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期中美官員互動頻繁，那麼未來1-2年中美關系走向如何？有哪些重要的時間節點？中美能否構建新的穩定關系框架？7月3日上午，在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達巍的主持下，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傑出研究員包道格（Douglas Paal）、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創始院長王緝思、美國歐亞集團主席克裡夫·庫普坎（Cliff Kupchan）、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在“第十一屆世界和平論壇分論壇——重構穩定的中美關系框架”上就如何穩定中美關系進行深度討論。《鳳凰大參考》特別編輯嘉賓發言，以饗讀者。
核心提要：
1.美方專傢包道格對中美關系抱有較低的期待。他認為美國、中國臺灣即將迎來的選舉周期，會對中美關系造成較大的影響。中美近期外交工作的重點應該是為9月的G20峰會和11月的APEC峰會國際會議奠定基礎，然而佈林肯訪華推遲至6月使得工作時間面臨壓縮。此外，包道格認為中美軍方認為應該保持直接接觸的渠道的開放，防止沖突的爆發。
2.中方專傢王緝思認為，當前中美關系的特點，第一是中美雙方都把對方看成是最大的外部威脅，兩國相同的一點是都不希望發生戰爭或者尖銳對抗；第二是中美在雙邊經濟關系中都把本國國傢安全考量放在第一位。他認為，中美關系自5月以來有瞭比較明顯的緩和，但根本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不能輕信美國對中美關系的保證，中美關系不會在最近一段時間內有所改善。如果從現在到G20峰會、APEC峰會中美兩國避免突發事件的出現，並且峰會取得一定的成果，明年的中美關系也許能夠避免“驚濤駭浪”。在臺灣問題上，中美分歧可能會激化。而在烏克蘭危機中，中美或許有合作的可能。此外，中美兩國在金融與財政方面應該加深合作，中美人文交流還可以繼續改善。小的進展仍然是可能的，氣氛的改善對雙方都是有益的。
3.美方專傢庫普坎認為，中美雙方都應該在對待緊張局勢時保持克制，尋求共同利益，同時也要考慮到大國競爭的國際背景。他認為，現在中美都是正在上升的大國，力量強大也就意味著有責任，但與冷戰時期相比，美蘇在管理緊張局勢方面比美中要好得多，現在的背景是非常危險的。庫普坎稱中美應該開放接觸渠道，特別是軍方渠道的開放，把核武器控制當作共同利益。中美要在南海問題、烏克蘭危機、臺灣問題上保持克制、管理競爭、突破僵局，在世界治理中互惠互利、保持合作，而不能等一次可怕的危機之後才進行中美合作。
4.中方專傢吳心伯認為，在華盛頓“反中”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拜登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政策調整是戰術上的，而非戰略框架的調整。中美就一系列雙邊關系的指導原則多次進行討論，但沒能達成一致。他認為，中美關系現在非常危險，都把對方視作最大的外部威脅，但兩國合作也是必要的，因此我們需要重構一個穩定的中美關系框架。拜登“四不一無意”的保證與中國無意取代或者挑戰美國及現在的國際秩序的保證，是雙方嚴肅探討雙邊關系的指導原則的基礎。他認為，為瞭重構穩定的中美關系框架，雙方應該達成和平共處的共識，設下生存性威脅的紅線，制定更加平衡的競爭與合作的議程，澄清雙方對國際秩序的規則的態度。但由於美國進入大選季，這些要求並不是短期內能夠實現的。
編輯丨侯逸超 李承遠
達巍（主持人）：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是如何穩定中美雙邊關系。從去年11月G20巴厘島峰會以來，我們一直致力於穩定雙邊關系。 但很明顯這一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今年2月的“氣球事件”中斷瞭這一進程。 幸運的是，現在我們想要恢復穩定雙邊關系的進程。王毅主任與美國總統國傢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會面後，美國國務卿佈林肯訪華，中美雙方有機會再一次穩定雙邊關系。但接下來幾個月應該如何行動？ 中美兩國是否真的可能通過談判建立一個“護欄”，也就是確立一個指導原則？我們應該如何把這些談判變為具體的政策？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穩定雙邊關系？明年，美國就將迎來大選年，我們又應該如何應對這關鍵的一年？
包道格：我對穩定的中美關系抱有較低的期望
包道格：非常感謝達巍，感謝主辦方清華大學。我與今天的嘉賓也已經認識很多年瞭，有瞭很好的友誼。在本次論壇討論一開始就應該承認，我對穩定的美中關系抱有比較低的期望。大傢應該都不驚奇，過去兩年兩國關系變得更加不穩定和不可預測，而且最近改變雙邊關系發展方向的努力基本上都是不成功的。
去年11月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在巴厘島的會晤給大傢帶來瞭希望，但卻沒有延續下去。如果此時穩定的雙邊關系是一座消失瞭的橋梁，那麼樂觀主義者甚至是現實主義者還能希望實現什麼樣的目標呢？對我來講，明智的做法是展望一系列事件發展和國傢利益交叉評估的情況。
