法國作曲傢柏遼茲的《羅馬狂歡節序曲》、日本作曲傢小山清茂的《伐木歌》等外國樂曲。小澤征爾後來回憶說，“這些長年累月演奏革命樂曲的中國音樂傢，對演奏世界名曲的欲望其實非常強烈，這與我碰撞出瞭火花。這次經歷十分難忘！”
1978年，小澤征爾指揮中央樂團在首都體育館演出的老照片。
1979年1月，中美建交，鄧小平訪美，引起世界轟動。據《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記載：1月29日晚，鄧小平出席卡特舉行的歡迎宴會，“宴會結束後，在肯尼迪中心觀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舉辦的美國藝術傢的文藝表演，並發表簡短講話，指出：藝術是使各國人民增進瞭解、消除隔閡的最好的辦法”。（詳見該書第477頁）
就是在那個講話中，鄧小平宣佈，作為發展中美兩國文化交流的步驟之一，波士頓交響樂團將於3月份訪華。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3月15日，小澤征爾率領波士頓交響樂團，乘坐一架波音747，飛越太平洋，抵達中國上海。時任該團助理經理的彼得·蓋波後來回憶，這是第一架飛往中國的波音747，由於機身太高，當時不得不提前從香港用火車把舷梯運到上海，樂團才得以下瞭飛機。
小澤征爾成為中美建交後首位音樂使者，給禁錮多年的中國音樂界，送來瞭西方古典音樂的浩蕩春風。
波士頓交響樂團先在上海演出一場，隨後到北京演出瞭三場。在北京，先在紅塔禮堂演出瞭兩場，繼而到首都體育館演出一場。
始建於1953年的紅塔禮堂，也叫計委禮堂，屬於內部開會、放電影的禮堂，其實不屬於專業音樂廳，但音響效果較好。小澤征爾來紅塔禮堂“踩點”時，細心的他發現劇場的座椅都是木制的，中間的轉軸為金屬，觀眾一起一落會發出很大聲響。為瞭不影響演出，工作人員就對每張座椅動瞭“手術”，給金屬轉軸套上保護套。
3月17日在北京紅塔禮堂進行第一場演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宋慶齡親臨演出現場。據《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記載：“演出休息時接見團長小澤征爾等樂團主要負責人。指出：這是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以後美國第一個藝術團到中國訪問，表明中美兩國人民間的交往在日益增多，將有助於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瞭解和友誼。”（詳見該書第494頁）
這次接見留下瞭珍貴的合影照片，上面有鄧小平、宋慶齡、小澤征爾與小澤的母親，小澤征爾右手搭在鄧小平肩上，左手挽著宋慶齡的胳膊，大傢笑意盈盈、輕松愉快。
1979年3月17日，在北京紅塔禮堂的演出結束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左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宋慶齡（左四）與小澤征爾及其母親（左一）合影
在首都體育館演出的下半場，由波士頓交響樂團和中央樂團的全體217名樂手，合作演出瞭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上萬名觀眾為之轟動……
那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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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中文媒體尤其是網絡流行的說法——小澤征爾“跪著”聽《二泉映月》，這是錯誤的，是以訛傳訛。
正確的是：流著淚聽。
