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後疫情時代，海外通脹大幅上行
在勞動力短缺、新冠疫情加速全球供應鏈重構和能源轉型背景下，通脹中樞的上行似乎已經成為共識。而在短期，美國經濟基本面韌性持續超預期。那麼，為瞭經濟“軟著陸”，美聯儲會上調通脹目標嗎？
通脹目標制是央行維持物價穩定的一種策略。1989年12月，新西蘭央行首開先河，宣佈實施通脹目標制。緊隨其後的是加拿大銀行（1991年）和英格蘭銀行（1992年）。按照英格蘭銀行中央銀行研究中心（Centre for Central Banking Studies）的統計，截至2012年初，共有27個國傢的中央銀行實施瞭明確的通脹目標制。美國、日本和印度分別在2012年、2013年和2016年采用。至今，明確實施通脹目標制的央行為34傢。
根據歷史通脹水平，不同經濟體設定的通脹目標不同，部分也會進行動態調整。自實施以來，英格蘭銀行、歐央行、美聯儲和日央行的通脹目標都是2%，但含義略有差異。比如歐央行是“略低於”2%，日央行是“略高於”2%，美聯儲初期是2%，2020年後采用瞭“平均通脹目標”，所以是一段時間內“平均”2%。
實施通脹目標制的一個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初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彼時國際貨幣體系進入純信用的“美元本位”時代，匯率也因此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一籃子物品價格就是貨幣價值新的“錨”，其對應的就是通脹目標制。在經濟學理論上，新古典學派和“理性預期”理論也為通脹目標制提供理論基礎。
三十多年來的經驗證明，通脹目標制有助於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信度，進而有利於物價穩定。但它並非沒有缺陷，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貨幣政策目標是否應該包括資產價格成為瞭持續被討論的話題。這至少說明，通脹目標制是有局限的。所以，並非物價穩定瞭，貨幣當局就可以“高枕無憂”瞭。
眼下市場關註的一個焦點是：美聯儲是否會上調通脹目標。在基本面韌性持續超預期和勞動力市場“非常緊張”的背景下，上調通脹目標至3%不是更容易實現？這樣一來，美聯儲也就不需要人為地“制造”一場衰退瞭。筆者認為，美聯儲上調通脹目標的條件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概率微乎其微。
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建立在“承諾”的可信度上，最忌諱“朝令夕改”。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在低通脹和“（名義）零利率下界”約束下，美聯儲啟用瞭兩項非常規政策工具：量化寬松和前瞻指引，目的是強化“零利率”政策的可信度，將“影子利率”（shadow rate）降至零以下，降低期限溢價，進一步拓展寬松政策空間，以刺激經濟復蘇。其中，前瞻指引的有效性建立在美聯儲的政策聲譽上。
為實現2%通脹目標，美聯儲2020年修訂瞭《聲明》，實施瞭“平均通脹目標”。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通脹率持續低於2%目標。為瞭避免出現日本式的通縮困境，2018年11月，美聯儲宣佈將在2019年對其貨幣政策戰略、工具和溝通實踐進行首次公開審查，最終在2020年形成瞭對《聲明》的修訂。2020年《聲明》重新詮釋瞭“最大就業”目標，提出瞭“平均通脹目標”（或“彈性平均通脹目標”）。這意味著，如果歷史通脹低於2%，未來就能容忍高於2%的通脹，以補償歷史的缺口。
美聯儲必須維護自身的政策聲譽，這是70年代“大滯脹”的教訓，是美聯儲追求獨立性的底層邏輯。所以，如果通脹未能在合宜的時間內收斂至2%目標，美聯儲更可能是在“平均通脹目標”下，暫時性地下調通脹目標至2%以下，而非上調至3%。
後疫情時代，通脹中樞上行似乎已成為共識。在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勞動力持續短缺和能源轉型等多重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下，上世紀80年代至新冠大流行之前的通脹大緩和的趨勢面臨逆轉。但長期通脹的中樞水平到底是多少，還需要時間來驗證。美聯儲的決策高度依賴數據。在數據足以證明通脹回不到2%之前，僅靠調查、模型或邏輯，美聯儲或難以說服國會。
一致預期會自我實現，中長期通脹預期對未來的通脹中樞有一定指引含義。疫情以來，美國通脹預期一度面臨“脫錨”的風險，但整體風險可控，目前“警報”已基本解除。費城聯儲專業預測者（SPF）調查顯示，2022年12月是5年期和10年期通脹預期的高點，分別為3.75%和2.95%，目前已經分別回落至2.5%和2.4%。金融市場交易數據隱含的通脹預期的期限結構向下傾斜。5年和10年期盈虧平衡通脹和消費者通脹預期均處在回落過程中。所以，美聯儲暫時沒有調整通脹目標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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