首先是國內政治進程。中國已經完成瞭五年一次的共產黨代表大會的周期，似乎將延續黨的全會和相關的年度經濟政策、軍事政策的實施和調整的這種過去的模式，這表明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中國不太可能因為國際政治原因，而成為美陸臺政策三角中不穩定的根源。
美國正在準備它的四年一度的選舉周期，當前的政府就會壓縮政策創新的空間以利於它捍衛自己的政績，而反對派通常在這個時候會強化攻擊，以求取代現有政黨。值得註意的是，近幾十年以來，當前政府為瞭應對其他黨派的批評，捍衛其與中國以及其他敏感話題接觸的政績的傳統模式已經發生瞭變化，取而代之的是，現任政府和潛在競爭對手都競相展示出一個新的模式，他們對中國將會有非常強硬的態度。從表面上看，這表明未來一年半美方在美中關系上出現意外的可能性會增加。
美中關系最敏感的領域就是臺灣問題，大傢知道臺灣將在明年年初進行選舉，從現在到那時，臺灣的內部政府將越來越不穩定，因此就更加難以預測。臺灣將會成為一個不穩定的根源。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國際的時間表，就是每年各國領導人聚在一起參加多邊與雙邊會議的時間表，以解決和更好地管理一些棘手的問題。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14日，印度尼西亞，國傢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圖源：新華社
去年中美領導人在巴厘島的會晤帶來瞭穩定中美關系的承諾，我們期待著為不斷惡化的關系設置底線、增加“護欄”，以避免中美關系的惡化。但“氣球事件”改變瞭這個氣氛，至少推遲瞭巴厘島會議中官員們所提出的穩定中美雙邊關系的目標實現的時間。與我們討論相關的是，美國現在決定於11月舉辦APEC論壇，預計習主席將會參加，在此之前大傢普遍預測拜登總統和習主席將參加9月在印度新德裡舉行的G20會議，這可能會影響美國大選。就我的經驗來講，美中近期工作的重點應該是為這兩次國際會議奠定基礎，以證明美中有能力應對一些可能導致沖突的緊張局勢。
理想情況下，我們本來應該是在原定於2月佈林肯國務卿首次訪華的時候看到這些努力，但是後來他最終是在6月才能夠訪華，這個延誤就帶來瞭極高昂的代價：需要更快地跟進，把更多的工作壓縮到更短的時間裡。我認為目標不應該是為瞭接觸而接觸，也不應該掩蓋真正的利益沖突，相反，目標應該是滿足雙方最低的利益訴求，避免代價高昂的沖突，並解決雙方眼前利益及其他問題。
6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會見佈林肯。據新華社報道，雙方就中美關系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進行瞭全面、深入、坦誠和長時間的溝通。
當然，這些問題可能需要雙方都做出妥協。現在人們習慣性承認,我們在應對氣候變化、大流行和全球健康和全球債務、國際金融和宏觀經濟方面存在共同的國傢利益，佈林肯訪華之後美中都表示願意就這些議題進行討論。（美國國務卿）佈林肯、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與中國進行瞭數小時的會談，來討論其他敏感問題：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方表態為烏克蘭危機——編者註）到朝鮮問題，再到古巴問題。佈林肯訪華還表示，美國將會創建一個新的工作組，專門解決雙邊問題。2021年我們為這種較低級別的官方互動提供瞭典范和先例，由舍曼副國務卿發起，在謝鋒大使的監督下，我們解決瞭一些棘手的問題，其中包括孟晚舟的敏感案件。
官員們似乎再次準備好瞭解決簽證、航班的準入、芬太尼前體的出口（芬太尼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強效阿片類物質，主要用於臨床麻醉。——編者註） 、被拘留者的指控等等問題，後面這些問題從表面上看似乎屬於可以解決爭端的可控領域，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改善雙方領導人9月和11月可能舉行的會議的大氛圍。他們甚至可能會被鼓勵探索更多的談判領域，比如說貿易關稅和知識產權糾紛。但是我想保持謹慎，並保持較低的期望，因為這些問題本身很棘手，而即將到來的選舉季使得他們比平時會更加敏感。
2023年6月19日，北京，美國國務卿佈林肯在美駐華大使館舉行訪華記者會，60餘傢中外媒體現場出席。
最後還有軍事活動失控將兩國拖入意外沖突的可能性。佈林肯訪華之後，美國對去年8月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臺以來，兩國軍方的溝通渠道仍然處於暫停的狀態表示失望 （在6月的香格裡拉對話會上，中方代表何雷中將表示，中美兩軍之間的交往並沒有中斷。——編者註）。跟其他的互動領域不一樣，軍事領域會對領導人公開宣稱的避免災難性沖突的承諾產生直接影響。如果發生意外情況，兩國的軍隊都進入戒備緊張的狀態，我們的國傢和世界都需要采取措施來緩和局勢。雙方對於對方使用或不使用這些軍事渠道都有抱怨。