事情發生就在1978年，小澤征爾第二次來中國，在指揮中央樂團演出之後，受作曲傢、中央音樂學院教學負責人吳祖強邀請，訪問瞭中國最高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並且給學生做教學指導。中央音樂學院為此精心準備瞭幾個節目，其中17歲的薑建華有幸被選中，要為小澤征爾演奏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和日本民歌《櫻花》。
6月17日那天，小澤征爾來到瞭中央音樂學院，受到瞭師生們熱烈的歡迎。在簡單而熱鬧的歡迎儀式過後，小澤征爾被邀請到教學樓二樓207小教室，欣賞同學們為他準備的幾個小節目。薑建華最後出場表演二胡獨奏，她坐定之後，埋頭開始演奏《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是江蘇無錫盲藝人阿炳創作的二胡名曲。薑建華從小就拉這首曲子，為理解曲調背後的深意，她曾專門查閱阿炳的生平資料，造訪瞭無錫阿炳故地，反復聆聽1950年阿炳演奏的原聲錄音。
阿炳本名叫華彥鈞，傑出的中國民間音樂傢，人稱“瞎子阿炳”。他生於1892年7月9日，1950年12月辭世，私塾文化程度。因為父親是道士，所以阿炳在道教音樂中長大，有演奏二胡和作曲的天賦特長，中年後因眼疾失明，較長時間都以街頭賣藝為生。1950年他辭世前，二胡演奏傢、南京師范大學音樂系教授黎松壽與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楊蔭瀏等人來無錫，為阿炳錄音，從而錄下他演奏的珍貴的《二泉映月》《聽松》《寒春風曲》等作品。
阿炳留下的照片極少，在1947年“無錫縣國民身份證底冊”上，被發現他及妻子的照片都在其中，註明阿炳的職業是“演奏”。
在1947年“無錫縣國民身份證底冊”上的阿炳的照片
阿炳是草根盲人藝術傢，“人窮藝不窮”，《二泉映月》象征瞭自己一生的命運，憂民且憂世，溫柔又深情，寧靜而堅定，草根卻文雅，哀婉中有不屈，苦難中有抗爭，艱難中有希望……諸多情感相互交織，時而低回婉轉、如泣如訴，時而大開大闔、激越奔放……包括聆聽阿炳演奏的原聲，我不知聽過多少版本多少遍，在共情與共鳴中，時常聽得潸然淚下。
如果說“光”是自然界的本源性物質，那麼“聲”就是人類的本源物質，光讓人看見，聲讓人聽見，有“光”的音樂之聲，是人世間創造的最美好的聲音。阿炳是盲人，看不見“光”，卻能在黑暗中創作出這麼璀璨的樂音，可見苦難中有何等的倔強。
而薑建華每次演奏，都把自己當作阿炳，如入其境，如出其情。
當時奏曲過半，薑建華隱約聽到哭泣聲。她抬起頭，看到小澤征爾掩面而泣，她嚇瞭一跳。當她演奏結束，準備演奏第二首曲子《櫻花》時，小澤征爾上前激動地擁抱瞭她，說第二首不用演奏瞭。“沒想到兩根琴弦，就能奏出人生的喜怒哀樂。你拉的《二泉映月》讓我肝腸寸斷。”根據薑建華的轉述，小澤征爾對她說，“如果聽瞭這次演奏，昨天絕對不敢指揮這首曲目。因為沒有理解它，沒有資格指揮它。”
當天午後，薑建華突然接到學校通知，趕緊來二層教室，小澤征爾帶瞭日本NHK電視臺攝制組來，要再聽一遍《二泉映月》並進行錄像。
如今看到的影像資料，黑白照片中，小澤征爾左手掩面，流淚聽薑建華演奏《二泉映月》，他身旁、身後坐著中央音樂學院諸多師生及領導，包括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趙渢，這應該就是第一次聆聽演奏時的照片。
1978年，小澤征爾流淚聽薑建華演奏《二泉映月》，他左手邊坐著的是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趙渢
之後有彩色的攝像片段，左肩挎著一個小包的小澤征爾一人在聽薑建華的演奏，就是第二次帶瞭NHK電視臺攝像師所拍攝的，這段錄像後來被制作成紀錄片。
日本《朝日新聞》也做瞭相關報道，其中一個小標題就是《小澤先生感動的淚》。
多年之後，小澤征爾在一次采訪中提到，“不能說《二泉映月》是首傷感、悲涼的曲子，但是我卻淚流滿面。它有著積極的精神，這種感覺是發自內心的，不是外露的，是一種無形之中，全人類共通的情感。”
