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地時間10月23日，以色列已派遣地面部隊對加沙的哈馬斯目標進行瞭“有限襲擊”，全面地面戰一觸即發。戰爭勢必會給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帶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 聯合國在12日曾表示，加沙地帶有大約5萬名孕婦無法獲得基本的醫療服務，甚至無法獲得幹凈的水，其中5500名孕婦將在下月分娩。
數據顯示，長期被封鎖的加沙地帶，人口密度卻與倫敦相當。根據巴勒斯坦中央統計局的數據，50年時間內，這片貧瘠土地上的人口數量已增加6倍以上。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約旦河西岸及其他被占巴勒斯坦領土上。
戰亂之地為何會展現出驚人的人口爆炸？ 巴勒斯坦女性在人口增長中的真實角色是什麼？ 巴以沖突的陰影之下，巴勒斯坦女性所面臨的生育困境不僅僅是個人的苦難，更體現出各方勢力對女性權益忽視和侵犯的事實。鳳凰網《鳳凰大參考》節譯E-IR網站文章《被占巴勒斯坦的生育正義: 生命政治政策和經驗》 (Reproductive Justice in Occupied Palestine: Biopolitical Policies and Experience by Sanchita Aggarwal ) ，結合時事，以饗讀者。
核心提要
1. 巴以沖突中，巴勒斯坦婦女的子宮被嚴重政治化。以色列著力限制巴勒斯坦人口增長，將巴勒斯坦婦女的子宮視作“潛在的威脅”。與此同時，巴勒斯坦也試圖利用本國婦女的子宮，將其作為生產戰士的“軍事武器”，甚至圍繞“是否積極生育” 人為制造出“好巴勒斯坦婦女”與“壞巴勒斯坦婦女”的二分法。
2. 以色列在醫療資源、健康保險等政策方面苛待巴勒斯坦婦女。在很多情況下拒絕為巴勒斯坦婦女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導致婦女在分娩或墮胎時隻能自我用藥和手術。 同時，以色列還通過欺騙手段操縱巴勒斯坦婦女墮胎、對巴婦女進行強制絕育，導致巴婦女在以色列醫護人員面前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需求或進行安全的檢查。
3. 以色列還用軍事暴力手段幹擾巴勒斯坦婦女分娩，從而達到限制巴勒斯坦人口增長的目標。許多巴婦女在被迫穿過檢查站的途中承受遭遇軍事暴力的風險。相當一部分女性在穿越途中被迫在軍事檢查站分娩，其中有一半的嬰兒由於醫療資源不足而死亡。 此外，一些以色列政治傢還公開呼籲殺死巴勒斯坦婦女，以防止她們生育人口。
4. 另一方面，為瞭抵抗猶太復國主義，防止巴勒斯坦人口減少，巴勒斯坦人進行“親生育主義”（pro-natalist）運動，將“生育”作為抵抗侵略的策略，強制規定其為巴婦女的“職責”，而“拒絕生育”則被視為反民族主義的標志。 因此，盡管醫療資源短缺、缺少安全的分娩環境，巴勒斯坦婦女仍然被迫做出分娩的決策，將自身需求放在次要位置。
作者丨 Sanchita Aggarwal
翻譯、編輯丨李卓凡、劉錦恩
▎加沙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每一個醒來的清晨都意味著必須開始為生存而奮鬥。
這裡的暴力是多重的 ，除武裝襲擊之外，還包括嚴格的軍事監視、蕭條的經濟狀況、長期生活在恐懼中所承受的心理折磨等等。這裡的鬥爭是復雜的，殘酷的封鎖、壓迫性的治理和生存環境的動蕩使得這片土地上的許多不公被忽視。
巴勒斯坦女性在巴以沖突中遭受著雙重壓迫 。一方面，以色列的長期占領破壞瞭巴勒斯坦婦女的醫療保健渠道、帶來動蕩和恐慌，剝奪瞭她們的身體自主和生育自治權。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的抵抗運動中，巴勒斯坦婦女往往被迫做出“親生育主義”（pro-natalist）的選擇，以符合民族主義的計劃生育期待。在巴勒斯坦甚至圍繞“是否積極生育” 形成瞭“好巴勒斯坦婦女”與“壞巴勒斯坦婦女”的二分法——婦女被簡化為她們的子宮。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9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帶拉法，在以色列轟炸後，一名婦女站在一所嚴重受損的房子裡
巴勒斯坦孕婦：士兵故意朝我扔瞭三顆催淚彈
以色列的統治基於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旨在創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猶太國傢，並將該族群利益置於其他所有人之上。這種意識形態實踐的結果是視任何其他族群為威脅，認為他們需要被消滅。
