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系。”這六組重大關系既辯證統一又一脈相承,既著眼長遠又腳踏實地,充分體現瞭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是我們黨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深刻改變著中國,也深刻影響著世界。為瞭幫助廣大網友深刻理解這六組重大關系,在中央網信辦網絡傳播局指導和中國互聯網發展基金會支持下,中央黨校(國傢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中央黨校(國傢行政學院)國傢高端智庫與光明網聯合推出“理響中國·實踐新論|黨校公開課第九季”專題視頻。6位黨校教師結合自身經歷,以深入淺出的講述、鮮活生動的案例,系統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方法遵循。
本期由中共中央黨校(國傢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郇雷,解讀“如何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文字實錄】
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始終面臨著效率與公平的權衡。中國式現代化要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既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平,更好實現效率與公平相兼顧、相促進、相統一”。
經濟學傢經常把效率比作“做蛋糕”,把公平比作“分蛋糕”。實際上,“做蛋糕”和“分蛋糕”並不是矛盾的。
通常來說,“做大蛋糕”就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過程;“分好蛋糕”就是註重社會群體利益調節,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過程。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看,資本主義曾極大地促進和發展瞭社會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是,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並沒有解決也無法解決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裡茨的統計,在美國,“在過去30年裡,低工資人群,底層的90%群體,工資隻漲瞭大約15%,而上層的1%群體的工資卻漲瞭差不多150%,最上層的0.1% 群體的工資漲瞭300% 還更多。”斯蒂格裡茨由此指出,美國的民主已經演變成1%的富人所有、所治、所享的“金錢民主”。
如何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正確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簡單地說就是既要“把激勵搞對”,也要“把福利搞好”。“把激勵搞對”,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顯著提高,經濟社會活力競相迸發。2015年11月,北京運用激光定位、機器人焊接等高科技力量,43小時就完成瞭三元橋的“換橋手術”,讓國外網友驚呼不可思議。在抗擊疫情的“武漢保衛戰”中,我們僅用9天就建成火神山醫院,12天建成雷神山醫院,為保護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爭分奪秒。“把激勵搞對”,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瞭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我們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裡實現瞭西方國傢幾百年的工業化進程,中華民族迎來瞭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中國式現代化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把激勵搞對”的同時,也高度重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強調“把福利搞好”。“21世紀第一個10年,年均收入46500元;2021年,總收入141200元;轎車換瞭1輛,電視機換瞭2臺,電腦換瞭2臺,手機換瞭3部……”這是山東省棗莊市一位市民的傢庭“小賬本”,記錄著滿滿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也折射出經濟發展成果不斷惠及億萬人民。
當前,我國已經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教育普及水平實現歷史性跨越,基本養老保險覆蓋十億四千萬人,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穩定在百分之九十五。
中國式現代化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關系,破解經濟學界“哥德巴赫猜想”的秘訣是什麼?說到底,靠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比如說,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讓各種生產要素充分參與市場競爭,又通過財政政策、稅收制度、公共支出、轉移支付等制度,增強發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續性。比如說,我們在分配制度領域,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著力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比如說,我們創立瞭對口援助制度等具有中國特色的重要制度安排,促進瞭先富地區和後富地區的產業對接、要素流動和幹部交流。
1995年左右,我在上小學時,從課堂上、電視裡第一次聽說瞭“援藏幹部”這個詞,記住瞭“孔繁森”的名字。當時年少懵懂的我並不理解什麼是“援藏幹部”,一個山東人為什麼會犧牲在遙遠的、神秘的西藏。隨著知識的增長,我才搞清楚這是我們國傢的一項特殊制度安排——對口援助制度。
2014年8月,我跟隨單位組織的調研團隊,第一次來到瞭雪域高原,當時,我遇到很多“援藏幹部”。他們很興奮地跟我講,經過多年奮鬥,從拉薩到日喀則的火車馬上就要通車瞭,從拉薩到林芝的拉林高速也快建成瞭,我頓時感覺到一個個鮮活的“孔繁森形象”,理解瞭對口援助制度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許多農村地區在施行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時,農民將土地流轉給經濟合作社或一些企業發展規模性經濟,不僅提高瞭生產效率,而且一份土地收獲“多份利”,農民既可以得到土地流轉的基礎性收入,還可以從土地解放出來外出打工或經商,也可以通過土地流轉權獲得企業利潤分紅,真正實現農民“省力省心還賺錢”“種地打工兩不誤”“增產增收不丟地”,等等。
這些制度安排都實現瞭效率與公平相兼顧、相促進、相統一,達到瞭效率和公平兩翼齊飛、一體推進的政策效果,進而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地發展,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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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國傢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中央黨校(國傢行政學院)國傢高端智庫、光明網聯合出品
責編:李佳琦 編輯:嶽沛 來源:光明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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