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淄博燒烤現象說明，當地政府在打造消費型社會、服務型政府方面做出令人驚喜的突破。
山東省淄博燒烤火遍全國，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經濟學意義，也有深刻的社會心理學意義。經歷瞭3年封控，人們以一種最原始的烹飪方式釋放消費沖動。從某種意義上，這才是真正的報復性消費。
在這場盛宴中，淄博市政府“出圈”瞭，在順應洶湧輿情的同時，非常巧妙地吸引流量，準確把握機會，將整個淄博市打造成網紅打卡地。要知道，在疫後促進消費復蘇的政策導向下，各大城市使盡渾身解數都沒有達到如此好的效果，淄博市則輕松地做到瞭。
淄博燒烤的走紅，當地政府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沒有政府公共服務的配套，單靠一傢一戶燒烤攤的小本經營，恐怕很難有這樣的聲勢。
在這件事上，淄博真正展現出服務型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是自上而下的指導和命令企業應該怎麼做，而是針對燒烤餐飲店需要解決的難題，提供環保、治安、交通、宣傳等公共服務。尤其是燒烤專列的開啟，無疑是神來之筆，大大拓展淄博燒烤業的市場廣度，是利用“大國重器”為“小民煙火”服務的典范。
疫情3年加速瞭歷史進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幾乎終結瞭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債務財政模式。接下來的財政轉型成為各方焦點，哪個領域有這麼大的資產擴張、財政收入空間來替代房地產行業？有人提出股權財政、數字財政，這些想法顯然都很好，但基本還是停留在概念上。
對於未來轉型方向，筆者有兩個核心觀點：
第一，去房地產化和化解債務一定要漸進式的，不能用“休克療法”，房地產依然是國計民生的支柱產業，不能一棒子打死。當前的任務是穩住樓市並加快復蘇，重新喚醒居民的財富效應，才能喚醒消費和內循環。
第二，城市管理要逐漸從“攤大餅”式的建設模式，轉為“店小二”式的經營模式，從投資型、債務型社會，轉變為消費型、財富型社會。當然，這個轉變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之中最重要、最復雜的一步，其中涉及到央地關系的重構、地方政府激勵考核方式的轉變等。
按照美國經濟學傢羅斯托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一個“起飛”的經濟體最終要軟著陸，要從大投資社會轉變為消費型社會。現在很多學者還在爭論消費和投資，哪個更應該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對於發展初期的中國來說，投資、儲蓄和資本積累最重要，但是發展到基礎設施已經比較完善，城市化率已經接近70%，政府債務率已經超過100%的階段，地方政府必須重新思考並定義自身的發展模式。
消費型社會需要服務型政府
構建消費型社會並不容易，需要地方政府從投資主導者的“甲方”，轉變為努力服務的“乙方”。當前我們正處於疫後經濟復蘇的關鍵時期，復蘇的勢頭非常明確，但也要看到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一是大型基建投資的可持續性問題，今年第一季度是基建項目集中開工，專項債和信貸集中投放的階段，對經濟形成一個向上的脈沖，接下來基建投資可能會慢慢緩和，那麼誰來續航這個動力？
二是全球經濟出現衰退的概率愈來愈大，從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表現看，全球耐用品去庫存的壓力愈來愈大。三駕馬車中，接下來消費要挑大梁，以內循環為主導新發展格局，一定要穩定擴大內需，否則可能會陷入需求持續不足的局面。
淄博燒烤現象說明，當地政府在打造消費型社會、服務型政府方面做出令人驚喜的突破。要知道，淄博是一座重工業城市。在疫情過後刺激消費復蘇的第一年，就做出令人鼓舞的舉措，反映當地政府在經濟轉型方面形成共識。
據統計，今年第一季度淄博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大幅飆升，達到近111億元人民幣，排名急升至全省第三（僅次於省會濟南和青島），尤其是3月份按年增長23%。其中，餐飲住宿等大消費行業貢獻最大，五一期間酒店訂單量為2019年同期的800%。
與賣地收入相比，一般公共財政收入的含金量極高，相當於一個公司的主營業務收入。這種收入結構的轉變，當然有傳統老路走不通的倒逼，但更多的是政府官員理念的轉變，是對消費型社會和服務型政府的深刻認知。
筆者希望“燒烤熱”對淄博不是曇花一現，也希望全國有更多的地方政府能夠以長期主義、人本主義的理念，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這不僅是保持疫後經濟復蘇可持續性的重要舉措，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否實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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