這個事後來在四十多年時間裡，被大量的中文媒體傳播為“小澤征爾跪著聽二胡演奏《二泉映月》”，這顯然是誇張與誤傳；為瞭突出《二泉映月》的傑出，媒體的表述添油加醋、以訛傳訛。
學者吳躍華對此作瞭認真的考證，發表調查論文《“音樂行為”文化誤讀的典型案例——小澤征爾“跪著聽”〈二泉映月〉的文獻調查與分析》（《民族藝術》2017年第4期），追根溯源，澄清事實。
據該文分析，最早報道小澤征爾“跪著聽”一說，發生在15年之後的1993年，在華彥鈞藝術成就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趙渢在致辭中提到，後載入1995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阿炳論》一書：
“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是，日本指揮傢小澤征爾在中央音樂學院第一次聽到用二胡演奏《二泉映月》時淚流滿面的情景，並且，以東方人所特有的那種虔誠態度說：這種音樂隻應該跪著聽。並且真的從椅子上順勢要跪下去。當我拉著他的手又把他扶在座位上之後，他又喃喃地向我說：‘如果我聽瞭這次演奏，我昨天絕對不敢指揮這個曲目，因為，我並沒有理解這首音樂，因此，我沒有資格指揮這個曲目’。”
其實，沒有任何照片與影像證明小澤征爾真的“跪下來”聽，薑建華在回憶時也沒有講到看到小澤征爾“跪下來”。常識判斷，作為指導老師身份前來的小澤征爾，在那麼多人面前，也不可能“跪下來聽”；而在演奏過程當中，也不可能插話說“要跪下來聽”，然後真的就“順勢跪下去”。
而隻能是演奏結束之後，在交流看法時，表達對《二泉映月》最崇高的尊敬；最大可能是，翻譯沒有準確表達小澤征爾的意思，翻譯成“《二泉映月》應該跪著聽”肯定是不對的，而應譯成“《二泉映月》應該正座聽”。
“跪著聽”和“正座聽”，可是霄壤之別。“正座”一詞，在日本語中，即雙腿跪地，上身挺拔，臀部坐在腳踝上，雙手規矩地放於雙膝上。《日本國語大辭典》的解釋是：“正確的坐，端坐。”表示在正式場合，很有誠意的、很莊重的一種坐法，如同“正襟危坐”。“正襟危坐”之意就是：整理好衣襟端正地坐著。
其實這種“席地而坐”的坐姿，源自中國古代，漢朝特別流行，因為那時還沒有椅子凳子。“正座”後傳入日本並成瞭傳統禮儀。日本現有坐姿：正座/端坐、割座/分腿坐、橫座/側身坐、胡座/盤腿坐、體育座/抱膝坐、長座/伸腿坐，等等，其中最正規的是“正座”。“正座”表面看是“跪座”，實際上並非中國文化中含有“致歉悔罪”之意的“下跪”。
所以感動落淚之後，小澤征爾表示應該“正座聽”，用嚴肅莊重的禮儀來表達對《二泉映月》的恭敬尊重，這才是正解。
弦為心聲。薑建華後來成為著名二胡演奏傢。1986年，已是中央音樂學院教師的25歲的薑建華，在小澤征爾的力邀下，做瞭一個重要的決定，遠赴日本，開啟瞭長達21年的旅日生涯，就是要讓二胡和世界接軌。她成為瞭職業演奏傢，觀眾大多是日本或是歐洲的朋友。每次和小澤征爾合作時，小澤先生都在舞臺上熱情洋溢地把她和二胡介紹給大傢。不僅僅是小澤征爾，坂本龍一也為二胡的流行做出瞭重要貢獻。1993年，薑建華開創性地在日本高崎藝術大學建立瞭中國二胡專業。
二胡的回響，情感的共鳴，綿綿不絕。
2023年1月，薑建華在日本與小澤征爾久別重逢，兩人都淚如泉湧。每個人都希望小澤先生身體健康，“努力加餐飯”。
2023年1月，薑建華在日本與小澤征爾久別重逢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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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提攜他人，小澤征爾視為己任。他曾說，“我想和中國人一起來培養真正的音樂傢，因為我出生在中國。”
