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非常完善的制造業產業鏈體系，服務業發展潛能空間巨大。
“十四五”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將在政策驅動、市場驅動、科技驅動下實現更加穩定、可持續的增長目標，為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成功樣本。隨著大灣區加快發展協同和擴大對外開放，未來將不斷增強經濟發展韌勁，吸引更多海內外長期投資，屆時將形成科技資源集聚、先進制造業發展引領、金融服務層次更高、國際人才交融的世界一流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世界其他灣區所不具備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制度優勢，即港澳地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及創新的制度安排，為大灣區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創造優渥的制度環境，並為“雙循環”發展格局提供重要動力；二是市場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非常完善的制造業產業鏈體系，服務業發展潛能空間巨大，既有供給優勢（國傢重大戰略佈局、完整的產業鏈協同等），也有需求空間（2022年人口約8670萬人，GDP規模突破13萬億元人民幣），消費內需增長潛力大，有望支撐大灣區更強的內生性增長。
大灣區的發展優勢
擁有較先進的產業鏈制造基礎。珠三角地區的崛起主要得益於港澳地區的對外窗口功能，吸引大量國際投資，成為承接全球第三次制造業轉移的重要基地，逐漸形成龐大的制造產業集群。統計顯示，珠三角地區吸引港澳地區的資金占總外資的比重超過60%，其中制造業的投資占比約達到40%左右。此外，過去三年大灣區加大先進制造業、戰略新興產業及前沿領域發展，先進制造業發展明顯加快，高新科技產值比重大幅提升。數據顯示，2019至2021年大灣區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的平均增速從7.7%提升至16.2%，其中先進制造業增加值平均增速從5.3%提升至10.3%。
具備高水平開放的金融發展基礎。雖然相較於美國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環境存在一定差距，但大灣區的金融資源和金融服務網絡毫不遜色。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方面，大灣區擁有香港、深圳和廣州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支持，其中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經連續多年超過東京，並成為全球第一大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另一方面，大灣區的金融業比重較高，而且處於加快增長階段。數據顯示，2021年大灣區的金融業增加值超過2500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12.9%，超過東京灣區（10%），逼近三藩市灣區（15%）。
享有獨特的制度優勢和創新生態基礎。區內制度的多樣性和互補性，能夠幫助大灣區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近年來，大灣區集中推出多項扶持創新創業政策，廣東省加快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孵化平臺“1+12+N”空間佈局，港澳地區青年人才加快融入大灣區創新生態，同時香港特區接連推出優才計劃，出臺160項措施支持青年創新創業，推動大灣區人才互聯互通。
其他灣區的發展經驗
發展前沿科技創新產業。世界三大灣區的崛起源於第三次科技革命，高科技已成為灣區經濟崛起的主要標志。無一例外，三大灣區不僅擁有共同的科創基因，匯聚大量科技創新資源，而且通過培育全球領先的跨國企業（以科技企業為主），將先進科技的專利技術和知識產品輸出到世界各地。研究顯示，2021年矽谷和三藩市的上市公司總市值達到14萬億美元，估值超10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達到230傢（矽谷和三藩市分別為213傢、17傢）。
構建多層次科技投融資體系。三藩市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催生出多層次融資模式，風險投資、天使投資廣泛興起，專註於服務科技創新企業的納斯達克及知名的矽谷銀行均誕生於此。東京灣區的科技投融資體系比較健全，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一是服務於中小企業的策略性金融機構及配套的信用擔保機制；二是政府支持的風險投資；三是多層次資本市場，即MOTHERS創業板（二板市場）和三板市場，主要面向高科技企業，提供直接融資服務。
建立產學研協同的融合發展模式。發展前沿科技必須要有國際一流的教育資源，而世界三大灣區的快速發展均依托輻射能力較強的國際知名院校，以及眾多跨國企業和投資機構密集設立的科技創新實驗室。以東京灣區為例，該區不僅擁有260多所大學高等教育機構，註冊大學生人數達到130萬人左右，而且日本知名企業如三菱、豐田、索尼等均設立各類研究所，大學與研究所、企業形成科技創新共同體，成為專利技術的發源地。
大灣區的政策機遇
緊跟戰略佈局和政策機遇，充分釋放制度優勢潛能。2019年以來，國傢從頂層設計層面謀劃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為建設世界一流灣區指明方向。同時，圍繞大灣區前沿科技、戰略產業以及擴大開放等作出系列部署，廣東省和港澳地區推出諸多中長期政策落地施工圖，大灣區“1+N”規劃政策體系逐步構建，從頂層設計到戰略實施，再到政策落地，將為大灣區前沿科技創新、經濟產業轉型升級及高水平對外開放創造諸多發展機遇。
“十四五”時期，大灣區需要充分發揮大灣區獨特的制度優勢，將制度優勢轉化為資源融合、產業協同和智商合作的發展優勢，集中各方資源，緊跟國傢戰略佈局，促成創新發展政策加快落地，將大灣區智能制造和前沿科技產業規模、增加值和附加值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保持體量規模優勢基礎上更具註重結構優化，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形成比肩世界三大灣區的國際競爭力。
吸收國際灣區發展經驗，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級大灣區。雖然粵港澳大灣區從正式納入政府報告隻有十三年時間，卻是中國整個改革開放的歷史縮影，積累瞭深厚的經濟發展基礎，具備很強的後發競爭優勢。世界三大灣區發展歷史較早，積累較多成功經驗，未來大灣區的建設可以從中適當吸收更多國際經驗，例如產學研協同、多層次投融資等，同時也要廣泛汲取深刻教訓。
近年來，大灣區加快推進南方科技大學、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引進港澳地區國際一流院校資源（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增強大灣區產學研智力支持。同時，國傢金融管理部門從促進大灣區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促進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提出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總體而言，大灣區的發展植根於中國的具體國情，凸顯中國特色，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戰略佈局，根據大灣區的經濟產業基礎、科教資源以及地理區位等資源稟賦，匯聚科教、金融及創新創業人才資源，加快打造全球科創中心，形成金融開放新高地。
厚實開放和創新發展優勢，加快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粵港澳大灣區具有“開放+創新”的基因。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港澳地區成為當時復雜國際環境下，中國對外開放的唯一窗口。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珠三角地區憑借吸引大量來自港澳地區的外資，迅速建立起比較發達的工業體系。隨著國傢大灣區戰略加快落地，大灣區雙向開放向縱深發展。由此可見，大灣區作為國傢“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一極，未來可以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獨特便利優勢，通過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拓展國際發展空間。
未來加快建設世界級灣區，仍應立足開放與創新兩大基石，加快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一方面，堅持全面深化改革，打破三地行政體制壁壘，積極拓展三地合作空間，促進國際科創、國際金融兩大中心協同，培育一批世界級科技領軍企業，形成規模化國際科技產業集群，增強大灣區科技創新實力；另一方面，鞏固提升大灣區對外開放窗口作用，更好地發揮港澳地區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功能作用，聚力國際資金、國際人才和國際市場三大資源，加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升大灣區貿易價值鏈地位。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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