出於幫助穩定中美關系的目的，或者至少降低其中的危險性，我建議我們應該達成適度低水平的協議，也就是說雙方隻需同意保持現有的直接接觸渠道的開放，並在近期進行監控就可以瞭。如果發生瞭什麼事情，一方有重要的觀點要向另一方面提出，就可以直接提出。但這並不意味著指定的高級官員會回復另外一位指定的高級官員，盡管這麼做會更好，但至少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發出所需要的通報。因為我們討論的兩個國傢都是核大國，我們覺得有必要就演習、警告甚至是最終的軍備控制進行認真的討論，但是目前我們的目標是危機在迫在眉睫的時候，要做出最低限度的分擔關切的承諾。
展望未來，隨著潛在不穩定因素由於不同原因在不同地方或增或減，特別是在美國和（中國）臺灣即將迎來的選舉的影響下，領導人需要制定措施，防止事件演變成危機。因此我們近期有管理敏感問題的議程，以幫助限制損失。我認為這些都應該是可實現的目標，如果我們能夠實現最低限度的合作或者是至少不幹涉，那麼我相信我們可以開始邁向穩定之路。期待大傢的評論和批評，謝謝大傢的關註。
達巍：謝謝，非常感謝包道格講到瞭今後幾個月的時間表以及一些具體的措施。雖然他的期望值並不高，但是表明瞭這兩國可以采取什麼樣的措施來穩定雙邊關系，非常感謝。
王緝思：中美都將對方定位為最大的外部威脅
王緝思： 達巍剛才提到瞭去年11月份中美在巴厘島峰會取得瞭一定成果，兩國國傢元首決定要加強兩國官方的關系。 但是本來第一個動作應該是佈林肯國務卿原定在去年2月初到中國來進行訪問，但是這次訪問推遲瞭。大傢知道原因是“氣球事件”，我們不把它叫氣球，我們說是叫無人飛艇，美國人說它叫“偵查氣球”，這本身就已經有瞭分歧瞭。 中國認為美國過度反應，但美國人覺得這個反應還不夠強烈，特別是美國國內有很多人對中國所謂的“偵查氣球”有非常多的反感，所以佈林肯訪華就推遲瞭。
之後蔡英文到美國竄訪，她是到拉丁美洲訪問路過美國，會見瞭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和智庫的一些專傢。美方稱，對這次訪問做瞭一些限制或者說采取瞭一些行動。這次訪問總比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到臺灣去更好，但是中方還是不滿意這樣一個結果，所以中方在這個訪問之後也對蔡英文去的兩個單位進行瞭制裁，一個是哈德遜研究所，一個是裡根圖書館，在此之後又進行瞭一些軍事演習。總體來說，對蔡英文這次在美國的過境，中方的反應沒有像去年佩洛西到臺灣那麼強烈。
當地時間2023年2月1日，美國蒙大拿州比林斯，一隻中國無人飛艇因不可抗力進入美國。
我本人在4月中旬到瞭華盛頓跟美國的官員和一些智庫專傢進行瞭交流，瞭解到美國官方非常希望能夠恢復佈林肯國務卿計劃中的對中國的訪問。但是他們說，中方沒有積極的回應，或者說沒有回應，他們也很著急。後來5月10日到11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外辦主任王毅與美國國傢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進行瞭會晤。雙方同意繼續用好這一戰略性溝通渠道，也就是說這不是唯一的一次。這次仍然沒有提起佈林肯到中國的訪問。
後來在6月初新加坡舉行的香格裡拉對話，兩國國防部長有瞭見面的機會，但是中方沒有同意美方進行國防部長會晤的建議。我個人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方對我們的國防部長李尚福上將進行制裁，這個制裁並沒有取消，所以這個會晤是不可能的。但是兩個人仍然在宴會期間握手瞭，說明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進行國防部長的交往。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日，新加坡，第20屆香格裡拉對話會在新加坡香格裡拉酒店開幕。在出席歡迎晚宴的過程中，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右）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左）握手。
據報道，7月1日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向美國總統拜登遞交瞭國書。同時中美之間也有一些其他的交往，比如中國的商務部長王文濤在參加APEC貿易部長會議期間會見瞭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貿易代表戴琪等等。
6月4日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還有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高級主任貝莎蘭到北京訪問。我得到機會與他們見面，他們說他們正在為佈林肯國務卿訪華做準備。但是我仔細看中國的官方網站，外交部發言人說，“我們沒有消息可以告訴你們”。一直到美國國務卿訪問中國前一兩天才說到這個消息，而且沒有說中國邀請，說兩國政府商定他要來中國訪問。
所以我個人感覺中國對於佈林肯這次訪問中國的報道比較低調，也沒有太多的期待值，盡管如此中國國傢主席習近平還是會見瞭佈林肯，而且講到瞭中美關系要穩下來，能夠有平穩的發展，而且寄予一定的希望。