1994年5月7日，小澤征爾陪同母親，來到出生地遼寧沈陽，此行目的是指揮遼寧交響樂團，上演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由於長時間的閉塞，當時的中國交響樂演奏員的水平與樂器，都與外國樂團有著巨大的差距。
排練就困難瞭。樂團團長後來回憶說：“第一天，在排練完第四樂章快板後，小澤的臉色驟然沉瞭下來，緊皺眉頭，低沉地自語道：怎麼會這樣？這樣的樂團怎麼去演出？忽然，他將指揮棒重重地敲瞭一下樂譜架後說：從明天起，我們進行個人演奏過關訓練。我當即懵瞭。這等於在說，每個人需要從基本功訓練起。這絕不是大師級指揮傢做的事。這時，等候在演練廳的地方官員要與他商量安排接見和宴請事宜，小澤一一謝絕。他說，我這次來隻有一個目的，就是送給沈陽市人民一臺滿意的交響樂。我不想見任何與音樂會無關的人。”
此後，每天訓練6個鐘頭……這是發自內心地要提攜中國的音樂人才。
在小澤征爾的引領下，中國的音樂傢帶著中國的音樂，一次次走出國門，一步步走向世界。在波士頓交響樂團首次訪華演出結束後，他邀請中央樂團鋼琴傢劉詩昆、琵琶演奏傢劉德海隨團赴美交流演出。劉詩昆和劉德海因此成為中美建交後，首次訪美的中國音樂傢。
1980年盛夏，小澤征爾又邀請薑建華、劉德海、韓中傑和揚琴演奏傢黃河，赴美參加坦格伍德音樂節，與波士頓交響樂團、舊金山交響樂團合作獻演。他們抵達美國時，小澤征爾親自接機。薑建華後來回憶說：“他給我們4個人租瞭一套大別墅，還請瞭一位司機專門接送，一位廚師給我們做飯，非常熱情。”
小澤征爾同樣重視培養中國年輕的指揮傢。當年在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就讀的陳佐湟，曾兩次參加小澤征爾舉辦的大師培訓班。後來，他不僅邀請陳佐湟到世界頂尖藝術學院——美國茱莉亞學院深造，還為陳佐湟落實瞭指導教授和獎學金。
在小澤征爾的幫助下，陳佐湟最終成為“文革”後中國第一批赴美留學的學生、第一位在海外學有所成的音樂藝術博士。後來成為中國國傢大劇院藝術總監、著名指揮傢的陳佐湟曾動情地說，“小澤征爾是我的恩師，雖然他不曾正式教過我，但是我的音樂生涯，因他而改變。”
在日本，小澤征爾於2000年6月創立瞭“小澤國際室內樂音樂塾”，目的就在於對年輕人的音樂教育培養。他說：“音樂究竟繁榮還是衰退，取決於年輕人能否在年輕時有機會接觸好音樂。我希望把畢生所得的音樂經驗傾囊而出，傳授給這些年輕而優秀的音樂傢。這就是我所勾畫的音樂塾的第一步。”
“音樂塾”不僅從日本選拔人才，還從中國大陸及臺灣挑選優秀的學生，赴日本完成短期的音樂集訓，並且免費提供食宿。2005年，40名中國學生進入“音樂塾”。這些二十來歲的學員，得到瞭獨有的沉浸式培訓體驗。此後每年都有中國學生跟隨小澤老師“入塾”，與日本的年輕音樂傢一起研究音樂，獲得更多與世界音樂交流、溝通的機會。
小澤征爾說：“中國的學生很有天分、也很有熱情，非常好。對音樂保有熱情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可以做的是，如果因為金錢而失去赴國外交流的機會，我們可以幫助他。盡量使他們克服各種困難，縮短他們邁入國際舞臺的距離。”
“音樂就是落日。落日隻有一個，但每個人，每一天，在每個不同的地方，看到和感受到的落日卻那麼不同。”他曾對學生說，“如果要找美麗的落日，就到音樂中去吧，美麗的音樂總是在的。”
小澤征爾一直是那麼純粹、堅定、專註、努力，培養年輕人也是如此。在與村上春樹的對話中，小澤征爾對年輕人的表現表示滿意：“這絕不是僥幸，而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成果。我們的面試一年比一年密集，教學也一年比一年充實。”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說，一個人生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強的時候發現瞭自己的使命。小澤征爾就是助力年輕音樂傢發現自己使命的人。