在猶太復國主義浪潮下，巴勒斯坦婦女不僅因其族群身份而受到苛待，還因其生育能力被視為潛在的威脅——猶太復國主義者努力增加猶太人口，希望巴勒斯坦人的血脈消失。因此，以色列政府區別對待以色列猶太婦女和巴勒斯坦婦女，在預算分配、醫療保障、資源供給和健康保險等國傢政策方面排斥巴勒斯坦婦女，從而限制巴勒斯坦人口的增長。同時，一些以色列政治傢還公開呼籲殺死巴勒斯坦婦女，以防止她們生育巴勒斯坦人口。
▎以色列士兵和巴勒斯坦婦女。
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將婦女的子宮政治化，最終導致以血脈和生育能力為標準區隔不同族群的婦女，並危害巴勒斯坦婦女的生育健康和生命。
在約旦河西岸，婦女在分娩時遭受軍事暴力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許多巴勒斯坦婦女選擇在耶路撒冷生孩子，這樣孩子就能享受醫療保健、許可證和公民身份證的權利（總之，擁有更安全的生活）。
但這個過程並非毫無風險 ：懷孕的婦女必須穿越檢查站，並可能被迫在那裡分娩。在前往醫院的途中遭受暴力的情況也越來越常見。據報道，超過25%的巴勒斯坦婦女在懷孕期間曾經吸入催淚瓦斯。一位婦女報告稱，盡管她懇求士兵不要在街上投擲催淚彈，因為她懷孕瞭，但士兵故意朝她扔瞭三顆催淚彈。2000年至2005年間，約旦河西岸有將近70名婦女被迫在軍事檢查站分娩，其中有一半的嬰兒由於醫療資源不足而死亡。
▎一名女性裹上頭巾以防止吸入以色列軍隊投放的催淚彈氣體
除瞭分娩期間的幹擾之外，巴勒斯坦婦女通常也無法獲得醫療保健服務，包括生育保健和墮胎服務。 巴勒斯坦婦女越來越不信任以色列的醫護人員，她們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需求或進行安全的檢查。以色列醫院通常會鼓勵婦女墮胎，甚至常常謊稱胎兒有殘疾或異常，最終操縱婦女接受墮胎手術。一些婦女聲稱她們不相信以色列的醫學，因為“以色列機構不是我們的，他們隻是告訴巴勒斯坦人要墮胎，因為他們想擺脫我們”。以色列政府還被指控進行強制絕育。此外，在猶太復國主義框架下，拒絕為前往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婦女提供醫療保健服務，也被作為阻止婦女遷居的手段。這種拒絕導致婦女隻能進行自我用藥和手術，如分娩和墮胎，可能會危及自身和胎兒的生命。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9日，加沙城，一個正在擴建的墓地正在用推土機和新墳墓進行準備
這些政策與舉措無疑是一種生育壓迫。它們將婦女僅僅視為人口統計數字，並對她們造成傷害。隻要巴勒斯坦婦女的孩子被認為是一種威脅，她們就被剝奪瞭生殖權利。以色列軍隊和定居者可以對孕婦進行暴力侵害而不受懲罰，並破壞婦女安全獲得醫療保健的渠道。
被迫跨越隔離墻產子
“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
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並不是影響生育權利的唯一因素。有限的生育保健服務同樣影響著婦女決定是否分娩、在哪裡分娩、以及如何分娩。
2002年，一項研究顯示，以色列的占領大大減少瞭婦女獲得衛生服務的機會：產前和產後護理減少瞭五倍，不安全分娩（傢庭分娩，誘導分娩，在軍事檢查站分娩等）增加瞭十倍。這些限制包括許可證、圍墻、宵禁，以及加沙地帶的封鎖。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9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在以色列轟炸拉法省後，城市冒出濃煙
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後 （編者註：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政治傢沙龍（Ariel Sharon）前往被占領的耶路撒冷東區並登上聖殿山，此舉被巴勒斯坦方面看作是一種挑釁，從而引發瞭 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 ，生育保健服務的獲取變得更加困難。聯合國及其他人道主義組織不再被允許在宵禁期間進入巴勒斯坦被統治區域。許多公共衛生中心由於醫生因宵禁無法前來而不得不關閉，這進一步增加瞭傢庭分娩的數量，使婦女和兒童面臨更大風險。許多女性分享瞭她們的經歷：即使是在分娩後，她們的噩夢仍在繼續，因為她們因被拒絕入境而在檢查站失去瞭孩子。