所以我感覺到今年5月份以來兩個國傢的官方關系比較有瞭明顯的緩和，但是正像包道格講的那樣，根本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我覺得中美之間存在一些根本的問題，比如兩國在各自的國傢戰略中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美國把中國看成什麼，中國把美國看成什麼。很清楚的是，美國一直把中國定位為最大的中長期的安全威脅和對美國領導地位的最大挑戰，而且美國人說中國是唯一有能力也有意願去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國傢。美國對中美關系的定位很清楚，就是把中美關系定位為戰略競爭。
2023年6月5日，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高級主任貝莎蘭訪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會見。
當然合作也有，但是在一些比較小的問題上。其實對美國來說也不小，對世界來說也不小，但是在中美關系中不占一個主要的位置，比如氣候變化、醫療衛生、商貿關系，這些都在繼續進行，但是美國對中美關系的定位已經清楚瞭。
我仔細研究中國方面的定位，沒有看到中國有一個對美關系的系統性說法，就是美國到底是什麼，中美關系是要怎麼定位。但是我個人認為中國實際上是把美國看成最大的外部威脅，而且這個威脅不僅僅是國傢安全方面，也是政治方面的。雖然美國經常說它不想改變中國的制度，但是美國的所作所為使我們很擔心：美國仍然在政治上對中國抱有很負面的看法。
現在中美對對方的戰略定位已經清晰瞭，我認為中國把美國看成是最大的外部威脅，美國也把中國看成是最大的外部威脅。兩國相同的一點是都不希望中美發生戰爭或者是尖銳的對抗，希望避免對抗，特別希望避免戰爭，這一點應該說是積極的。
另外中美關系的一個特點是在雙邊的經濟關系乃至雙邊其他關系中都把本國國傢安全考量放在第一位。美國在很多方面都說國傢安全，可能比商業關系更重要；中國也通過瞭各種各樣的會議，把國傢安全放在治國理政的首位。比如，5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一屆的國傢安全委員會的首次會議上指出，“要深刻認識國傢安全面臨的復雜嚴峻形勢”，“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在談到美國的時候，中外的觀察者都非常註意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3月6號的一篇講話，他在講話中說：“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急劇變化，不確定難預料因素顯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傢對我實施瞭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這個我認為已經說清楚瞭，就是美國對我國到底怎麼樣，應該怎麼看美國。
在佈林肯訪華前夕，美國國務院網站6月17日以中國街景為封面介紹此訪。 圖源：美國國務院
所以我們應該放棄對美國的幻想，如果美國還對中國做出戰略性的讓步或者其他的姿態，我們也絕對不能相信美國這些保證，比如“四不一無意”（即美方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不尋求強化同盟關系反對中國，不支持“臺獨”，無意同中國發生沖突對抗。——編者註），因為美國說這些話都沒有代表美國的實際政策。
這些大方面的判斷上中美雙方都沒有改變，因為中美關系的實質已經表明中美關系不會在最近一段時間內有所改善，而且對對方的看法基本上是負面的，即使改善也是一個氣氛上的暫時的緩和。我個人有一些擔心，任何一個突發事件，比如說“氣球事件”，都可能導致雙邊的關系又一次惡化，我們希望避免這樣的事件發生。
我認為，佈林肯訪華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今年11月份將在舊金山舉行的APEC首腦會議做鋪墊。在這個首腦會議上，也許中美兩國的最高領導人會坐在一起解決一些問題，或者是為未來中美關系定下一個基調。事實上，在此之前，在新德裡G20峰會上也有見面的機會，但是中國領導人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到美國的本土去瞭，11月份這一次在美方看來是一次機會。能不能從現在到9月，甚至到11月期間不發生影響兩國關系的突發事件，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即使有任何的事件出現，雙方是不是也可以避免特別激烈的爭論或者沖突，我認為這是我們可以期待的，也希望可以發生的。
如果峰會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明年的中美關系也許能夠避免驚濤駭浪。但是我並沒有特別強的信心，因為領導人講瞭“驚濤駭浪”，我們就不能不對驚濤駭浪有所準備。
