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在於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暢通，並讓資金流與實體經濟緊密相連。
最近筆者關註到，山東省淄博成為網紅打卡地，原因是當地燒烤非常火爆，吸引瞭全國各地遊客前往品嘗燒烤，導致當地遊客爆滿。有人認為，燒烤熱的背後是地方政府在推波助瀾。我覺得，當下讓經濟活起來是最重要的。要形成新發展格局，就要保持內外部的流動性暢通，政府部門更多采取支持和引導好資金流、物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舉措，多采取疏導而非堵截的辦法。
據美團數據顯示，4月14日去淄博的火車票訂單數量已經達到今年春運的兩倍，當地政府新增21條燒烤公交專線，淄博五一住宿預訂量比2019年上升瞭8倍。盡管大規模燒烤對環境的影響肯定是負面的，但如果經濟一蹶不振，環境再好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
淄博燒烤走俏的背後，反映瞭老百姓對出行自由和消費自由的向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各地對於城市的違章建築、路邊亂擺攤位的管控比較嚴格，從市容市貌、食品安全等角度看，這確有一定必要。但當就業壓力增大、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時，孰輕孰重還是容易辨別的。據說淄博政府對於遊客非常友好，這也體現瞭政府部門對草根經濟的呵護，流量經濟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
隨著疫情陰影的淡去，大傢都很關心客流量，包括公路、鐵路、航空等客運量和地鐵的客流量等。這既反映經濟的恢復程度，又是信心指數。例如，2019年3月中國客運總量為14.3億人次，到2022年3月已經降至4.2億人次，說明受疫情影響，人口的流動性大幅下降，對應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速也從2019年的6%，降至2022年的3%。
今年以來，出行人數逐月大幅增加，反映出經濟復蘇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對應著中國經濟GDP的增速也將顯著回升。
年輕人失業率高企不利消費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十四五”規劃就提出來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而要讓雙循環能夠暢通循環，就需要保持良好的流動性。而要保持流動性的暢通，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例如，人口流動性的暢通，需要有就業機會、消費能力等作保障。2022年，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同時外出農民工數量隻增加0.1%，增速明顯下降。從今年3月份數據看，盡管調查失業率還是穩中有降，但16至24歲勞動力的調查失業率高達19.6%。年輕人是消費的主力，失業率偏高不利於擴大消費。
2022年城鎮化率隻提高0.5個百分點，說明中國城鎮化進程已明顯下降。為此，必須采取更寬松的政策，降低大城市入戶門檻，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務，讓更多的人口流動起來。
今年3月份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生產指數增長瞭12%，說明人口和貨物的流動性已經有很大改善。第一季度國內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有5.8%的增長，其中餐飲升幅接近14%。不過，消費充其量還隻是恢復性增長，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放在首要位置”的目標仍有差距。
此外，網上實物消費的增速超過8%，占比接近25%，由此帶來快遞行業從業人員數量的大幅增加，而實物店的從業人員數量相應減少。根據全國總工會的統計，全國外賣員、快遞員、專車司機等人員數量為8400多萬人，占全國城鎮職工總數的20%。所以，“流動創造價值”並不誇張。
貨物的國際流動性方面，第一季度進出口依然保持增長，其中出口增長8.4%（人民幣計價），而且民企的出口增長更快。從出口貨物的流動路徑看，對歐美的出口總體出現倒退，但對東盟和東歐的出口大增。
信息的流動性方面，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11.6%，說明信息流依然保持高增長；今年第一季度GDP能實現4.5%的增長，主要靠服務業，增長瞭5.4%，這更說明流動性的改善對GDP的拉動作用。
當然，第一季度的經濟反彈在預期之中，說明中國經濟在疫情好轉之後恢復頗為順利。但恢復之後能否維持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暢通，能否讓資金流與實體經濟緊密相連，仍是需要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和創新舉措去優化。
基建投資回報下降
3年前，筆者曾就社會融資市場的“流動性分層”現象進行解釋，認為社會融資規模大是因為貨幣流向資產領域而非實體部門，以此來解釋為何房價漲而通脹低的原因，所謂的“水往高處流”。而當今我們面臨的，一方面是實體經濟的現金流偏緊，地方政府、房地產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壓力大，另一方面，則是銀行等金融機構面臨“資產荒”，雖有錢但缺乏可以配置的資產，貨幣空轉的現象十分明顯。不僅通脹率低，而且房地產和金融資產都出現瞭總體估值水平下移的現象。
上述是對社會融資的流動性分層現象的解釋。事實上，流動性分層不僅存在於金融領域，在就業、投資、消費、區域經濟等方面，也出現明顯的分層現象。例如，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占全球的份額在35%左右；同時，中國居民消費對GDP的貢獻卻顯著低於全球平均水平。
又如，隨著經濟的恢復增長，今年中國就業狀況總體良好，但第一季度年輕人調查失業率接近20%，與整體的5.3%的失業率水平相距甚遠。今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1158萬，如果不采取相應的舉措，則到瞭7月份以後，年輕人就業壓力會更大。
再如，中國的人口流向與投資流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向關系，從區域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例看，呈現出愈往西，人均投資規模愈大的現象，即人口向東，投資向西。其結果是西部的地方債務壓力加大，償債能力減弱。
流動性分層現象如果愈嚴重，則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就愈大。如今年中國的貨幣政策定位是“精準有力”，說明原本作為總量政策的貨幣政策，需要借助結構性施策來達到預期效果。
如何讓人口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暢通地流動起來呢？關鍵還是要優化結構，同時避免過度的行政幹預。例如，現在中央已經對各地城市要上馬的地鐵項目進行嚴格控制，規定預期客流量要達到一定規模後才能建造。畢竟中國總人口已經出現負增長，到2050年預計總人口將減少2億以上，今後人口集中度的提高是大趨勢，這意味著未來很多地區的大量基礎設施，如鐵路、高速公路和城市軌交等都會被閑置。
通常大傢都接受這樣一個觀點：想要富，先修路。然而，修路是有成本的，尤其修高鐵和高速公路，成本非常高。如果修好的路沒有幾輛車在跑，還不如不修？如果把這些修路的費用拿來促消費，增加居民的養老金收入，是否更好？例如，貴州的高速公路總裡程到2022年末，已經達到8331公裡，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高速公路總裡程隻有7800公裡，但貴州2022年的GDP總量不足日本的十五分之一。
當前，貴州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已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註，並由此引發投資者對各地城投債信用問題的擔憂。因此，基礎設施建設固然重要，但流動性更重要，流動性涉及到社會信用體系的穩定，如果因為超前基建投資而帶來資金流的阻斷，可能會引發區域性乃至系統性金融風險。
基建的投資回報率愈來愈低，而且拉動經濟的乘數效應也愈來愈差。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消費上的公共投入的乘數效應遠遠超過投資，如消費券的乘數效應大概是三倍，而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的乘數效應可能隻有一倍左右。從流動性的角度看，促消費的效應遠遠超過投資。
因此，還是得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對市場要有敬畏之心，地方政府尤其要學會“流動性管理”。人口流動從表面看會加劇區域間的發展不平衡，但人口流動的動力來自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合市場底層的經濟利益最大化邏輯。因此，人口自由流動的結果，是縮小收入差距（落後地區人口減少，人均耕地面積擴大，人均資源擁有量增加），這不是與共同富裕的目標相一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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