春風化雨，樂音化人。
年輕人成長瞭，自己卻老瞭，病瞭。
自從2010年進行食道癌大手術之後，各種疾患時不時前來打擾他。他說，“肚子裡裝滿瞭藥，身體裡都是抗生素”。但是，小澤征爾依舊堅定地活在自己熱愛的音樂世界裡，隻要體力允許，仍然上臺，到後來是“坐著指揮”。
2010年12月18日，75歲的小澤征爾重新登上美國紐約卡內基音樂廳的舞臺，指揮齋藤紀念樂團演奏近90分鐘，宣告自己重返世界音樂舞臺。他指揮的英國作曲傢本傑明·佈裡頓的《戰爭安魂曲》，是作曲傢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毀而重建的考文垂大教堂而作，“重建”之意，意味深長。演出結束，全場聽眾起立，長時間熱烈鼓掌。
那麼，他培養過的、指揮過的音樂傢們，拿什麼回報他呢？在他生日的時候，樂團會忽然奏響“祝你生日快樂”的曲子。小澤征爾坐在指揮臺的椅子上，踢動快樂的雙腳，開心極瞭，也可愛極瞭。
難忘2015年9月1日，小澤征爾80歲生日當天，在指揮齋藤紀念樂團演出結束時，鋼琴傢阿格裡奇與樂團及現場觀眾一起，為小澤征爾演奏並合唱“祝你生日快樂”，小澤征爾激動落淚……
“音樂可以連接人們的心靈，超越文字、邊界、宗教和政治。”小澤征爾曾說，“我希望通過音樂可以提醒我們，我們都是人類，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是精誠團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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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納天地，羸弱舉千鈞。
到瞭2022年11月23日，久未露面的小澤征爾大師，在長野縣松本市再度執棒齋藤紀念樂團，奏響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直播視頻，“沖破天際”，傳送給正在國際空間站工作的航天員若田光一，實現人類首次在太空中直播交響音樂會。
視頻中，87歲的小澤征爾形銷骨立，滿頭白發。他圍著紅圍巾，坐在輪椅上指揮。昔日那雙魔幻動感、“會跳芭蕾”的手，已無法大幅度揮動。一曲終瞭，現場掌聲經久不息，他不禁哽咽，幾度拭淚。
小澤征爾最後一次在中國亮相，是2009年4月。那一年，他以音樂總監的身份，率領“小澤音樂塾”造訪上海大劇院，滬上觀眾因此得見亞洲青年音樂傢的最高水平。
小澤征爾平生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時在2023年9月，他坐著輪椅，出現在他晚年傾註心血的松本音樂節演出的謝幕儀式上……
大江健三郎和小澤征爾對話時，談到瞭生死問題。小澤征爾說，“死對我而言可是很現實的問題”，“死死生生不息的”。（見《我們同年生：大江健三郎·小澤征爾對話錄》第98頁）
小澤征爾認為，藝術與人類的“生命”交會時，存在寂寥與悲傷，因為人終歸走向死亡的宿命，而音樂無疑擁有“迅速引出悲傷的要素”，因為音樂中存在悲傷，所以歡樂的音樂才會從悲傷中產生。
日本鐮倉時代的隨筆傢吉田兼好，在《徒然草》九十三段中，借書中人物之口寫道：“人皆不樂生，蓋不畏死也。實則人人懼死，隻是忘死期將近耳。能超生死之相，方可謂悟得真理。”由死以體悟生之愉悅，由生觀照死之降臨，生與死並非分離的關系，而是相即不離，死亡是日常化的，生時不能忘記求“道”，朝聞道夕死可矣。作為藝術大傢，小澤征爾以求得的藝術之道，超越瞭生死。
人間少瞭一位指揮大師，天堂多瞭一位音樂巨匠！
小澤創造瞭藝術的“大澤”，澤被後世。（作者系本報專欄作傢、香港新聞社日本分社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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