包道格所提到的臺灣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中國來說是國傢利益核心中的核心，我們不希望臺灣問題朝著“臺獨”的方向走得更遠，我們也在密切註視著臺灣明年選舉可能發生的重要的變化。美國人經常說他們希望保持臺海的現狀，但是美國人也說，他們從中國人的講話中聽出瞭中國不希望保持分裂這種現狀，而是希望在統一祖國的方向上能夠有所進展，或者說有很重大的進展。於是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這種分歧將會在很長時間內不但繼續存在，而且有可能激化。因為中國肯定對“臺獨”勢力有更嚴厲的打擊，在統一祖國力度方面會加強，而美國還在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和提供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這是我比較大的擔憂。
6月3日，美國鐘雲號驅逐艦和加拿大蒙特利爾號護衛艦試圖穿越臺灣海峽，遭到解放軍“蘇州艦”攔截，美艦減速，這是外國軍艦穿臺海遭海軍攔截的典型案例。
再下面一點是烏克蘭的危機。我們把烏克蘭事件叫做烏克蘭危機，我們沒有講俄烏沖突，沒有講戰爭。中國是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危機的，但是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確實觀點是不太一樣的，美國認為俄羅斯在侵略烏克蘭，而中國不願意用侵略這樣的詞來定義這場沖突。中國希望勸和促談，領導層能夠坐下來談，能夠達成一個和平解決的方案，但是看來這個和平解決的方案還很遠，不是很快可以解決的。兩國在這個方面是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但是美國還在指責中國可能對俄羅斯提供實質性的支持。
在俄羅斯問題和臺灣問題之外，還有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我個人去年到現在有三次去美國，我覺得都還是挺順利的，雖然也有一些不太高興的事情，但是總體來說雙方的人文交流還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可是有一些很具體的問題需要解決。剛才我問現場兩位美國朋友是不是直接從美國飛過來的，一位說是從臺北飛過來的，一位說是從迪拜飛過來的，為什麼不直接從美國回到中國或者中國直接飛到美國，這不僅僅是技術性的問題，這裡面有還有政治障礙，美國人心理上也會有一些顧慮。我們去美國或者是與美國學者交流的時候也是有顧慮的，也是覺得有技術上的顧慮，也有政治上希望他們能夠改變的想法。
這些就是我現在對中美關系的看法，總體來說我跟包道格想法比較一致，就是說大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可是小的進展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氣氛的改善對於雙邊都是有好處的，我期待未來有更多的改善，謝謝。
達巍：謝謝王老師，我似乎還是第一次聽一位中國學者認為，中美兩國現在互視對方為最大的外部威脅，我可能也同意，但是我是第一次聽到。
庫普坎：不能等一次可怕的危機之後才進行中美合作
庫普坎：我同意包道格所講的，但是我有一些不同的觀點要指出。首先，我們都同意，目標很簡單，就是雙方都在對待緊張局勢上保持克制。因為大傢都不想隻付出不獲得，所以雙方應該制定一些簡單的可以實現的目標。第二級的目標就是尋求共同利益。美中之間共同利益確實是存在的，我覺得我們應該幫助找出這些共同利益，就是說美中關系要有一個目標管理，這些應該是我們努力實現的公約數。
我更加關切的，首先是雙邊關系的背景，我們看到瞭大國競爭在現在歷史中的發生，大國競爭就有點像是重力，不是說你支持或者是反對，甚至說是可以評論的，它就是自然發生的。
另外一點，我想說的是，人們經常會說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即上升的新興大國與現存強國之間由於不信任而走向戰爭。——編者註），但我覺得我們現在有兩個上升的大國。但是今天在政治科學領域，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有很大的差異，原因在於，一是核武器，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都不想卷入戰爭。
1962年11月12日，美國偵察機拍攝運載導彈的蘇聯貨船FIZIK KURCHATOV離開古巴。
與冷戰時期對比來看，冷戰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局勢，但我覺得美蘇在管理緊張局勢方面比美中要好得多。我們現在應該開放接觸的渠道，把核武器控制當作共同利益來對待。我認為我們現在的背景是非常危險的。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發生，那時候我才剛剛有政治意識。我記得我母親告訴我，我們可能與蘇聯進行核戰爭，對此我記憶猶新。因為有核武器，我這一代人就是伴隨著核武器長大的，這是很可怕的，但是最終卻導致瞭很多的合作，就是美蘇之間進行瞭很多合作，兩個國傢建立瞭熱線，而且進行瞭非常嚴肅的軍控談判，簽署瞭實現戰略穩定的協議。我們看到這些都應該感到謙遜，因為危機帶來瞭合作。歷史告訴我們，往往是需要一個悲劇才能夠帶來合作。聯合國，還有佈雷頓森林體系都是因為二戰才成立的。歐洲的團結和合作也是大國合作的一個典范。歐洲合作為什麼會發生，就是因為懼怕再一次“拿破侖戰爭”的可怕的後果。