▎以色列轟炸後，巴勒斯坦民防部隊的成員在建築物廢墟中尋找幸存者
在巴勒斯坦，許多傢庭的生育決策也受到占 領 背景下的社會經濟環境影響。 在經濟困難的重壓下，更多傢庭選擇減少或不再生育子女。 這既是由於無法承擔生育所需費用，也是為瞭確保已經出生的孩子擁有更多教育、食物等資源。
▎一名婦女走過加沙被摧毀的建築物廢墟
加沙的封鎖帶來獲取資源的困難。 基本必需品如水、食物和醫療用品被封鎖。再加上戰爭帶來的恐懼，巴勒斯坦人在那裡變得極度受限。2014年“保護邊疆行動”期間，六傢產科診所關閉，許多加沙醫院遭到損壞，醫生在手術期間通常會被以色列國防軍射擊，分娩死亡率和懷孕並發癥率增加瞭8％。 “無法安全分娩”，這不僅將一個人置於危險之中，而且經常迫使女性做出不再分娩的決定——害怕自己或孩子被殺成為生育決策的重要因素。因此，女性要麼沒有孩子，要麼很少生孩子，或者經常由於其他孩子被殺而生更多的孩子。
由於此類限制，墮胎問題也變得更加復雜。 女性隻能在以色列醫院進行墮胎手術，但由於隔離墻、檢查站和其他軍事機制的存在，隻有那些擁有進入耶路撒冷的許可證或居住在東耶路撒冷的婦女才能接受這些醫院的服務。這意味著大多數巴勒斯坦西岸的女性沒有安全的墮胎設施。在加沙，情況甚至更加糟糕。由於缺乏服務和封鎖，幾乎不可能進行墮胎手術。婦女不得不采取危險的自我/傢庭墮胎手術，經常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
▎一位巴勒斯坦婦女在加沙城的醫院抱著自己新出生的孩子
艾達（Aida）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巴勒斯坦女性，她在講述自己的經歷時談到瞭在以色列占領下婦女所不得不忍受的心理創傷：“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在如此緊張的情況下生孩子，需要趕公交車，同時又經歷劇烈宮縮的疼痛，知道我可能會在公交車上生孩子；我處於害怕、疼痛和真正的恐懼之中，默默地哭泣著。我想回傢生孩子，但是，孩子將沒有身份證明且不安全，一生都將是無根之人。隻有在那裡出生，她才能在他們的恐怖主義中生存。否則，她將像所有無法到達傢園的人一樣死亡，像你的身體死亡時一樣。我正在生產，但同時也在經歷死亡。我停止瞭生產，承諾未出生的孩子到醫院，並在耶路撒冷生下她。”
她的經歷顯示瞭生育自由如何受到政治氛圍的支配 ，並迫使巴勒斯坦婦女將自身需求放在次要位置。生育正義將生殖權利定義為保持身體自主、自主選擇是否要孩子以及在安全可持續的環境中撫養子女的權利。然而，在占領狀態下，這些權利都無法得到實現。
生育政治化：子宮是生產戰士的“軍事武器”
巴勒斯坦人為瞭生存不得不進行抵抗，而其中一種抵抗形式就是生育。為瞭抵抗猶太復國主義，防止巴勒斯坦人口減少，巴勒斯坦人進行“親生育主義”（pro-natalist）民族主義運動。
▎巴以隔離墻上畫滿瞭巴勒斯坦人和世界和平分子用於宣泄情緒的塗鴉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生育運動之間的區別在於， 後者是以色列統治的結果。巴勒斯坦人的生育是為瞭生存，是為瞭在人口上確保以色列不能建立一個多數派國傢 ，否則以色列的控制將更加牢固。
在“親生育主義”的影響下，巴勒斯坦婦女被期望“為民族生孩子”，她們被稱為“民族之母”。巴勒斯坦婦女被認為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之一，她們通常會生育10個以上孩子，她們的子宮常被稱為 “batin askari”——生產戰士的軍事武器。巴勒斯坦境內的抗議藝術也常常以懷孕的巴勒斯坦婦女為主要形象，象征著對以色列的抵抗。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9日，加沙城，以色列空襲後，一名女孩走在住宅樓的廢墟中
因此，巴勒斯坦政府的倡議、社區的期望和傢庭規劃傾向於將婦女的子宮政治化，並期望大量出生的民族主義者。這被視為她們的“職責”，而未能完成則被視為反民族主義的標志。許多婦女本人也將生育視為一種抗議的標志和參與民族主義運動的方式。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沒有這樣的抵抗需求，巴勒斯坦的生育率會是多少？繪畫、抗議歌曲和選舉活動都在美化巴勒斯坦婦女大量生育的形象。但理解女性需要承擔的責任、對自身生殖決策缺乏自由的代價——這個概念是否真的浪漫而美好？
婦女們被人們簡單地定義為生育工具。而生育是一項情感、經濟和終身的事業，無人應該因非生育原因而做出決定。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