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主要國傢中，中美兩國的總需求結構正好相反，中國是投資高、消費低，美國是消費高、投資低。居民消費率的高低取決於兩個因素：其一，消費傾向，這等於每一元可支配收入中用於消費的比重；其二，國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比較中美兩國居民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費傾向可知：2001至2020期間，中國居民收入占比平均隻有61%，而美國是76%；中國居民消費傾向是63%，而美國是92%。
簡單推算即可知道，在消費傾向既定的情況下，隻要中國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到美國的水平，居民消費率就將達到48%，與中高收入國傢平均水平相當；或者，在居民收入占比既定的情況下，中國居民消費傾向提高到美國的水平，居民消費率就將達到56%，與全球平均水平相當。
那麼，在居民收入占比過低和消費傾向過低兩個因素中，哪一個對消費的影響更大呢？是前者。因為消費傾向依賴於收入：收入高、收入穩定，消費傾向自然也就高。觀察新冠疫情前的數據可以發現，自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峰以後，居民消費傾向就在不斷上升，相應的，居民儲蓄傾向（儲蓄／可支配收入）不斷下降。
消費傾向的上升和儲蓄傾向的下降符合生命周期理論：在人達峰前的人口紅利階段，獲得收入進而儲蓄的勞動年齡人口較多，因而居民部門總體的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上升；在人達峰之後，退休的老年人口開始消費此前的儲蓄，這必然導致消費傾向上升、儲蓄傾向下降。
但從人達峰之後的2012年算起，中國居民收入占比基本沒有變化，2019年的數據甚至還低於2012年。因此，居民不消費不是因為“吝嗇”，實在是囊中羞澀。
那麼，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呢？進一步觀察中美居民收入的結構，可以發現問題的答案。
中美關於居民收入的統計有所差異，但大體可歸於三項：居民可支配收入=勞動報酬＋財產收入＋經常轉移。
比較中美居民的三項收入，中國居民的財產收入隻占4%，經常轉移收入幾乎可以忽略。相反，在美國居民的收入中，財產收入占到22%，經常轉移也達到9%。所以，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兩個途徑就是增加居民的財產收入和經常轉移收入。
要增加居民的財產收入，首先是要讓居民部門擁有財產。如果不擁有財產，怎麼能夠獲得財產收入呢？作為加入生產函數、推動經濟增長的生產要素，資本是整個經濟中財產收入的最終來源，所以，資本的所有權屬性決定瞭居民財產收入。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1978年改革開放後，在中國資本所有結構中，私人資本大幅上升，但直至2019年私人資本占比也隻有64%，國有資本占比高達36%。相比之下，在美國的資本所有結構中，2019年私人資本占到83%的份額。
宜提高金融資產占比
在資產一定的情況下，增加財產收入的方法之二是改善居民的財產結構。觀察中美居民的財產結構可以發現，中國居民財產收入低的第二個癥結，即實物資產占比過高，在金融資產中存款類資產占比過高，這兩項均是低收益的資產。相反，美國居民的金融資產占比很高，金融資產中權益類資產和持有的機構投資者資產（養老基金、共同基金、壽險等）占比很高。算起來，在美國居民部門金融資產中，直接和通過機構投資者間接持有的權益類資產達到50%以上──這是居民財產收入較高的另外一個原因。
除瞭財產收入之外，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更加直接和迫切的途徑是增加居民的經常轉移收入。財政的職能之一就是再分配，即利用收繳的稅收和非稅收收入，反補給居民部門中的弱勢群體。
以往的研究已經指出，在初次分配環節中，財政通過較高的宏觀稅負占有瞭較大比重的收入，在再分配環節，又通過經常轉移將部分收入轉移給瞭自己。這背後反映出中國財政體制存在三個問題：以養人為主的“吃飯財政”、過多介入經濟事務的“投資財政”、債務快速累積的“窟窿財政”。
總之，中國居民收入占比過低，乃至居民消費率過低，因財政金融兩個方面的體制性掣肘。在三年疫情之後，隨著就業的提升和消費場景的恢復，居民消費當然會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復，但不能對之期待太高。在體制缺陷沒有根除的情況下，居民消費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成為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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