我們還需要等一個可怕的危機和悲劇之後才能夠進行中美合作嗎？我希望不是這樣，我覺得我們需要從我們的外交史中瞭解一下到底今天發生瞭一些什麼。
接下來，我講一下現在的僵局。確實在中美之間是存在一個僵局，因為我們雙邊做得都不好。我覺得管理競爭非常重要，這應該是雙方的目標。拜登他們在臺灣海峽部署軍事力量。美國的立場是美國的政策和軍事活動應該符合國際法。美國說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們做的是符合國際法的，因為這是屬於國際水域，國際空域（人民網指出，美“航行自由計劃”挑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立的國際海洋法秩序，是違反國際法的霸權行徑。——編者註）。但是我們都知道在南海，在5月26號有一次幾乎發生沖突的情況，還有6月3號，這都表明我們需要高級別而不是低級別的軍事渠道的對話。但是中方拒絕瞭，所以現在就沒有，已經有一段時間是暫停的瞭（在6月的香格裡拉對話會上，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中方代表何雷中將等都明確表示，中美兩軍之間的交往並沒有中斷。——編者註）。
2023年6月6日，美日菲三邊海岸警衛隊演習中，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巡邏艦“加佈裡埃拉·希朗”號(左)和美國海岸警衛隊“斯特拉頓”號巡邏艇(右)在南海進行演習。
我也理解中方的立場，和平共處、共贏和互相尊重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這與美國的準則也差不多。中國認為在戰略競爭中，美國和中國都不可能最終取得勝利，也許是這樣的。中國認為美方的行為加劇瞭現在的緊張局勢，但中國擯棄瞭這個區域軍事活動的規則的制定，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會加劇現在的局勢。
我非常擔心的另外一點就是，我不知道目前的情況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中國政府和私營企業是否提供瞭致命性武器給俄羅斯（針對美方不斷散佈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援助的信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月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一直積極勸和促談，推動政治解決危機。美方無權對中俄關系指手畫腳，我們絕不接受美方的脅迫施壓。”——編者註）。如果真正提供瞭致命武器援助給俄羅斯政府的話，我覺得這個世界情況就不一樣瞭，那將會是美國的主要或者是第二制裁對象就是針對中國的大型國企和銀行瞭。現在的商業界、企業界的圖景跟以前是非常不一樣瞭，但我認為2023年暫時還不會出什麼大事。臺灣地區領導人還被允許過境訪問，另外還有G20的會議，還有11月份的會議，這不僅僅是領導人的見面，當美國政府要舉行峰會時，其他的事情一切就會像停下來一樣，所以我覺得這之後可能從今年11月到明年5月會出問題。我們都知道臺灣選舉的時間，明年5月份臺灣地區領導人會上臺，他就會提出他的海峽政策。就我所知道的賴清德就有很強的競爭力，他支持“臺獨”，也許是事實上的，不是法理上的，但這對中國大陸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關切，這也是一個大的紅線，我們都知道這一點。我覺得美國必須要特別的謹慎，避免支持任何的選舉人，我希望美國能認識到這一點。
臺灣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目前是國民黨侯友宜、民進黨賴清德、民眾黨柯文哲激烈競爭。圖自TVBS
另外在這個期間還可能會出現軍事上的緊張局勢的升級，我想我們都認識到瞭這一點，所以我們需要軍方渠道的開放。我們需要很好管理與中國的競爭，制定什麼指導原則，比如說和平共處等等。我希望這個工作組，也就是剛才包道格所講的工作組，能夠正式化，使得美國、中國的政策管理能夠更好地進行協調。當然這個名字也許並不是那麼特別的好聽，但是我們應該有互惠的政策。
還有中東地區，美國實際上對中國促進瞭沙特伊朗的和解持正面看法，這是中東類似的第一個不是由美國促成的協議，美國政府是歡迎這一點的。現在還需要一些會議來進一步討論如何穩定中東。還有就是債務緩解的問題，這應該比較容易，比如說非洲和亞洲國傢需要債務緩解，特別是在疫情後的時期。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實現政治上的穩定。我覺得現在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及時的、更加透明的中國的參與，以規則為基礎，給這些身陷債務的國傢提供債務的減緩。贊比亞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還有很多國傢的債務我們可以努力。比如說斯裡蘭卡，斯裡蘭卡經過瞭幾個月不穩定的情況，現在對於中國也是有機會的。因為現在這些債務減緩的項目是遠不夠的，如果中國能夠參與的話，是可以起到很大的幫助的。
