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研究顯示，約八成的美國工作崗位中，至少有10%的日常工作任務受到ChatGPT影響，約19%崗位的工作影響程度更超過50%。
在經濟系統中，一種造成全面失業、且對經濟增長構成牽制的技術創新是不可能出現的，但技術創新有可能帶來結構性失業。對於知識工作者來說，ChatGPT帶來的恐懼在於，“人工智能正在吃我的飯（數據），還砸我的碗（工作）”。
ChatGPT的出現掀起瞭一場內容生成式領域的AI革命。作為一項提高效率的工具，ChatGPT正在“入侵”、改變許多行業，並且很可能會替代很多工作崗位。OpenAI（2023）的研究顯示，大約80%的美國工作崗位當中，至少有10%的工作任務受到ChatGPT的影響；大約19%的工作崗位至少有50%的工作任務受到影響。
作為職業精英來說，ChatGPT可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甚至會直接砸掉飯碗。文字與視頻編輯、教師、律師、會計師、分析師、設計師、軟件工程師等知識工作者，過往構築的知識與技能的護城河，在內容生成式AI革命面前不值一提。
據美國《財富》雜志網站報道，一傢提供就業服務的平臺對1000傢企業進行瞭調查，結果顯示，近50%的企業表示“已經在使用ChatGPT”；而已使用ChatGPT的企業中，48%讓其代替員工工作。
就業市場“自動化”調節
與歷史上任何一次技術革命的情景類似，ChatGPT的出現引發瞭人們對失業的擔憂。但歷史經驗表明，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創造瞭更多的就業。對此，古典主義經濟學傢普遍是樂觀的，認為自由市場可以通過五種路徑對就業進行補償：
其一是新機器補償機制：技術進步產生的新機器替代舊機器，新機器所締造的工作崗位補償瞭被技術進步排擠的就業。例如，ChatGPT可以替代部分搜索、編輯、咨詢、編程的工作和人員，但是人工智能的開發需要大量的高級工程師，其訓練和運行需要大量的數據、算力和能源支撐，進而催生龐大的儲存、電子、芯片及能源產業，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
其二是價格下降補償機制：技術進步可以降低商品成本，進而讓需求增加、產出和就業擴大，實現補償。這是一種典型的古典主義范式。例如，ChatGPT可以改進經濟效率，促使付費知識、圖片設計、法律咨詢、軟件服務的價格下降，進而擴大瞭需求，促進下遊產業擴張，提供就業率。
其三是新投資補償機制：新技術促使成本下降、需求擴大，但是售價有可能沒有同比例的下降，這樣廠商就有瞭額外的利潤，有意願增加投資，創造新的就業。例如，微軟是最先接入ChatGPT的互聯網大廠，其ChatGPT幫助Bing、Microsoft Office提高市場占有率和收入，但短期內微軟不會降低產品價格，從而獲得超額利潤，激勵其乘機擴大對該產品的投入。
其四是新產品補償機制：技術進步帶來的新產品將創造新的生產部門和就業崗位。例如，ChatGPT可能會消滅很多崗位，如編輯、律師、教師、分析師、設計師，但它也可能直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如高級分析師、高級設計師、高級數據庫架構師、調查記者、管理者，還可能包括電子技術工人、石油開采工人、芯片工程師等。
其五是工資下降補償機制：技術創新引發失業，勞動供給增加，勞動力的價格就會下降。這個時候，一些廠商就會增加對廉價勞動力的僱傭，或開發勞動密集型技術，以降低成本。例如，ChatGPT導致普通教師失業增加，促使傢庭輔導教師的工資下降，傢庭可能進一步擴大傢庭輔導教師的僱傭量。
值得註意的是，工資下降補償機制後來還成為瞭新古典經濟學傢解決一切失業問題的“良方”。他們使用商品價格“彈性”的概念，對以上五種補償機制進行瞭補充。在價格下降補償機制中，有些商品價格彈性大，比如大閘蟹，如果打五折很可能會引發搶購，生產和就業會擴大，就業得到充分補償。但有些商品彈性小，比如食鹽，即使買一送一，很多人也無動於衷，並不會增加購買多少數量，補償作用不明顯。
福利經濟學派開創者庇古還引入瞭貨幣機制來解釋價格下降補充機制。他認為，價格下降意味著實際貨幣供給增加，利率因而下降，這將產生投資激勵的作用，從而增加產出和就業。這就是“庇古效應”。例如，ChatGPT降低知識產品和服務價格，創造更多的消費者剩餘，進而促進投資、消費和就業擴張。
技術創新 創造新需求
依據以上五種補償機制，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傢對於技術革命基本屬於樂觀派，他們根據均衡邏輯認為，市場的自我調節可以完美地呈現就業總量中性，市場的補償機制可以燙平新技術帶來的短暫性失業、結構性失業。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打破瞭人們對於就業市場均衡的信仰，經濟學傢開始反思為什麼市場的自我修復機制失靈瞭。
經濟學傢凱恩斯認為市場存在天然缺陷。在大蕭條期間，他發表瞭一個題為《我們孫輩的經濟可能性》的演講，試圖安慰在失業困苦中的人們，並且預言“生產率和生活水平將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提高四至八倍”。此外，凱恩斯提出，生產效率的提高也相應帶來各種各樣有待解決的問題，比如“技術性失業”現象。這就是“凱恩斯生產率悖論”。
從大蕭條開始，學界逐漸從非均衡的角度研究技術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實際上，熊彼特是第一個全面論述技術與經濟關系的經濟學傢，他將二者關系概括為“創造性破壞過程”。
一方面，熊彼特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中心，但技術創新不是均勻地隨機分佈於整個經濟中，因此會引起不同部門間的結構調整問題；同時，創新的擴散過程也是不均勻的，具有周期性。另一方面，熊彼特並不認為，經濟系統會被技術創新“肆意”破壞──人們常常陷於不確定的失業危機之中。
熊彼特雖然秉承折中主義，但他傾向於經濟決定技術論。熊彼特認為，“當技術因素與經濟因素相沖突時，讓步的一定是技術因素。但是我們並不能否定它的獨立存在和意義，以及工程師觀點的健全性。因為，雖然經濟目的支配著實際使用的技術方法，但弄清楚方法的內在邏輯而不考慮實際障礙還是有意義的。”
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學領域出現瞭兩種對立的理論：需求引致創新理論，即經濟決定論；自發創新理論，即技術決定論。需求引致創新理論否定技術性失業，認為技術進步完全服務於經濟，是對市場條件被動、機械的反應；自發創新理論支持技術性失業，認為技術的演變受自然規律支配，不以人的喜好為轉移的“突變”將沖擊經濟系統。
從現實情況來看，經濟決定論可能更為可靠，這是因為：
1）技術創新以滿足需求為前提。技術創造新供給，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但“創造”新需求的前提也是滿足需求。2）技術創新是經濟協作的結果。技術創新，尤其是底層技術革命，不可能“橫空出世”，它是一個長期積累且全球化協作的結果。例如，工業機器人的大規模應用，需要通信、芯片、數據、能源、金融等多領域創新和相互協作。這個過程是一個“破壞”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創造新就業的過程。3）技術創新是與經濟系統相互促進的。如果技術積累到一定程度出現規模經濟，對大規模的勞動力形成一次性、全方位替代，那麼，大規模的技術性失業不利於消費增長，反過來對技術應用、創新及經濟進步構成牽制。這種微觀反制在宏觀上並不完全成立。正確的理解是，技術造成結構性失業的同時，創造瞭新的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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