另外關於人工智能我也花瞭很多時間在研究，我覺得要有比較高級別的關於人工智能發展的一些探討，包括共同的透明度，而且還有人工智能的網絡。中美雙方現在開始投資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應用，而且投資非常多。之後就有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如果一方要想打破這個技術的一些限制，另外一方也會傾向於首先發起攻擊。我認為人工智能應該是排在前期雙方要探討的一個話題。
總結一下，以這些話題為基礎，我們可以取得一些進展，它會打開一個渠道，當前的局勢經過一些包括在臺灣、南海等問題上建立互相信任的措施之後才能夠好轉，謝謝。
達巍：謝謝庫普坎。尤其是感謝您提出瞭一些潛在的解決方案，一些在雙邊的問題之外的區域的問題，比如說非洲、中東或者是其他一些戰略性的問題，比如說你提到人工智能穩定性的問題，你說的沒錯，確實有必要提醒我們。其實我們作為人，要避免核戰爭，比如說像古巴的導彈危機再發生的話，我們可不能再等著再一次悲劇發生之後再去合作。
吳心伯：中美關系現在處在非常危險、非常令人擔心的情況
吳心伯：我分享一下關於當前中美關系的看法，試圖回答一下今天這個討論提出的問題，即是否能夠建立一個新的中美之間關系的框架。首先最主要的一點是，現在在美國尤其是在華盛頓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反華”聯盟，這是兩黨共有的，包括政府層級的、智庫、戰略社區的。現在美國民主黨派人士在政治方面也是會就中國問題攻擊共和黨，共和黨也會反過來做同樣的事情，所以“反華”現在在美國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我們使館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試圖聯系美國的政府的官員，智庫的人員和企業界的領袖，每提出10次邀請隻有2次會得到回復，甚至這兩次回復都是拒絕的回復，也就是說對方不願意跟他們見面。現在在華盛頓很容易會因為公開代表中國而被批評，如果和中國有關系就會受到批評。所以就很容易讓人想到50年代那種氛圍。（50年代，美國參議員麥卡錫掀起瞭反共浪潮，迫害多位美國左翼人士，對美國的內政外交產生極大損害。被稱為“麥卡錫主義”。——編者註）
我自己在華盛頓工作生活過幾年，而且是在不同的階段，但是這是第一次我發現華盛頓對中國的氛圍是非常有毒的、非常不友好的，這個是我最主要的當前的關切。
我的第二點觀察是，拜登政府在中國政府方面的調整是戰術上的。我們已經觀察到，從去年11月份開始，拜登政府試圖推動更高層級和中國的交流，在4月份的時候，國傢安全顧問沙利文和耶倫財長關於中國發表瞭兩個演講，這兩個演講很重要，我們還要再去觀察看看這些演講當中提到的是否可以真的轉變為現實還是僅僅隻是措辭。
2023年7月8日，北京，美國財長珍妮特·耶倫（前排左二）會見中方領導人。
我的判斷是，拜登的中國政策從去年秋天以來的調整是基於這樣一種考慮，就是要避免和中國發生沖突。因為雙邊的關系自從佩洛西竄訪臺灣之後就已經很差瞭，同時拜登政府希望中國和美國在一些美國關切的問題上合作，比如說氣候變化和宏觀經濟的問題。同時這也是對企業界所施加的壓力的回應，美國的企業界想要看到更加正常的與中國的經濟關系。但關於中美政策並沒有什麼新的戰略框架，隻不過是戰術上面的一些調整，這是我的第二點觀察。
第三點，去年11月份，習主席和拜登總統在巴厘島見面，他們達成瞭共識。共識是什麼呢，就是要重新開始兩國的高級別的交流進程，我們將會有更多內閣級別的雙方官員的訪問。這個是當時達成的共識。這個共識並不是關於中美關系目標的共識。在兩國領導人在巴厘島峰會之前中國和美國有八輪討論，討論的是中美關系的指導原則，但是雙方並沒有就這一問題達成共識。在佈林肯訪華之前中國又再一次試圖與美國談判，試圖就一系列中美關系的指導原則達成共識，但又一次沒有達成協定。
所以這就是當前的中美關系的現狀，總體上，美國尤其是華盛頓的對於中國的政治氛圍是非常糟糕的。拜登政府也做瞭一些關於中國政策的調整，但這隻是戰術方面的調整，雙方也贊同在未來的幾個月要建立一個進程，但是關於中美關系最終的目標並沒有達成共識。
特朗普（資料圖）
接下來我回答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能夠重構一個穩定的中美關系框架。問題在於，首先這是不是我們想要的？第二這是不是可行？我認為這是雙方想要的，因為中美關系確實現在處在非常危險、非常令人擔心的情況。美國非常清楚地將中國界定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甚至是從特朗普到拜登期間都是這樣，關於中國我贊同王教授剛才的觀點，中國也把美國當成中國最主要的外部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的威脅，這個是現實。
但是另一方面，雙方並不希望完全切斷經濟方面的交往，並不希望出現完全的兩國經濟的脫鉤，雙方也並不希望真的進入到一個外交沖突的狀態。因為彼此確實還在很多的國際和全球的問題上需要對方合作。同時雙方也並不希望進入到軍事方面，包括臺灣海峽和南海方面軍隊直接對抗，因為這樣的結果是非常災難性的，所以這就要求我們重構一個框架來管理當前非常有挑戰的，也是非常復雜的雙邊關系。
實際上，我覺得我們是有一些基礎的，在這些基礎之上來思考一下這個框架。去年11月份習主席和拜登總統見面時，試圖澄清中國的意圖，講到中國並無意圖取代或者挑戰美國，中國並沒有意圖推翻當前的國際秩序。拜登反過來也是想向習主席保證，拜登提出瞭“四不一無意”——美國沒有意圖改變中國的政治體系，沒有意圖和盟友一起聯手對付中國，沒有意圖支持臺灣獨立，沒有意圖和中國發起冷戰式的沖突。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保證就是一個雙方進行嚴肅探討的基礎，可以嚴肅地探討一下關於雙邊關系的指導原則。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開始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
這個框架應該是怎麼樣的框架，我來提三點建議。
首先，我認為雙方應該講清楚，也就是和平共處的關系。中國一直倡導和平共處，美國在以前並沒有做出什麼回應，但是在佈林肯訪華之後美方也開始在討論與中國的和平共處，這個很好。如果我們能夠就中美長期的和平共處這個目標達成一致的意見的話，我們就要探討怎麼能夠保證雙方的關系是既有競爭同時又是和平共處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設下紅線，也就是說不要對對方帶來生存性的威脅，對中國來講最重要的首先就是臺灣問題。臺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系的一道紅線，從70年代尼克松訪華以來就一直如此。
第二個建議，應該制定一個更加平衡的競爭和合作的議程。從特朗普到拜登政府期間，華盛頓太過於強調競爭，但卻沒有適當關註合作。在特朗普任職晚期，當時和中國的合作基本上就消失瞭，至少官方措辭上是這樣的。拜登政府也就是過去一年才開始講合作的必要性，和中國合作的必要性。我們應該探討一下務實的兩國之間合作的議程應該是怎麼樣的，包括雙邊的、區域的和國際性問題上的合作，我認為有很多合作的領域是可行的。我們隻是需要有政治意願，把這個意願和潛力轉變成現實。
第三個建議，應該達成關於我們雙邊對於國際秩序的態度的諒解。美方總是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從來不講基於聯合國憲章的國際秩序。當美方說“基於規則”實際上是基於美國的規則。當你們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的時候，這個實際上是被WTO推翻的，但是美國根本就是無視WTO的判決，美國向中國發起的科技戰實際上是削弱瞭國際供應鏈，但是美國根本就不在乎。美國入侵伊拉克、轟炸利比亞，你們就是這麼做，誰管國際秩序呢？所以我們必須要講清楚，國際秩序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規則。對於中方來講，中國實際上是極大地獲益於國際秩序的國傢。但是並不是說中國對當前的國際秩序完全滿意，它是很好的，但不是完美的，所以應該進行調整。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14日，印度尼西亞巴厘島G20峰會上的美國總統拜登
所以我們需要與美國交流，現在的國際秩序的哪些方面應該進行改進，以及如何進行改進。這個角度來講，美中不僅僅應該向對方表明對於現在國際秩序的態度，同時也要讓國際社會放心，作為世界上兩大主要經濟體，我們不僅隻是關心我們各自的國傢利益，同時我們也關心整體國際社會的利益。如果這成為瞭雙方進行討論的起點，就是這個關系框架的起點的話，我覺得這會是非常好的，而且從某種程度來講是可行的。
說到這裡，我覺得這並不是說今後一年半就會發生的，因為美國進入瞭大選季，一切都會變得很瘋狂，這個我們都很熟悉，如果拜登想要競選連任的話，就有可能這麼做。但是現在來看，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並不高。但這並不是說我想怎樣就是怎樣，這是你們的內政，祝你們好運，謝謝！
達巍：謝謝吳教授提出瞭這三個關於戰略框架的具體建議。雖然您覺得它不會在近期實現，但是我們確實是需要這種具體的建議的。有很多人在談這個框架，但是很少人談到它裡面的內容，所以您的發言非常有用。
現在我們所有的嘉賓都已經發言過瞭，我覺得大傢都認同我的說法，就是我們發現所有的嘉賓都有很強的共識，這個共識也代表瞭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的戰略界的共識，也就是說現在的解凍或者是降溫是一個戰術性的變化，而不是結構性的或者是戰略性的變化。但是雙方可以利用這個時間窗口來穩定雙邊關系，管理差異。
我同意王教授和吳教授的看法，就是美中都把對方看作外部威脅，但是我想要說，除此之外，中國也需要美國，美國也需要中國。美國對於中國的福利福祉、經濟發展、技術發展至關重要。就我來講，我是大學教授，我很多學生仍然想去美國學習，所以美國很重要。當然我覺得中國對於美國也很重要，對於美國的福祉，對於美國普通人的生活很重要。如果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相互沖突、爭鬥對於整個世界來講都是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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